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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园:雕像无言

中华读书报 2004-7-19 邵燕祥

   曾昭奋先生的《清华园随笔》是一本感慨的书。其中,核心的是从1994到2003这十年间,逐年为清华校庆写的十篇文章。无异于带着读者在清华园里走了一遭。

   清华园里,现在树立的十几座雕像中,不但有从1952年院系调整时学习苏联把清华改造成单一工科大学的校长蒋南翔的像,也有了1949年前主持校政后来在台湾去世的老校长梅贻琦的像。

   人一成为雕像,注定繁华销歇,默默无言了。但是从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常常念起梅贻琦1931年就职演说中的一句名言:“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如今,大师之出,远不如当年之盛。

   当年的大师,如梁思成、叶企孙,在清华园里也都有了雕像,作者在文中曾为他们的雕像放置非地而抱不平,其实大可不必。早年清华国学院的四位大师,不是至今还没有一座雕像吗?

   其实,雕像最好的位置还是在后人心中。

   曾昭奋并非出自梁思成门下。他第一次听梁先生讲话,是1959年冬在广东母校的班级里,应邀来演说的梁先生,真诚地讲到建国十年来建设成就的伟大,讲到首都十大建筑创作的成功,接着,他抑制不住激动地说:“拆掉北京的一座城楼,就像割掉我的一块肉;扒掉北京的一段城墙,就像剥掉我的一层皮。”在这之前,北京市负责人早已断然宣布:“谁要是再反对拆城墙,是共产党员就开除他的党籍!”这对党外人士自然也有威慑的作用。于是人们沉默了,梁思成也只剩下“喊痛”的微弱声音,可惜在《梁思成文集》中没有留下这以另一种形式说“不”的记载。同时,在文集中也找不到二战后期美军轰炸日本本土时,他希望美军对奈良和京都这两座文化古城手下留情的呼吁,以及北京围城时为攻城部队做出保护古建筑标志的纪事。先生在文集之外所做的这些,跟他的学术研究一样,渗透着对人类历史文化遗产的珍爱之情。“梁先生也许不会理解:整个儿的一座两座古城,在即将落下炸弹之前可望得到保护;一个伟大的文化古都,在攻城的炮弹还未发射时可以获得关怀;而一线城墙,却连‘保护’的意见也不能再说,只能眼巴巴看着它在和平时期里彻底地消失。和平时期的破坏,也会像战争时期一样地野蛮、粗暴、无理性!”

   曾昭奋说得对,“历史过早地为梁先生铸就了这缄默的雕像”。

   回首上世纪前半叶大师们出入清华园的年代,清华还只有1919年以前落成的所谓四大建筑,大礼堂、图书馆、体育馆、科学馆,最高的才三层,总面积不过一万平方米。然而这个图书馆是“造就”了曹禺、钱锺书、费孝通等学人的地方,也是几代清华人魂牵梦萦的地方;而至今屹立校园中心的科学馆,像一座纪念碑似的使人想起叶企孙。在一般读者中,叶先生不如梁先生知名,他堙没得太久了。1926年,28岁的叶企孙受命创建了清华物理系,当系主任,两年后又担任理学院院长。他为物理系和理学院延聘的教师有熊庆来、张子高、萨本栋、周培源、赵忠尧、吴有训……物理系学生则有王淦昌、赵九章、王竹溪、张宗燧、钱三强、王大珩、林家翘、戴振铎、朱光亚、周光召、李政道、杨振宁,还有理学院其他系学生许宝禄、段学复、陈省身、华罗庚、袁翰青、汪德熙、翁文波、杨遵仪等,群星闪耀。短短几年间,出现了辉煌的神话般的奇迹,科学馆仿佛成了科学圣殿,一大批中国现代科学家由此健步走向世界,单是成为国内外科学界精英和科学院院士的就不下六七十人。1931年,华罗庚以一个杂货店小伙计的身份,得到数学系熊庆来、杨武之和理学院院长叶企孙的特许,进入数学系当文书并随班听课,终于成为数学家。这件事也成了现代科学教育史上传诵不绝的佳话。

   而叶企孙的晚年却是那样的孤苦无助。

   原来,抗日战争初期,叶先生把他最亲密的学生熊大缜送到吕正操领导的冀中根据地,协助、指导抗日军民制造炸药和其他技术、后勤工作。当年令日寇闻风丧胆的地雷战,就凝聚着叶先生和他学生们的智慧和心血。1938年秋,叶先生去昆明途经香港,通过蔡元培介绍拜会了宋庆龄,还请她为冀中抗敌的学生们提供经济援助。但一到昆明,就听到熊大缜被诬为国民党特务而被捕、并被处决的消息。叶先生终身未娶,他跟熊大缜情同父子。1949年共产党在全国执政后,他一直经由正常渠道争取为大缜平反。不料他本人竟因此案株连,在1968年被捕入狱,“隔离审查”。他在海外的朋友和学生赵元任、任之恭、林家翘、戴振铎、杨振宁来访,要求探望他,都遭到拒绝。1975年隔离解除,1977年,晚景凄凉的叶先生带着所谓“(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结论告别人间。后来据说河北省为熊大缜正式平反;1992年,对叶先生的生平和业绩重新评价,这时距离叶先生逝世已经十五年了。

   清华园里的大师,一个人是一本书,好像是说不完的。曾昭奋还以专章写了骨鲠之士黄万里,他在建国初期的50年代坚持科学精神,实事求是,力排众议(包括苏联专家的错误意见),反对三门峡大坝上马,“我知道不对,我就要说。我研究黄河,我对国家负责。就像见到一个小孩快淹死了,我就嚷嚷,叫人来救。”念念黄河,黄万里留下了像梁思成一样“喊痛”的诗:“廷争面折迄无成,即阖三门见水清。终应愚言难蓄水,可怜血汗付沧溟。”黄先生在2001年九十寿辰之后,于昏迷中与世长辞。有一次清醒过来,他跟夫人要了纸笔,写下遗嘱:“务须加强武汉一带的堤防。”晚年他的思维已经从历史上的三门峡转向现实中的三峡了。

   在大师们纷纷凋落的岁月,清华园里并没有停止硬件的建设。体会毛泽东对莫斯科大学三十六层、二百四十米高的主楼的赞许,清华大学主楼的设计改取莫斯科大学的模式,也有一样缀着红星的尖塔,只是层数和高度都不及其半。开始兴建后,正赶上中苏反目,于是减掉了尖塔,加上天灾人祸,经济困难,建到九层不得不一度停工,直到1966年夏天终于完成了十二层。这是蒋南翔时代清华的标志性建筑。可一落成就当了红卫兵临时接待站。而清华园里的科学馆,在“文革”中竟成了武斗的据点,它的整个顶盖被燃烧弹彻底烧毁了。

   我在十几年前去过清华园,已经是大楼林立,似觉拥挤,不复旧日“水木清华”的疏朗风光;我想是因为规模扩大、人员增多的必然结果吧。而曾昭奋则感慨于“大楼易起,大师难求。新添的书桌,用来搞创收”,并说“我们的‘平静的书桌’,不仅有可能被民族的敌人捣毁,也可能被我们自己捣乱”①。作者是“此中人”,他更有切肤之痛。

   这已经不止是个人的感慨,而曲曲传出了历史的喟叹和呼唤。马克思所说的,崎岖的、必须艰苦攀登的那条山路,似乎变得越来越冷清,总不能不让关心科学文化前途的人更多关注吧。

   ①“书桌”云云,典出1935年“一二·九”运动中清华大学的宣言,其中振聋发聩的一句是:“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本书作者说是蒋南翔的话,有误。按:警句出于宣言起草者黄诚之手。黄早在抗日战争中牺牲。韦君宜在追悼他的文字中曾忆及此。蒋南翔是当时清华救亡学生运动领导者,宣言经他发出,但这名言并非出自他的笔下。

(http://news.tsinghua.edu.cn)
[更新:2004-0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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