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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沙娜和她的艺术人生

●蓝素明

  常沙娜的祖籍是杭州,出生地是法国里昂,但她往往自视为敦煌人。每当踏上那块广袤沙漠里的小小绿洲,她就象回到家一样觉得无比熟悉和亲切。

  敦煌情结仿佛来自遗传,已经融化在她的血液里。1943年,常沙娜的父亲、被世人誉为“敦煌保护神”的常书鸿将年仅十二岁的女儿带进了莫高窟。生活在祁连山下的石窟群中,吸吮着一千多年中国佛教艺术的精华,无与伦比的古代艺术宝库敦煌成为常沙娜艺术生命的摇篮。

常沙娜教授近照

  1945年,因为母亲不堪忍受敦煌的生活离婚出走,常沙娜不得不中断在酒泉河西中学的学业,回到莫高窟照顾年幼的弟弟,支撑没有母亲的家。大漠荒烟中,她过早地体味了生活的艰辛,但父亲为她量身定制的一套学习课程,却使她终生受用不尽:每天要练字,朗读法语;由董希文辅导学习西方美术史,苏莹辉辅导学习中国美术史;此外,每天要像研究所工作人员一样去洞窟临摹壁画。父亲要求她从客观临摹入手,将北魏、西魏、隋、唐、五代、宋、元各代表窟的重点壁画全面临一遍,并在临摹中准确把握历代壁画的时代风格,理解其内容与形式、民族传统与西域影响的关系。她每天跟着国立艺专毕业的大哥哥大姐姐们蹬“蜈蚣梯”爬进蜂房般的洞窟,就着从洞口射进的阳光临摹壁画。头顶上是色彩斑斓、节奏鲜明的平棋、藻井图案,围绕身边的是一幅幅神奇的佛传本生故事、西方净土变画面,满目佛相庄严,莲花圣洁,飞天飘逸,她如醉如痴地沉浸其中,在神圣的艺术殿堂里完成了第一阶段没有学历的学业。六十多年后的今天,人们在美术馆的展厅里、在有关敦煌艺术的出版物上看到她当年的临摹作品时都感到非常惊讶,难以相信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临摹的古代壁画竟能那么传神,笔法那么洒脱!

  正因如此,在1946年于重庆举办的《常书鸿父女画展》上,一位来自美国,在路易•艾黎设在山丹的“工合”培黎学校任教的加拿大籍老妇人叶丽华主动向常书鸿提出愿意带他的女儿到美国深造,并在两年后实现了自己的诺言。1948年,17岁的常沙娜离开相依为命的父亲和小弟弟,走出敦煌到了美国,走进了荒漠外的另一个世界。她就读于波士顿美术博物院美术学院,在那里学习绘画及外国古代文化艺术,受到了正规的西方体系艺术教育,并在博物馆看到了许多从不知晓的世界文化遗产。在东西方文化比较的大背景下,她对敦煌艺术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理解。

常沙娜敦煌壁画临摹作品:萨埵太子出行图-北周419窟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了,这一翻天覆地的变化使许多留学海外的爱国青年热血沸腾,纷纷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1950年底,常沙娜在进步同学的影响下,毅然放弃在美国尚未完成的学业,提前回到了祖国。

  建国初期,百废待兴。建筑大师梁思成和夫人林徽因主张建筑、雕塑、绘画构成的三位一体都应转向与艺术设计的结合,20世纪50年代初就在清华大学营建系提出了设计与工艺结合的理念,注入了类似德国包豪斯的设计思想。他们超前关注着中国工艺美术的复兴,着手在营建系筹建工艺美术教研组。因为看重常沙娜的才能和在敦煌学习的经历,他们破格将她安排到清华大学营建系当助教,跟随林徽因,对中国传统图案的继承、创新和在新时代的运用进行探索性研究。在林徽因先生的指导下,常沙娜开始大胆地将敦煌图案运用到现代生活所需的工艺美术设计中。她为在北京召开的首次“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设计了一批具敦煌装饰风格、有和平鸽形象的丝绸头巾和景泰蓝台灯、香烟盒作纪念礼品,这一创新设计获得了与会各国代表的高度评价,礼品被誉为“代表新中国的新礼物”。

  由于1953年向苏联模式学习的全国性院系大调整,营建系改为纯工科的建筑系,常沙娜被调到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1956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成立,她又成为工艺美院染织系的一名教师。在这所中国工艺美术的最高学府,她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出自己的路,成长为我国著名的艺术设计教育家和艺术设计家。

  20世纪50年代,建国伊始,一座座崭新的历史性建筑在首都北京拔地而起。初创的中央工艺美院从教师到学生,都全力以赴投入了“十大建筑”的艺术设计环节,做不完的项目为这支年轻的设计队伍提供了最好的课堂和施展才能的舞台。那几年,常沙娜先后参加了包括苏联展览馆、首都剧场、民族文化宫、人民大会堂在内的多项建筑装饰设计。她年轻,好学,肯吃苦,当年在敦煌打下的传统装饰艺术功底,在美国开拓的艺术视野,在梁思成、林徽因身边耳濡目染的设计理念,这时都充分发挥了作用,良好的素养使她迅速脱颖而出。她为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做的天顶装饰设计包含了敦煌唐代藻井图案的许多元素;为民族文化宫设计的金属装饰大门灵活运用了唐代盛行的卷草纹样,设计既传统又现代,富丽而大气,体现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高度文明的大国所应具有的艺术品质,并很好地配合了建筑的结构、照明、通风等工程需要和使用要求。它们当年受到了从国家领导人到专业人士的一致认可,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也仍然经得起时代更迭的考验,风采不减。那种既有传统底蕴、又有现代气派,富丽大气的装饰风格,成为常沙娜一贯的设计特色。而从她不同时期的不同作品中,又处处可以感受到一种源自敦煌的韵味蕴含其间。

常沙娜创作的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天花顶装饰

  十年文革,常沙娜经历了千千万万中国人经历过的事情,从心到身都得到了充分的历练。1977年,没有学生可教的无奈生活终于结束了,随着全国恢复高考,新生进校,工艺美院教师们压抑多年的教学热情如火山熔岩般喷发出来。常沙娜以真挚的关爱、成熟的心态,将自己的知识和精力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那些百里挑一、经历坎坷的年轻人。三十年过去了,当年她带出来的学生今天多已成为艺术设计领域的中坚力量以至领军人物,在社会上发挥着重要作用。至于在50年教学生涯中共培养出了多少人才,连她自己也数不清了。

  1982年,在中央提出“领导干部年轻化”的大形势下,常沙娜的生活又发生了重大转变——她毫无心理准备地被任命为工艺美院副院长,一年以后又被委以正院长的重任。她胆怯、彷徨过,害怕承担不起如此重担,担心自己的艺术生命从此结束。是学院的老前辈们诚恳的支持和热情的鼓励使她有了勇气,一步步在踉跄中历练。当时正值国家改革开放初期,工艺美院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她在院党委的支持下,领导全院教职工在保持学院特有特色的同时实现了向现代设计院校的转型,将工艺美院建成了一所规模完整、专家齐全、设计与工艺、专业与社会需求相适应、领先全国的艺术设计最高学府;而走出国门,开展国际间学术交流等多项措施,又使工艺美院面向世界,走上了国际舞台。常沙娜做了15年院长,她没日没夜,事必躬亲,以女性特有的细致,把光华路上的四十亩校园当成家一样操持,终于得到了丰厚的回报。今天,看到金灿灿的紫荆花在香港维多利亚港湾盛开,看到与北京奥运会有关的成功艺术设计几乎全部出自美院人之手,她由衷地为自己奉献出的一切感到欣慰和自豪。

  无论学院工作多忙,常沙娜始终坚持没有离开教学第一线。她给本科生上课,课前准备、课上辅导、课后总结,样样一丝不苟;除了恪尽教师的职责,在课堂上和学生的“零距离接触”也成了院长直接倾听学生心声、了解基层工作的最佳途径,不少平时没有发现的问题就是通过课堂进入院务会议,及时得到了解决。

  从工艺美院的领导岗位退下以后,常沙娜继续担任全国人大常委等多项社会要职,但她的心性永远是一个艺术家,听着音乐画花是她生活中莫大的享受。几十年来,她的花卉写生已经从练基本功、收集设计素材发展为独立的艺术作品,被印在邮票上、挂历上,摆在展厅里。她平时最喜欢花花草草,正因为饱含发自内心的爱,在她流畅洒脱的笔下,无论是品种名贵的花卉还是名不见经传的野花,都洋溢着纯真的自然之美,极富生命力。它们在忙忙碌碌的现代人面前静静开放,亲切地抚慰疲惫的心灵,把人们的精神带回大自然的怀抱。

  如今的常沙娜“退而不休”。近年来,她每年都要回莫高窟“老家”看看,敦煌的一切都牵挂着她的心。她的视力依然清晰,运笔勾线依然遒劲有力,见到好看的花她还要激动地写生,凡与弘扬中国传统艺术有关的工作她都义不容辞积极去做。她将无限深情倾注笔端,正在继续撰写自己艺术人生的精彩篇章。

  常沙娜,女,满族,浙江杭州人。我国著名的艺术设计教育家和艺术设计家、教授、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专家。

  少年时期,常沙娜在甘肃敦煌随其父——著名画家常书鸿学习、临摹敦煌历代壁画艺术。1948年赴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美术学院学习。1950年回国后,先后在清华大学营建系、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任教。1956年后,历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前身)讲师、副教授、染织美术系副主任、副院长、院长。此外她还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理事等多项职务。

  常沙娜是国内外知名的敦煌艺术和艺术设计研究专家,也是当代富有开拓精神的工艺美术教育家。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她先后参与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徽设计和“十大建筑”的人民大会堂宴会厅、民族文化宫、首都剧场、中国大饭店等重点工程的建筑装饰设计,并参与首都国庆三十五周年庆典活动的总体设计顾问和组织工作。1997年香港回归,她主持并参与设计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赠香港特区政府的纪念物“永远盛开的紫荆花”雕塑。1993年,常沙娜部分“敦煌艺术作品展”在法国巴黎举办,2001年,“常沙娜艺术作品展”在中国美术馆举办。

  其代表论著有:合编的《敦煌藻井图案》、《敦煌壁画集》、《敦煌历代服饰图案》、主编的《常书鸿、吕斯白画集》、《常沙娜花卉集》、中国现代美术全集《织绣印染集》、《中国敦煌历代装饰图案》等。

  延伸阅读

  常沙娜的父亲常书鸿先生(1904~1994),是我国著名的画家和敦煌学专家,第一任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常书鸿先生为敦煌艺术的保护和研究奉献了毕生精力,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被誉为“敦煌守护神”。

  “敦煌守护神”——常书鸿

  提到常书鸿,许多人尊敬地称他为“敦煌守护神”。而常书鸿自己,则自称为“敦煌痴人”。

常书鸿先生

  因为这份痴,留学法国的常书鸿放弃了在巴黎艺术界的大好前途,因为在旧书摊上无意看到的一部《敦煌图录》而彻底改变了对西方艺术的看法,毅然回国,立志前往敦煌这座中国最瑰丽的艺术宝库。

  因为这份痴,常书鸿在困难重重的境地中毅然担负起筹备“敦煌艺术研究所”的重任,“像中世纪的苦行僧一样,身穿北方的老羊皮大衣,顶着高特早春的刺骨寒风,乘着一辆破旧的敞篷卡车,开始了奉献一生的敦煌之行”。

  也正是因为这份痴,常书鸿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沙漠守护敦煌40余年。在20世纪40年代敦煌艺术研究所初创时期和以后的岁月里,常书鸿制定了一系列有关敦煌莫高窟的保护研究措施,使后人得以见到敦煌历史的本来面目。

  在敦煌莫高窟的常书鸿故居里,仍保留着他在敦煌时的全部家当:一方土炕,一盏油灯,两张简陋的书桌,几把残破的板凳,一架掏进墙壁的土书架,还有简单的炊具……到敦煌莫高窟后的第一顿饭,用的筷子是从河滩红柳丛中折来的枝干;迎接他们的是通宵的风沙。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中,常书鸿虽“一箪食,一瓢饮”而不改其乐。“敦煌苦,孤灯夜读草蘑菇。人间乐,西出阳关古人多。”这就是常书鸿在当时所面临处境下的心境写照。

  常书鸿把他的一生都奉献给了敦煌艺术。在几十年的艰苦生活中,他经历过很多严峻甚至痛苦的坎坷:敦煌研究所一度被国民党政府解散;同事们纷纷离开,最少的时候只有他和两个工人驻守敦煌;妻子因不堪忍受敦煌生活的艰苦生活,选择了弃家而去……太多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但他却凭着对敦煌的热爱和责任坚守到底,“虽九死而不悔”。

  在主持“敦煌艺术研究所”工作期间,常书鸿组织维护石窟,搜集整理流散文物,撰写了一批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论文。他还组织临摹了大量的壁画精品,造就和总结了敦煌壁画艺术的研究临摹方针,并将莫高窟的洞窟系统重新编号。更重要的是,他在人才方面不断加强培养,吸收了一大批艺术家和专家学者。经过40多年艰苦卓绝的工作,终于建立了中国对敦煌的系统研究和保护。直到1982年,常书鸿才举家入北京。

  著名的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曾说:“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但能够得遇常书鸿这样的守护人,却不能不说是敦煌之大幸,中国艺术之大幸。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如是评价常书鸿:“筚路蓝缕,厥功致伟,常公大名,宇宙永垂!”

  1994年,常书鸿病逝于北京。他的故乡在½南西子湖畔,但他却要求把自己葬在敦煌,葬在自己守护了一辈子的地方。正如他的女儿、我国著名工艺美术教育家常沙娜所说:“他是把敦煌作为维系他生命所在的故乡来看待的。”

  曾经,日本著名社会活动家池田大作问常书鸿:“如果来生再到人世,你将选择什么职业?”常书鸿回答:“我不是佛教徒,不相信‘转生’,但如果真的再一次重新来到这个世界,我将还是‘常书鸿’,要去完成敦煌那些尚未完成的工作。”

   转自《清华人》2008年第2期

(http://news.tsinghua.edu.cn)
[更新:2008-0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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