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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微之处见精神

                                      ——访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崔建远

法制日报 2004-11-18 谢庆

   从长春到北京,在这之前,崔建远从来都没有想过,有一天他会离开吉林大学。他说,“自己的一切都是吉林大学给的”。

   1996年8月,已经到了不惑之年的崔建远却走出了吉林大学,带着在那里18年学习、工作和生活的记忆,走进清华大学,寻找更加广阔的天空和舞台。那一刻,他百感交集。他知道,惟有用更努力的工作,更丰硕的学术成果才能回报母校的培育之恩。

   如今,8年过去了,崔建远凭借自己的勤奋和努力,确立了他在我国民法学界不可动摇的位置。然而,饮水思源,提起吉林大学,言语间,崔建远总是一脸的深情。

   靠时间拼出的教授

   1978年3月,崔建远成为我国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大学生,从河北滦南县来到长春。7年苦读,他为自己赢得了民法学硕士的桂冠,并留校任教,与法学教育结下了终生之缘。

   在吉林大学,崔建远的勤奋和刻苦是出了名的,“每天晚上都坚持到办公室学习,思考问题,从不间断。”因为,他不想虚度了年华。他说:“自己不属于聪明那一类人,只能去拼时间。”

   在研究方向上,由于吉林大学特殊的地理位置,崔建远一开始就选择了对基础理论和具体制度的研究。现在想来,倒有几分庆幸,因为热点问题时效性比较强,虽然可以引起一时的关注,却如同过眼云烟,基础理论的确立却可以长期发挥功效。他认为,那些看似细小的问题,如果缺乏理论的支撑,也会成为立法和司法实践中难以排除的障碍。因此,在崔建远的著述中,几乎满目皆是对具体理论和制度的分析论证。

   不当得利与返还财产、无因管理、侵权责任、债务履行之间是什么关系?众多的法官和学者将不当得利制度的适用范围不适当地扩大,结果不佳。早在1986年,崔建远就详细地论证了它们之间的关系,被梁慧星教授称之为“发现了人所未见的问题”。

   合同当事人可否在合同中约定减轻乃至免除自己责任的条款,即免责条款是否有效?判断的标准是什么?法理依据是什么?1991年,崔建远借鉴英美法、德国法得出了结论。其中的一些观点与199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相一致。

   在连环购销合同等情况下,由于他人的原因导致债务人无法履行合同,该债务人并无过错,他要不要赔偿债权人由此所遭受的损失?在很长的时期内,我国法律对此没有规定,但法院却需要解决此类纠纷。1992年,崔建远提出并论证了该债务人应当向债权人负责赔偿,然后该债务人再向有过错的他人追偿。这个观点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一条的规定相吻合。

   1995年,对于家庭联产承包背景下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崔建远在肯定其重大的历史功绩的同时,就分析指出了它相对于市场经济而言存在的不足。他通过分析拍卖“四荒”而产生的土地使用权的性质、效力、流转等问题,发现它是我国农村未来的农民享有土地权利的目标模式。他提出,在具备了几个条件之后,土地承包经营权都要像拍卖“四荒”而生的土地使用权那样进行流转。这些观点与200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大体相同。

   1992年,崔建远推出专著《合同责任研究》,系统介绍和探讨了合同责任问题,尤其在合同责任的特性、归责原则的分析、责任形式之间的相互关系、赔偿责任的限制规则等方面,具有独到之处和启发性,至今仍然是研究合同责任的学者引用率最高的。

   艰苦的努力为崔建远赢得了荣誉,1992年,崔建远被吉林大学破格评为教授。他还先后荣获教育部高等院校优秀青年教师奖,霍英东教育基金会优秀青年教师奖,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也有欣喜也有困惑

   崔建远的学术成绩很快在学界引起关注,同时也吸引了其他法学院校捕捉人才的目光,崔建远成为他们强力挖掘的目标。几经思索,他最终选择了正在筹建中的清华大学法律系,成为第五名到任的教师,并于1997年底被任命为法律学系副主任。虽然当时的条件很艰苦,但他相信,凭借清华大学的名校优势,法学教育也一定会在不久的将来显现出它的强势地位。1999年,清华大学法学院成立,崔建远又挑起了副院长的重任。

   创业总是充满艰辛。为把清华大学法学院打造成我国一流的法学教育园地,崔建远和法学院的教师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看到法学院在自己的手中一天发展壮大,崔建远感受到了喜悦。然而,失落和困惑也同时在围绕着他。“天天在为调人奔波,草拟培养方案及教学计划,排课,根本没有时间搞研究,心静不下来”。因此,在清华大学最初的三年中,崔建远虽然参加了我国合同法的起草工作,并多次参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疑难案件的讨论,论证若干司法解释,但他的学术研究几乎是个空白。他内心的焦虑可想而知。

   2000年1月,崔建远抓住机会,远赴美国富兰克林·皮尔斯法学院进修。此次美国之行,让他的生活进入了一种新的状态。一年后,他重返清华大学,不再担任法学院副院长一职,全身心投入到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中,很快就找到了那种久违了的研究状态。短短几年的时间,崔建远就在《法学研究》、《中国法学》等法学权威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38篇,2003年、2004年又相继出版两部个人专著———《准物权研究》和《土地上的权利群研究》,修订了司法部组织的教材《合同法》(第三版)。

   细微之处见功底

   检索美国、德国、日本及中国台湾地区的文献发现,崔建远的《准物权研究》可能是这个领域中的第一部专著。

   该书系统归纳总结了准物权的性质、特征、转让和物权效力,对水权、养殖权、捕捞权、矿业权、渔业权和狩猎权等每一种准物权的性质、特征以及效力作了细致入微的论述;概括了观察和界定准物权客体的思维模式及方法;论证了准物权在权利构成上大多具有复合性的特点;提出了探寻准物权的“母权”的方法。这些看似琐碎和枯燥的专业分析,却在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国物权法是否应直接规定水权、探矿权、采矿权、养殖权、捕捞权和狩猎权,崔建远得出的结论是否定的。因为物权法典乃至民法典规定了这些权利,操作起来会出现许多物权制度都要规定例外的情形。如此,一是不经济,二是使得物权的确定性大打折扣,三是物权法总则涉及的矿业权、水权、渔业权和狩猎权等规范凌乱不清,四是准物权的公权色彩强烈,每种准物权制度大多为行政法律制度、自然资源与环境保护法,还有若干刑罚规范。尤其是行政法律制度,在物权法典乃至整个民法典中难以得到尽如人意的反映。因此,崔建远认为,在立法技术上,我国宜采用的上策是:首先,物权法典乃至民法典承认矿业权、水权、渔业权、狩猎权各为物权的一种,并将其定位为准物权。这样,一是满足物权法定主义的要求,二是作为每种准物权制度展开、生长的基点。其次,物权法总则在理念上,在规范设计上,给各种准物权留足成长空间。至于每种准物权制度的躯干及枝叶,均应由作为单行法的矿产资源法(或者矿业法)、水法、渔业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等来设计。其学术观点的独创与独到可见一斑。

   在对民法学的研究中,崔建远忌讳人云亦云,也排斥空中楼阁、全盘否定,他的研究总是建立在现有理论规则的基础上并不断创新和发展。专业人士称他为“有创意的人”。至今,他仍然保持了每天晚上到办公室工作的习惯,“坐在这里,我就觉得特别有思路”。事实上,用思如泉涌来形容崔建远目前的学术状态并不为过,吉林大学的朴实让他脚踏实地,清华大学的开放让他锋芒毕露,正是这两所名校共同赋予他的精神和力量,才使他的学术研究达到如此崭新的境界。

(http://news.tsinghua.edu.cn)
[更新:2004-11-18]
[阅读: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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