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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鞍钢:穿梭在高层与底层之间

大众日报 2003-9-11 吴志菲

  北大一位著名的教授曾这样评价胡鞍钢:第一向中央说话,第二为贫民说话。向中央说话,是指胡鞍钢的研究总是站在决策层的高度,并屡屡被决策层所采纳。为贫民说话,是指他关注弱势群体、关注他们的利益得失,并义无反顾地充当起他们的代言人。

  13亿中国人是自己最大的靠山

  在当今中国知名经济学家中,胡鞍钢无疑是其中颇具传奇性的一位:高小毕业就下乡的热血青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工科博士出身的国情专家;一贯以弱势群体代言人身份自居的经济学家;2002年所编的每期国情报告都被送到国家领导人的办公桌上。  

  他的观点让人有拨云见日的感觉,他来去匆匆的脚步却让人无法走近。就在清华紫光国际会议中心他授课间隙的采访中,笔者分明看到名人光环笼罩下的胡鞍钢的坦诚与友善本色。 

  2003年春夏之交,全国人民众志成城抗击非典的时候,不同于其他经济学家的缄口默言,胡鞍钢关于“非典”时期与 “后非典”时期的国情分析及建议不时见诸报端,他清瘦的身影也时常出现在电视屏幕上,从而被誉为“非典”时期出镜率最高的经济学家。于是,有人说胡鞍钢爱出风头,胡鞍钢评价自己是主动参与,“如果这个人有社会需求,有总理的需求,有部长的需求,有省长的需求,还有老百姓的需求,那么,就是说你的知识有外部性,让别人受益。如果这个知识可以让别人受益,我就出这个风头,我认为这个风头就出得很好。”

  追求思考的独特,是胡鞍钢的个性特征,也是他在学术研究上表现出的特点。“非典”时期,他提出“SARS是个良性危机”的说法,结果引发一场轩然大波,网上的批评之声纷至沓来。在胡鞍钢看来,在事情发生之前他说的都是反话,都是批评的话;到了发生危机的时候,他提的都是建设性的话。

  “一场危机来了以后,作为公共知识分子,需要向社会提供信息、知识,而且是有价值的重要信息。”突如其来的“非典”,给我国旅游、贸易、对外交往和社会生活带来一些负面影响,胡鞍钢陆续提了20多条关于“非典”的建议,有些意见被整体采纳,有些被部分采纳。 

  胡鞍钢说自己是一个热衷于知识报国的人,“我非常敬佩老一代科学家,从他们的身上我得到了很多营养。在科学院这个环境中他们不是为小我,是为大我,就是为国家。而且他们很多人当时从外国回来的时候是毅然决然,不像我们现在回来还要考虑到机会成本等等,我们的人生定位从一开始就要学习他们,为国家做出贡献。这个贡献我就把它称之为知识贡献。”

  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实践,为世界所瞩目。改革和发展过程中总是会出现新的挑战,都需要用经济学的原理进行理性分析、提出解决办法,这为新一代经济学家提供了一个日益广阔的学术研究天地,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报效国家的历史机遇。“学者以知识的获取、创新、传播和交流为社会作贡献。我会在这个领域不断地进行研究。从而作出知识贡献。”胡鞍钢深情表白自己作为一名学者参与改革开发历史大潮的心志。

  1999年胡鞍钢牵头创办了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同年与清华大学联合成立了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中心定位为国家高层决策科学思想库之一,并成为国内外具有重要影响的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其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获取决策知识,创新决策知识,传播决策知识,通过国情研究报告影响决策与政策。

  经过多年的努力钻研,胡鞍钢在中国国情分析和经济发展等领域已经发展出较为系统的理论和观点,并已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学术研究特点。他所撰写的报告多次受到党中央、国务院领导批示,多次应国家有关部委邀请参与国家长远规划制定和部门咨询。其研究成果不仅为高层决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而且也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和较大的社会效益。

  在向国家提供国情咨询时,胡鞍钢也提过很多建设性建议,胡鞍钢是一个奉行独立、友善、坦诚的人,不介意别人对他的议论和猜测。“无论批评有多尖锐,都是出于爱护的角度,都是出于对国家对人民的忠诚和信仰,因此批评多尖锐都不会有个人的风险,外国人问我有什么靠山,我的靠山是最大的,就是13亿中国人民。”

  社会急剧变革期转向国情研究

  1988年,《生存与发展》公开发表。在这部著作中,胡鞍钢针对当时经济发展“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指出,中国国情中的限制因素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将是一个不断量变的积累进而部分质变的长期历史过程,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不可能选择西方的传统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只能独辟蹊径,根据中国国情,寻求一种新的长期发展模式,探索一种中国独特的生产力发展方式。即,中国长期发展战略应当是“保证生存与持续发展”。该书一经问世,立刻引起决策层的高度关注。

  1993年5月,他与王绍光合著《中国国家能力报告》发表后,再一次引起决策层的高度关注。1994年之后中国财政税制体制改革便以该报告为重要背景和参考依据,报告内容大部分被采纳和实施。这一项研究奠定了胡鞍钢在学术界,特别是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里无可争议的地位。 

  “国情研究”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念工科的胡鞍钢在当初并不大清楚。选择事业转型是一个重大的人生决策。他说当时整个中国社会正在发生急剧变革,需要知识分子对中国的经济发展等等一系列问题作一些研究。需要就是理由,就会有无穷的发展空间。胡鞍钢义无反顾地丢下熟悉的自动化研究,走上了国情研究之路。

  他选择了人口问题作为切入点来进行研究。1988年的《生存与发展》,系统地把人口、资源、环境、粮食等重大问题摆在中国中长期发展中来研究。这个报告发表后,中央领导同志专门组织有关的专家进行讨论。

  1997年,胡鞍钢希望自己能深入研究经济学,他便提交了去耶鲁大学经济学系的申请。

  但是他是从自动化所拿的PHD学位,而且也没有学过经济学,耶鲁大学能接收自己吗?后来胡鞍钢还是把个人简历及一些东西都给寄过去了,还请人给帮忙写推荐信。结果还真就收到通知了。

  到了耶鲁大学以后,胡鞍钢问校方为什么接收他,校方说:看一个人重要的不是看他以前学过什么,而是要关注他曾做了什么。这一观念对胡鞍钢影响颇深。后来,他一直庆幸自己能到耶鲁大学作博士后。 

  将自己的人生之路与时代的背景、国家与民族的召唤联系在一起,这是胡鞍钢为自己的事业蓝图定下的坐标。这些年来,胡鞍钢对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潜心分析、推断及研究,从数字里算出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命运,引起了社会各界尤其是中央决策层的极大重视,学问经过政府问策成为实实在在的百姓福祉。他的研究成果也已成为国际机构评价中国经济的风向标,同时也为自己的人生写下华彩篇章。

  关注的目光从未离开下层普通民众

  北大一位著名的教授曾这样评价胡鞍钢:第一向中央说话,第二为贫民说话。向中央说话,是指胡鞍钢的研究总是站在决策层的高度,并屡屡被决策层所采纳。为贫民说话,是指他关注弱势群体、关注他们的利益得失,并义无反顾地充当起他们的代言人。作为一个经济学家,胡鞍钢一直没有泯灭最初的理想——关注弱势群体,为弱势群体的利益代言。自从踏上国情研究的道路,胡鞍钢的目光再也没有离开过生活在这片古老而又贫瘠土地上的普通民众。在他的内心深处,中国几千万生活在内陆地区的绝对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一直是他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

  1999年3月份,江泽民同志到西北考察,谈了关于西北大开发的设想。后来国家计委邀请一些专家讨论这个问题,胡鞍钢在会上作了第一个发言,说了几条意见:第一中央应当作出加快西部开发的公开的政治承诺,并且应当作为“十五”计划的核心政策之一;第二实行领导人、部长、司长西行制度,来具体指导。其实早在1994年,胡鞍钢就曾在调研报告《贵州现象呼唤政策调整》里提出了类似的观点。2000年9月份,胡鞍钢作为执笔人,代表中国科学院地学部提出一份《关于21世纪初期加快西部开发若干建议》的报告,提出西部开发要有新的思路,投资于人民,促进人类发展是西部开发最优先的、最重要的发展战略,或者说就是西部开发最核心的问题所在。

  就在笔者这次采访结束后,胡鞍钢又风尘仆仆地踏上西行之路。8月3日晚,笔者突然从电视里看到胡鞍钢在甘肃省经济发展专家咨询组成立的会议上的镜头,当时他正从甘肃省领导手里接过专家聘书。

  为寻找加快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胡鞍钢经常深入这些地区。他走进过贵州农民的“家”:白天举着火把勉强可以看见地上用石头支着熏黑的锅。每去一次,他都为贵州贫困地区农民的贫困震惊一次,伤怀一次。写“贵州现象”这篇文章时,他的调研行程超过3000公里。“坐在学术机构里就如同呆在宝塔尖,脱离实际,不知道老百姓想什么。所以我提出来走出宝塔尖,到人民中去,到实践中去做调查研究。”

  下岗失业问题,社会保障问题,农民收入问题,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问题,通货紧缩问题等社会公共问题,都是胡鞍钢长期以来所关心的。经常有群众给胡鞍钢来信,令他震憾的是,有些信竟然是血书,看了以后他非常难受。“作为一个学者,当你和人民息息相通的时候,你自己的学术定位就很清楚了,就是富民为本,替老百姓呼吁。”在国务院经济调研领导小组参加专题讨论的时候,他提出了富民为本的学术宗旨。“现在我体会到了没有学者的呼吁是不行的,在我所参加的部委的政策讨论中,都要替老百姓呼吁。我不到那里去讲什么学术,就讲中国实际情况,你的政策调整应该是什么。”

  对于社会居高不下的下岗失业率,胡鞍钢有一个这样的观点:经历过下乡插队、返城就业的那一拨人,是结构调整的大输家。一个人不能在一生中为我们国家的结构调整,包括重大失误付出代价,来单独承担成本。研究失业问题,你可以轻描淡写去谈下岗多少多少人,后面意味着什么?多少人的痛苦,作为学者不代表社会的良知,谁来代表?!作为学者就是要影响决策。

  胡鞍钢认为,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农产品价格还可能下降,“农民将成为中国入世后受到冲击最大的群体”。目前农民出卖劳力的收入已超过农民出售农产品的收入,因此,提供和创造农民的就业机会、使农业劳动力转为非农业劳动力,是今后中国发展的“最重要战略”。

  他也强烈抨击中国电力、电信、铁路、民航和公共事业出现部门垄断、地方割据的“利益集团”,农村电价过高、电信资费调整、铁路票价上涨、民航机票禁止打折、教育部门乱收费等,这些行业提供的产品价格昂贵而生产率低下,消费者蒙受巨大损失,更使农村地区处在不公平地位。“我们分别对地方干部和企业家如何看待当前各领域腐败程度进行问卷调查,他们一致认为当前中国最腐败的领域是垄断行业。反垄断已经成为中国改革的‘重中之重’,也是大势所趋。”胡鞍钢认真地说。

  他的一些惊世骇俗言论也招致某些利益受损的地方官员的抨击。1994年,胡鞍钢因其“特区不特”的理论引起轰动。那几年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被内地特别是京城的经济学家们极为看好,他们对这一地区的研究报告常常是充满了溢美之词。一些经济学家甚至抵挡不住物质的诱惑,纷纷登上了南下淘金的列车。唯有他逆流而上,以他无遮无掩的宣告于天下的方式引发一场争论。如今,“特”与“不特”之争已经毫无意义。事实是中央领导采纳了胡鞍钢的大部分建议。

  从关注社会底层的农民、工人,到影响中国最高决策层的学者,胡鞍钢走过了20多年曲折痛苦历程和独立思考的过程。学术研究是一项非常艰辛的劳动,又是一项永无止境的事业。在国情研究的路上,“半路出家”的胡鞍钢不允许自己停下脚步,他逼迫自己不断有更多的创造与奉献。

  胡鞍钢简介

  胡鞍钢,浙江嘉善人,著名经济学家、中国国情研究专家。1953年4月出生于辽宁鞍山,1988年博士毕业于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曾做美国耶鲁大学访问学者,现为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小组研究员、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国情研究室主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系中国科学院国土与资源专家委员会委员、农业部软科学委员会委员、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人口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科技大学兼职教授。 

(http://news.tsinghua.edu.cn)
[更新:2003-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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