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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清华结缘五十载——访历史系教授李学勤

●学生记者 潘可佳 张元智 周寅婕

图片新闻:李学勤鉴定馆藏文物  摄影:郭海军


  1925年,汇聚了四大国学导师的清华国学研究院正式成立。在2005年的这个早春时节,国学研究院80周年纪念日已悄然临近。随着第六届人文知识竞赛热火朝天的开展,清华园内又掀起了一场国学之风。带着对清华文科复兴的热忱与信念,三位学生记者近日采访了著名历史学家、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李学勤先生,请他讲述自己难忘的治学经历。一个个真实、动人的故事,给我们展示出一条清晰的与清华渊源不断的脉络……


少年书生意气时

李学勤先生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从幼年起,读书就成为李学勤最大的嗜好。

李学勤读书不为学科所囿,尤其不拘泥于文科或者理科。从七、八岁起他便成了《科学画报》的忠实读者。上中学后,李学勤的阅读面更是广阔了许多。英国大主教巴克来、经济学家庇古、德国哲学家康德等人的英文原版著作都成了李学勤高中时掌中所捧的必读书目。

“我有个爱好,就是看符号,越是看不懂我就越喜欢看。”李学勤这个奇怪的爱好,让他独具发现之眼,伴随着他获得了一次次的成功与辉煌。

1950年,17岁的李学勤开始对甲骨文感兴趣。那一串串未知的符号的确切含义,那一层层隐藏在龟甲背后的先人的思维,如同魔法一般召唤李学勤。当时位于文津街上的北京市图书馆成为李学勤研究甲骨文的大本营。一有空这个清瘦的年轻人便会一头扎进书堆里,去寻找甲骨文带给自己的精神上的欢愉。

一个很偶然的场合,李学勤看到了金岳霖先生为中国引进西方数理逻辑的第一部书--《逻辑》。“一看满书都是我不认识的符号,我的兴趣立刻就来了。”从头到尾把书看完了之后,李学勤开始真正沉迷于数理逻辑了。而这对李学勤的最大影响便是1951年他决定报考清华大学,理由很简单——师从金岳霖。

“其实我来清华的时候并不是学习文史,而是学习哲学。因为金岳霖先生所教的专业是哲学。”与现在满满一教室学生面对一个老师相比,师从金岳霖的那段难忘时光无疑更给李学勤的学习生活增添了许多情趣。“那时候我们就几个学生,经常就跟着金先生到他家里去。到他家我们就是聊天,金先生点起一袋烟,我们就在他的烟袋跟前聊一整天。学问也就是这么才做出来的。跟从金先生学习,不光是学他的知识,也要在他的烟袋跟前学习做人。”

复建文科,我愿意回来!

“我是建国以后入学的学生,1951年入清华哲学系,院系调整以前就离开了清华,所以我是属于清华老文科的最后一班学生,1952年的夏天我就调走了,进入中科院的历史研究所工作。虽然我在清华时间并不长,可是清华给我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我在这里念书,认识了许多老师,向他们请教学习。实际上我研究甲骨文,还是从王国维这个传统来的。应该说,我整个的学术知识道路,都是从清华这个系统来,所以我对清华的感情是很深的。可是后来清华变成了一个工科大学,不但文科没有,理科也没有了,所以那时候到清华来的机会就很少。”

埃及人有着这样一句俗谚,喝过尼罗河水的人,必将回到尼罗河来。从荷塘边走出去的清华人,也都怀揣着清华情结,他们总是渴望回来,哪怕只为母校尽一点力。李老师也是如是。

1983年,真正的文科筹备终于如有识之士期待的那样开始了。当时有一些学者给中央上书,希望恢复清华综合大学的体制,时任校长刘达先生着手组织恢复清华的文科理科。“1985年,清华建立了思想文化研究所,又复建了中文系,之后,刘鄂培和羊涤生两位教授就来找我,问我愿意不愿意回学校,我说愿意,可我当时做不到,实际上我从1985年开始是历史研究所的副所长,到了1991年我做所长,这段时间我不可能离开社科院的岗位。"”

等啊等,机会终于来了,“1992年的一天,我在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现在我记不太清了,好像是南方的一所大学,建立了一个没有编制的研究所,人都是外面的,用外面的力量来建设大学里没有的学科,我觉得这个做法很好。所以当时就通过学校的一些朋友反映了这个意见。那时候徐葆耕老师是中文系的系主任,他听说这个事情就向时任校长张孝文报告,张校长非常支持,在校务会上正式通过之后,就由我来牵头建立一个‘国际汉学研究所’。在1992年,这还是非常罕见的事情。我在这里建立国际汉学研究所,实际上是这个学科的发端。”

这以后,李学勤老师、徐葆耕老师和历史系的葛兆光老师一起开始了这方面的工作。成立之初的国际汉学研究所虽然挂靠在中文系,实际却是个“三无研究所”,“没有编制,没有房子,没有钱,可是我们在三无条件之下,还是做了大量的工作,翻译编著了很多汉学书籍,像《国际汉学名著提要》,《国际汉学漫步》,在辽宁教育出版社出了《国际汉学名著译丛》,还出版了《法国汉学》,这套书出了十辑,到现在还在继续出版,还和欧洲、美国、澳大利亚、日本的很多相关单位建立了联系,现在汉学变成了一个专门的学科,我们也成了国际汉学方面的带头的单位。在我们之后,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等单位才纷纷建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从那时候开始,最初我是作为兼任教授,后来是双聘教授,双聘就算一个正式的名义。可是不管怎么说,我的主要工作还是在社科院,从1991年到1998年,我一直担任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的所长,1996年开始我又做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工作非常繁重,所以我在清华的时间不是太多,但是我每周都会过来,很多会议我都参加,怎么说呢,应该说我非常羡慕清华,非常爱清华,所以只要有时间我就回来,我能够做的,我一定会做。”

“我在这里做的工作,不只是国际汉学研究所。今天我们的人文学院有十多个系所,是很大的机构;今天我们的历史系也不比北大的历史系小。可是那时候不一样,那时候还是和科技结合的,比如办了编双--科技编辑专业,当时很受欢迎。那时候还有传媒专业,也是跟科技相结合的。所以那个时候的文科,是在工科大学里面建立的文科,跟我们设想的文科还不太一样。”

对于清华文科的复建,李学勤老师所做的,还有很多。他还曾经担任思想文化研究所的所长。思想所初建,学校请来学术泰斗张岱年先生兼任这个所的所长,张岱年先生受业于清华,对清华的感情很深,很愿意做这个事情,可他毕竟岁数大了。“所以当时由钱逊先生(国学大家钱穆先生的长子)来辅助他工作,张先生和钱先生都退休之后,就由我来接替这个工作,我们这个所当时有二十多人。2003年下半年,历史系和思想文化研究所合并,这是为了发展我们的历史学科。

“那几年我工作岗位不在这里,但是我经常回来开讲座,我办了一个系列讲座叫《简帛与学术史》,当时我承担了‘985’课题,研究新出土的简牍帛书,特别是和学术史有很大关系,我和廖名春老师一起做这个事情。”


文科复建二十年,硕果累累

如今,清华大学正朝着建设综合性、研究型、开放式的世界一流大学目标奋进。为实现这一目标,清华文科力量亟待壮大。遵循“古今贯通、中西融会、文理渗透、综合创新”的学术范式,打好基础,突出应用,注重交叉——今天的清华文科正在形成自己的特色。“咱们学校文科的完全复兴或许还需要整整一代人的努力。但我相信,在2011年咱们百年校庆的时候,文科发展的成绩会相当显著。”李学勤这样说道。

“清华并不是中国现代大学中最早的一个,北京大学、山西大学、河南大学,这些大学都比清华早。所以说,清华从传统上并不是最早的,在早期它的文科也并不突出。但是上个世纪20年代以后,特别是1925年建立国学研究院之后,再确切一些是1928年,清华改成国立大学以后,我们的文科迅速地兴盛起来。从1928年到1937年抗战爆发,这十年之中,清华的文科一跃成为全国最好的文科,变成了整个学科的前沿,这个原因,就是当时梅贻琦校长说的,有大师!这话真是不错,清华在网罗人才,强调人才培养,注重教师发挥作用方面,做得特别好,所以特别有成就,好多中国的学科实际上是从清华的文科开始的,是在清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比如考古学、教育史、法学、人类学、少数民族历史、中外文化比较甚至是美术史,比如中央美院美术史系的创始人王逊就是清华出身,我念书的时候他就在清华教书,是文物馆的馆长。所以我说清华文科的优势不仅仅是有悠久传统,而且是有特色的传统,传统加上特色,这才构成了清华文科的重要性。

“清华的文科传统之所以能够保存,今天还能够恢复,我想有几个条件在里面。一个是物质条件,就是清华虽然通过院系调整变成一个工科院校,可是图书馆并没有去掉,在清华本身的教育里面,还保留了一些文科的内容。有一些教授,比如钱逊,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清华,这些都让清华的人文系统没有断绝。清华的文科能够迅速地恢复,一点是有赖清华文科的传统和特色,一点是清华的校友们都非常团结,在母校恢复文科的工作中都愿意支持,这样的话,就有很好的基础。另外在物质上,清华没有把图书馆之类的文科设备资源放弃。前些日子我到图书馆去,在书库里走走,我发现即使在学校纯工科的时期,也购置了一些文科书籍,这点也很可贵,可见当时的老校长们对这方面还是很重视的。”

回来,就是想为母校做点事

从2004年的秋季学期开始,李学勤老师开始给文科实验班的本科生开课。在社科院的五十年,基本没有教学任务,带研究生也和本科生不同,但李老师特别喜欢也特别注重和学生交流。他说:“带研究生最重要的是启发他自己的观点,我愿意让他自己摸索一个题目,而不是在自己的研究领域里切一块给他。我带学生,以启迪为主,我觉得本科生教学也应该这样,所以我们设立文科讲座,从各方面请专家来,我们已经请过北大考古系的李伯谦、社科院的庞朴、北师大世界史专家刘家和……”名单网罗了中国社会科学领域的各方中流砥柱,"奢侈"无比,如果没有李老师亲自出面相邀,很难一一落实。

“上个礼拜我应学生的要求开了一个讨论课,我觉得效果还是很好的,交流比较多。现在的学生和我们那时候完全不一样,我们念书时候的学习生活是家庭式的,那时候的文科,一个系超过十个学生就了不得了,有一年我们哲学系只有一个学生,一个学生毕业也专门举行仪式。那时候我们和教授的关系不像现在,我们可以去教授家里上课,所以那时候教授讲的是心得,在这里面沟通很重要,学生不但学到了知识,还学到了治学的方法和做人的道理,今天不是我们不愿意做,而是不可能,比如文科实验班,一百多个人往这里一坐,再加上旁听的同学,整天就等于上大课,所以我跟同学们讲,你们不能像中学时候那样学习,不能只念课本,上大学就不能这样,要找到一个自己学习研究的方法。从教学方法、教学形式来说,现在的大学生和中学差不多了,而研究生像在上大学似的,这种培养方式不够理想。上大课的时候,几十个人几百个人,还要用扩音器,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交流就不够活跃。”

即使如今名满天下,李老师也喜欢去听各类演讲报告,“我觉得现在最好的讲座是高等研究中心会议厅举办的报告,可惜没有很多同学知道。我觉得这个是很不足的。在基础课之外,老师和学生还能有广泛的学术交流,这是我最希望形成的一种风气。我在剑桥大学的时候,剑桥大学有自己的晚报,十二个便士,很厚的一沓,每一天有一整版在介绍今天的各种演讲,都是免费的,四点钟下课以后,谁想去就可以去,多方便。知识多了,你需要的面就更广泛,这样你才能有更多的创新。”

转自《新清华》

(编辑 文清)

(http://news.tsinghua.edu.cn)
[更新:2005-0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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