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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火热的山城去扎根

——记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硕士毕业生任仲泉

■研通社记者 曾维康

  2009年5月3日,应清华大学20名即将到西部和基层就业的毕业生邀请,温总理来清华与他们座谈。任仲泉就是其中的一位。座谈会刚开始,温总理就告诉他们,“我来跟大家座谈,希望在大家临行前能有所启发,能得到力量。”

  那天,已经签约重庆基层选调生的任仲泉很想跟总理说说自己的心里话。可是,发言的同学太多了。一直等到座谈会结束,他都没能有发言的机会。

  两年前,当自己的同窗庄皓很坚决地选择到西藏工作的时候,已经保送研究生的任仲泉还未能体会好友当时的想法。今年4月,他已签约重庆选调生。在与温总理座谈的时候,他想向总理说,到了真正选择人生道路的时候,他才真正领会到了好友当初的那句临别赠言,“一个人的能耐不是用金钱来衡量的,而在于你对这个社会的作用。”

  从重庆的“观察者”到“当局者”

  任仲泉长得精瘦,鼻梁上挂着一副眼镜,看起来一副很干练的样子。他说,“早在去年9月份,我就将目标锁定在重庆基层。”按照他的说法,“我与重庆是有缘的。”

  2008年7月,任仲泉有幸参与《重庆蓝皮书》的撰稿,负责“重庆市城镇化进程中的人口转移问题及对策研究”专题的撰写工作。当时给他的要求是:用不到一万字的文章,来讨论数以百万计的人口如何转移,并要提出系统的、可操作性强的对策与建议。

  接到这个任务,任仲泉的压力非常大。虽然自己在本科期间对人口转移等问题做了大量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交叉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都是小样本、小范围的研究。现在突然要对这么一个“庞然大物”做一个分析研究,一时半会还真不知道从何入手。
面对别人的信任,他逐渐冷静下来。他首先认识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报告的质量或将直接关系到重庆市人口转移的对策,如果被政府部门和相关领域的专家引用的话。想到此,他越发紧张起来。

  “我要对自己写出来的东西负责。”强烈的责任感驱使他在当晚列出了一个大致的写作计划:总结以往调查的经验,搜寻重庆市人口转移的所有研究文献,列出重要问题,制定调研计划等等。

  在接下来连续三个月的调研、统计、分析、咨询过程中,任仲泉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在调研阶段,他常常在颠簸的车上座上一整天;在写作阶段,因为时间紧迫,他常常隔三岔五地熬通宵;在写作过程中,他不断地问自己,建议和对策是否抓住了问题根源,是否符合当地情况,是否能执行实施;为了确保语言表述的准确性,他对文稿进行了近百次的复查和修订。

  汗水换来了沉甸甸的硕果。目前,任仲泉作为撰稿人之一的《重庆蓝皮书•2009年中国重庆发展报告》已出版,并在今年重庆“两会”期间送各位代表和委员参阅,得到了广泛好评。

  更为重要的是,与此同时,任仲泉对重庆的感情也开始由“观察者”的角色向“当局者”的角色转变。

  任仲泉说,重庆人重情重义,重庆市还有重山重水。他喜欢拆字解字,对重庆别有一番情义的他对重庆的解释是“千里为重,广大为庆”。现在虽然已经回到学校,但每每想到在重庆调研的日子,他就特别怀念。

  不经意间,他已爱上了重庆这座城。从那以后,只要在上网、读报时看到有关重庆的新闻,他都特别关心,总要看一看才安心。

  其实在那时,他已萌生了到重庆就业的念头,只是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机会。

  在城乡的穿梭中成长成熟

  2008年11月,任仲泉参加了在就业指导中心举行的重庆市人才引进工作座谈会。当得知重庆要招聘一部分选调生到基层工作时,他高兴极了,“这至少说明我离自己的目标越来越近了”。

  任仲泉无疑是一个充满激情的人。在他看来,重庆市作为大农村、大城市、大库区、大山区并存的年轻直辖市,集合和叠加了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的发展现象,正是青年人施展抱负的好地方。而今年,又恰逢西部大开发实施十周年, “国务院关于推进重庆市统筹城乡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的三号文件出台,作为中西部地区唯一的直辖市,重庆已然站在了新的起跑线上,而此时即将毕业的他同样也站在了人生的真正起点。任仲泉无不感慨地说,“我若能和山城一起奔跑,这样的人生会该是多么精彩啊!”

  与此同时,他也深深地意识到重庆市存在人口基数大、农村人口多、贫困人口多、流动人口多、库区移民多、少数民族人口多等诸多困难。但他觉得,如果自己能实实在在为这“一大五多”的人群做些事情,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这可能与任仲泉的农村情节有关。他自小在农村长大,家庭经济并不宽裕,而且弟弟今年也要参加高考。和所有的农村子弟一样,他的就业还关乎整个家庭。

  与重庆市委组织部签约前,任仲泉很担心父母反对自己的选择。“好不容易把自己送到了城市,怎么又跑回来了?”没想到的是,在与父母说了自己的想法后,电话那头的父母竟毫不犹豫地表示支持他。不仅如此,他们还每天来电话催儿子签约。

  任仲泉说,“虽然父母都是农民,文化程度不高,以至于他们不清楚重庆与黑龙江有啥区别,更不知道何为选调生;但重要的是,他们一定明白我到基层工作意味着什么。他们本可以让儿子做家里的经济顶梁柱,也可以盼着儿子把他们接到城里住楼房。可是一旦我去了重庆基层,这一切再正常不过的愿望都会变得难以实现。”

  任仲泉被朴实无华的父母感动了。虽然他们一辈子任劳任怨惯了,但在儿子最为关键的时刻,他们的表现比自己这个读了18年书的硕士生儿子更有内涵,更有远见。与父母的“舍得”相比,自己的那点所谓的“付出”又算得了什么?

  得到父母的支持后,任仲泉的信心更足了,手脚放得也更开了。很快,他又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放弃到城区工作的机会,申请到重庆市较为艰苦地区的基层工作。

  任仲泉相信,去基层是有发展的。他希望自己在城乡的穿梭中成长成熟。他说,“一方面,我从农村长大,到北京求学,再回到基层。这样上上下下走几次,可以培养与群众的深厚情感,可以锻炼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另一方面,这也有利于我在不同地区的实践中了解国情。我从大东北到大西南,正好是一个大调角,跨度很大。可以看到东部现象、中部现象、西部现象以及它们的叠加。”

  临行前总理的谆谆教诲

  “什么能使心灵永远明亮而不至于后悔?那就是理想信念,把你们的一生献给人民,这就像一盏明灯在你们的心里点燃而且照亮你们前进的方向,不要退缩。”听到这句话时,任仲泉几乎快被感动得流下泪来,“总理的这句话多像是说给自己听的啊!”

  回忆择业之初,他也为薪水、起点、城市、前景等头疼不已,以致一时间摸不着南北,像个没了磁性的指南针,毫无方向地乱转。幸运的是,心中最初的那个服务基层的理想终于战胜了“精打细算”和种种顾虑。4月2日,他毅然签约重庆,做一名选调生。

  总理还给他们讲了自己上大学时的故事。总理在上大学的时候,假期几乎没有回过家,都是在做农村调查,和农民们睡同一张炕。大学毕业的时候,总理写了两份血书,要求到西藏工作。后来研究生毕业后,还是选择到西北去工作。

  温总理语重心长地告诉他们,“回想起我自己成长的路,要做到成才报国,前进的路并不是平坦的,如果没有深刻的觉悟、拿不出刚毅的意志力,下不了艰苦卓绝的苦功夫,做不好脚踏实地的准备,那是实现不了自己所期待的目标的。”

  听完总理的讲话,任仲泉更加坚定了自己的选择。他在自己的日记中这样写到,“到基层工作,就要把物质条件想得更苦一些,要把开展工作想得更困难一些,要把预期放得更低一些,要把精气神提得更高一些。虽然我接受了国家最好的教育,但是距离一名合格的基层工作者还有一定差距。要以领导为师,以同事为师,以群众为师。实践为主体,同时多读书看报,做些调查研究。做一个真正有益于基层群众的人!”

  签约重庆基层,虽然让任仲泉远离了家乡和母校,但他并不孤独。因为,与他一同前往重庆的还有四十余名清华学子,他们已形成一个“战斗集体”。他们要把自己的青春奉献给重庆山城,奉献给最需要他们的地方。(编辑 襄桦)

(http://news.tsinghua.edu.cn)
[更新:2009-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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