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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流看教育

名师给予学生最多的是什么

光明日报 2001年9月18日

本报记者 夏欣

  编者按   21世纪的人类将面对一个更为复杂多变的世界,我们在探讨未来教育改革和创新的时候,不妨听听各个领域知名人士的看法。他们虽不是研究教育的专家,但往往站在学科的前沿,有引领、开拓的思想高度;他们的教育背景丰富,有兼容东西文化的深厚底蕴;他们密切关注人类文明和社会的发展进步,对社会有人文关怀的深层思索。本报从今天起,推出《名人看教育》专栏,每周一期,以记者访谈的形式,介绍他们对教育发展的新的视角、理念和构想。

  王大珩,1915年生,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光学事业主要奠基人之一,开拓激光、空间光学、遥感、光度、色度等领域。

  学生时代曾就读北京孔德小学、北京汇文中学、清华大学,1940年获英国伦敦大学硕士学位。

  记者:你在读书时上过名校,跟过名师,你的老师叶企孙先生就带出了包括你在内的十多位功勋科学家。能谈谈教师特别是名师给予学生最多的是什么吗?

  王大珩:我生在一个小康之家,有幸受过完整的教育,跟随了许多好教师。汇文中学教过我的老师有的成了大学教授,有的成了某一方面的专家,清华的叶企孙先生更是一代名师。他们传授给我们的除了知识,更重要的是科学的精神,教我们怎样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们对民族对国家所寄予的热望使我毕生难忘。因此怎样做人的教育是最为重要的。从我在清华读书的时候起,清华的校训就是:“厚德载物,自强不息”,至今如此——把重视操行放在前面。这也是名师使我受益最多的地方。

  记者:现在的孩子所处的环境与你们求学的那个时代有很大的不同,对他们的教育怎样才更有针对性?

  王大珩:3年前,我到漠河参加观测日全食的活动,我和何泽慧等许多院士都去了。一些参加活动的孩子们请我们在邮封上签名。我随口问一个十一二岁的女孩子:“你为什么要我给你签名呢?”她的回答我听了大吃一惊:“因为这个签名以后就值钱了!”

  我们的后代的思想中竟装着这么多赚钱的概念,说明我们的教育有些问题。娃娃的意识形态扎根的时期,接受能力最强,有些东西形成以后长大要扳过来是很难的。比如日本军国主义曾这样训练孩子,“苹果是哪里来的?”答:“中国运来的”,要吃中国的苹果,就要先占下中国的土地。那种“抢夺心理”很可能就埋下了坏人胚子。

  我们读小学时还有一门课叫“修身”。小时候不讲究这些基本的教育,长大问题就出来了。清华大学物理系有一年迎新典礼,要我参加,物理系学生会的代表讲话说:“我们这一届物理系学生的入学分数最高……”我给他们泼了冷水:“得分最高,却让父母给铺床,这样的学生不仅不可取,简直就是大学生的耻辱。”这个话还传到台湾的清华大学。大学生生活不会自理,不知道怎样在恶劣的环境下、在不如人意的条件下生存,也是教育的问题。

  科学界有一个最忌讳的事情,就是剽窃、抄袭,作假,把名、利庸俗化成了违法行为,实际上等同于强盗。如此的不讲道德规则的卑劣行为出在高学历的人身上,说明什么?

  我们这一代身上的“德”是时代逼出来的,不能亡国。如今不是那样的环境了,生活好了,吃苦少了,开放的社会环境容易让人往物质利益上使劲,陷到个人主义的凹臼里去。道德教育应针对这些问题展开。医学上讲预防医学,不是生了病才治,而是不让你生病。教育也有同样的意义。因此道德教育要从幼儿园抓起。

  记者:如果把“德”的教育排序,排第一位的应该是什么?

  王大珩:爱国主义。假如一个班级的孩子与别人赛足球,问他们希望谁赢?回答一定是“我们班赢!”这是在一个集体中生活的人都该有的愿望和感情,如果连这点感情都没有,不是太可悲哀了吗?何况我们有那么高度的文化和灿烂的历史值得骄傲,那是连外国人都不能不尊重的东西。我1941年到1948年曾在国外留学和工作。有人问那时你们为什么要回国?我听了奇怪。成仿吾先生说得好:“不回国才有理由可讲,回国有什么理由可讲?”本来就天经地义。

  记者:和其他方面的教育相比,对青少年进行道德教育的难度的确更大一些,我们该作哪些努力?

  王大珩:这正是我们所要正视的事情。对新一代的道德教育不光是教育界,而是全社会的成员都随时要谨慎对待的事。它不是一时之教育,一时之运动,而是千秋万代的事情。人一生下来就会要好的大的东西吃,这是生存本能。从进化论上讲,社会进步也是从个人生存利益关系向社会整体利益关系的进化,所以“人人为我”和“我为人人”不能对等,后者必须大于前者,讲奉献。因此在下一代的教育上,大家都有责任。

(http://news.tsinghua.edu.cn)
[更新:2001-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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