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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光远:忆清华图书馆

于光远(1936)

(光明网 2001年4月28日)

(选自《回首话春秋》-清华大学图书馆纪念论文集)

  于光远:经济学家,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著有《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哲学论文、演讲和笔记》、《论社会科学研究》等。

  填写履历表时,人们通常要填写自己进过的中学和大学。每当我填这种表的时候,我就想填一下我曾经是哪些图书馆的读者。因为图书馆对我学业的长进的作用似乎不低于学校。

  在上小学时,我还不知道利用图书馆。那时我不知道图书馆是怎样的一个东西。我想今天的小学生也还有不少同我当小学生时一样,缺乏图书馆的概念。那时家中我父亲的那一点可怜的藏书事实上就是我的“图书馆”。

  我开始跑图书馆是1927年暑假。小学是在北京铭贤小学毕业的。那时我已考上初中,还没有开学。一个偶然机会使我在西单头发胡同发现了有一个公共图书馆。这个图书馆就是现在设在国子监里的首都图书馆的前身。进去一看,那么多的书!什么书都有。那年暑假期间没有什么事,我就常常跑这个图书馆。在那里一坐就是二、三个小时。以后初中三年一直跑那个图书馆。

  在那个图书馆,一开头我还是借小说之类的文艺作品,而且主要是白话小说,接着就看起文言文的小说,如《聊斋》、《子不语》那样的东西,再进一步就开始看《阅微草堂笔记》、《随园诗话》之类的笔记。偶然也借两本先秦哲学的书望望。

  我跑的第二图书馆是上海商务印书馆办的东方图书馆。那是1931年初我回到上海不久的事。有一次我因为要帮助一个化学工业社,解决他们的产品质量不过关的问题,打听到东方图书馆,跑到那里查一些化学工业手册。走了几趟之后,发现这是个藏书丰富、借书方便的图书馆。图书馆的馆址在上海闸北宝山路。我家在南市大南门内,去宝山路距离相当远。但是我一向不怕走路,而且走得很快,我有在拥挤的人丛中钻来钻去、快走路的本事。经常步行去那个图书馆。从1930年秋天第一次去东方图书馆到1932年1月,该馆毁于战火,十几个月的时间里,我去的次数无法记清了。我从不在那里读文艺著作,而是借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看。

  “一·二八”后上海市的居民纷纷进租界避难。我有一个堂兄住在法租界金神父路,我母亲在那里住了几天,我也去过那里。在去金神父路的途中,我发现亚尔培路有一个“中华学艺社图书馆”。中华学艺社是一个由科学家们组织起来的学术团体。胡敦复、胡明复、胡刚复兄弟、任鸿隽……等知名的科学家是这个社的发起人。这个图书馆的规模与东方图书馆不能比,小得多了,但是藏书的种类很合乎我的需要。那个时候我到图书馆主要看自然科学方面的书。这个图书馆这方面的藏书不少。开架的书也比较多,借书也很方便。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虽然是公开开放的,但到那里看书的人很少,非常安静。同时它距离我南市的住所也比东方图书馆近多了。有将近两年的时间我到这个图书馆读书的时间很多。

  后来我发现我所在的学校――大同大学的图书馆,开头我有点看不起它,开架的书很少,要看书都要开借书条,而我非常喜欢翻书,翻一本换一本。后来我发现这个图书馆也很不错。这个图书馆有一个馆员是个女的。我同她之间除了借书还书外,没有讲过话,但是她的服务态度非常之好。我是一个不好对付的读者,我常常到图书馆后先查一下书目卡片,觉得有许多书都想翻一翻,于是就开了许多借书单,要她从书库里把一大撂书抱到阅览室来。我对这些书只翻一下,也许留下一两本,让她把一大撂书抱回书库,过一会儿我又开了许多借书单,要她从书库里再抱一大撂出来。对我这种要求她从来没有表示出一点不耐烦,很耐心的出出进进。

  我在这个图书馆也还是乱七八糟地从自然哲学的角度读了一些书,有些书的内容我至今还记得。

  最后我要回到正题,写清华大学图书馆。

  这是我学历中的最后一个图书馆。

  我是1934年转学到清华物理系三年级。

  说来许多人会不相信,我在到清华以前一直是走读生,没有在学校住宿过。到清华后住在新斋。清华学生当时住的条件比现在好得不知道多少。两个学生住一间相当宽敞的房间。但是清华的学生还是不在自己的房间做作业,都去图书馆。图书馆离学生宿舍很近,我住的新斋离图书馆更近。清华学生在图书馆里的时间很长很长。究竟占多大比例那就说不好了。同学们常常带着课本、笔记和课内作业到图书馆去,图的是那里特别安静和集中整个注意力读书的气氛。在图书馆内听不到说话的声音,如果有人说话,声音稍大了一点,让别人听见了,马上会有人向他行注目礼,再出声就会听到毫不客气的嘘声。我和同学们大致一样,只是我是不重视课内作业的学生,而查阅专业刊物,物理系的图书馆很方便。我坐在这个图书馆工作的时间不少,但后来由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在清华图书馆的时间就相对少了一些。“一·二九”学生运动宣言中所写的“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的确是当时北平许多学生的心情。

  不过在“一·二九”后的一九三六年――这是我在清华最后一个学期,我和清华大学图书馆的关系一下子密切起来。在那个学期我选了一门外系的课程――哲学系张申府教授讲的“形而上学”。那个学期张申府教授也不专心教课,他在课堂上提出了时间、空间、物质、精神……这样一些概念,却没有很透彻地讲出道理。每次都讲些“时事”。他为学生开了一张很长很长的参考书的书单,让图书馆把这些书从书库里调出来,放在图书馆负责借书的人那里,专供听这门课的同学借阅。因此我只要说一句要借哪一本书,马上可以得到,非常方便。在张申府教授开的书单里,有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论》,都是英译本。我就利用这个条件,在清华大学图书馆花了很多时间去啃这些书,从头一直读到尾,每一节都作笔记进行思考。有时还去找这两本里提到的著作。这段时间的学习,使我长进不少,我被恩格斯和列宁书中的道理折服了。就通过这两本书的阅读,使我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而且一直到现在都是如此。这半年在清华图书馆的学习对于我的一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因此我在前几年写过一篇《这件事还得感谢申府先生》发表在刊物上,并且收入我的《朋友们和朋友们的书》这本集子里。现在我想补充一句,我不但要感谢张申府先生,还要感谢我母校的图书馆。

  因此当我收到《编辑出版〈回首话春秋〉――清华大学图书馆纪念文集》征稿启事后,就马上动手写了这篇短文。《征稿启事》中要求能在1999年底左右把稿件交去,而我在六月就写好了,也许是交稿最早的人之一吧。

(http://news.tsinghua.edu.cn)
[更新:2001-0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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