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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良镛:人居环境科学的开创者

来源:《瞭望》新闻周刊 2012-01-16 刘巍

  当被问及菊儿胡同工程是否是他最满意的作品时,老人中气十足地回答,“我想说我最满意的作品是下一个!”

  90岁的吴良镛作为梁思成事业的继承者,倾其一生都在宏观视野探索中国建筑的现代化之路。

  这位城市规划及建筑学家、建筑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1922年生于南京,1946年起协助梁思成创办清华大学建筑系。

  他创造性地提出“人居环境科学”理论体系。他认为,人居环境应该包括建筑、城镇、区域等,是一个复杂巨系统,“过去我们以为建筑只是建筑师的事情,后来有了城市规划,有关居住的社会现象都是建筑所覆盖的范围。目前,我们城市建筑方面问题很多,要解决这些问题,不能就事论事,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1988年,在北京市支持下,吴良镛主持了北京菊儿胡同四合院改造规划。1992年,菊儿胡同试点获世界人居奖。吴良镛说,最近20年,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特色的城市规划建设道路。

  87岁时,他在夏日里还奔波在建筑工地,病倒了。在医院躺了两年后,老人又以惊人毅力爬了起来,重新开始每日十小时的繁重工作。如今,吴良镛带着7名博士生,还主持编写《中国人居环境史》。

  1月9日,在采访结束时,这位90岁的老人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坚持目送《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当被问及菊儿胡同工程是否是他最满意的作品时,老人中气十足地回答,“我想说我最满意的作品是下一个!”

“文革”前的人生起点

  《瞭望》:抗日战争让你对中国人居住生活有了哪些痛楚的体验?

  吴良镛:我1922年出生于普通家庭,生活很艰难。又经历了抗日战争的大变局大破坏,体会到了那个时代的普遍痛苦。自1937年南京失守,到1945年重新回到南京,我历经颠沛流离,其间自己也加入了抗战队伍。我亲眼目睹战争造成的破坏,感受到了战区老百姓居住情况的痛艰。记得1940年,我在四川合川参加高中考试,最后一门考完已中午,这时日本人开始轰炸,天崩地塌,大火整整烧了一天,这人间惨剧让狗儿都哭了,我此后再没听过一条狗的声音有那么凄惨。基于此,我对学建筑,为居住做些事情的愿望是很强烈的。
 
  《瞭望》:你和建筑学家梁思成一起,到清华大学工作,这对你的人生是否意味着一个重要的转折?
 
  吴良镛:在云南参战期间,我是在中国远征军第二军,这是与敌人短兵相接,奉行打出去战略的部队。直到1944年打到缅甸,后来在畹町会师。我是在会师之后,抗战胜利之前,1945年5月到达重庆,见到了梁思成先生。
 
  梁思成要我到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帮忙,主要工作是画图、保存文物,解放后的《文物保护手册》就是以那时的工作为基础完成的。1945年10月,梁思成再次找我,谈建立清华大学建筑系的事宜,他的视野已开始转向战后的建设。抗战胜利后,我于1946年9月,搭运煤的船从上海来到北京。会到梁先生,到清华工作,对我,对我的人生,都是一个新的起点。
 
  《瞭望》:你构建了人居环境科学的理论框架,是引领学科发展的科学家,又是规划事业的实践者,又是建筑教育家,你最认可你的哪一身份?
 
  吴良镛:我认为,我之所以做了这么多的事情,首先是因为我来到了清华建筑系,会到了梁先生,以及很多的专家,比如那个时候文学系有朱自清,社会学系有费孝通等,清华的学术环境让我非常满意;第二就是创办建筑系的事业,这一点离不开梁先生,我特别要讲梁先生是特别爱才、特别诗性的人。他看到一个人他就信任你,后来清华建筑系的班底很多是我的同学。我个人也没有辜负梁先生的爱才之心,在工作上很尽力。
 
  至于回答“最认可的职业身份”问题,我首先是教育工作者,因为教育工作者不光教书,还要研究问题;作为研究者又要参加实践,自1947年梁思成先生回国后,我作为他的助手参与了很多重要的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政治、经济发展在各个阶段很不一样,导致了国家在建筑方面的政策也不同,这给建筑学者与实践者带来了很多的困惑以至批判,许多人士由此噤若寒蝉,这种氛围,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
 
“文革”之后的新开端
 
  《瞭望》:“文革”结束时,你对建筑学都有哪些思考?
 
  吴良镛:从1978年,我开始有机会代表国家参加国际会议,访问美国,做客座教授,以及1980-1981年在德国学习,我主要的思考是寻找中国建筑的道路问题。
 
  1981年回国,恰逢中国科学院改革,我获得了新的任命——学部委员(相当于现在的院士),我深知担子更重了,我当时思考最多的问题就是:中国建筑到底怎么走?自己过去亲身做的事情,哪些对哪些不对?面对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如何应对与选择?
 
  《瞭望》:你后来找到了“广义建筑学”这个方向?
 
  吴良镛:1981年改革开放第一次学部会议,会议的方向确定为要走科学道路。在此后将近10年,一直到1989年,广义建筑学涉及的理论观点一直得到关注与议论,这些理论观点总括的趋势告诉人们这个行业必须要扩大,行业的内容要展开,旧的内容要更新。
 
  1989年我提出了“广义建筑学”,我认为这来自于两点顿悟:其一,既然建筑有那么多内容,为什么不从各个角度来论证和探索,而不应该笼而统之地谈;其二,当时在陕西发现了一个聚落,叫蒋寨,我从这个聚落联想到中国社会中的很多聚落不仅仅是房子,更是一种社会要求(例如家族聚居)的外现。
 
  从聚落看建筑,由此从房子的概念进步到了社会的概念、组织的概念,涉及到社会背景、社会内容、社会性质。基于这两点顿悟,我构建了广义建筑学理论,这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
 
  《瞭望》:后来你又提出“人居环境科学”理论。
 
  吴良镛:人居环境科学的提出就是为了各种建设都要与人的居住、居住环境结合起来,居住环境应该是个系统,被综合考量的,例如现在的农田水利,没有水就没有田,这是最根本的问题。
 
  人居环境科学是一步一步发展而来的,1993年提出,1995年清华大学建立了“人居环境研究中心”,2009年“人居环境科学”研究获得中国科学院的陈嘉庚奖,说明这个科学得到了业内的认可。
 
  本世纪初,我决定要建立人居环境科学的学科体系。经过10年出版了《人居环境科学研究进展2002-2010》,这本书包含了对人居环境的探索,人居环境史的归纳,建构了一个科学体系。尽管如此,我们做的工作仍然是初步的,要做的事情还非常多。
 
  《瞭望》:人居环境科学内含着“宜居”这个概念,是不是自然环境各有不同,中国建筑就必然有自己的特殊模式?
 
  吴良镛:这个体系的建立带有新的学术框架。但建筑要走中国道路,从我大学起就是确定的,这就是我对这个行业的宏观认识。改革开放后这条道路要具体化,但也有不明确的问题,即“如何与国际接轨”?我认为可以从西方建筑理论与实践中得到启发,但是由于面对的社会问题不一样,比如西方城市化中没有中国的农民工问题,所以在这一点上不可能完全接轨。
  
  研究“中国模式”,主要是谈建设中的问题,例如城市化问题、城乡发展问题、以人为本、老百姓的安居问题,这些问题都需要在学术框架中思考从而具体解决,否则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在大方向上就会陷于茫然。
 
探索现代中国的建筑道路
 
  《瞭望》:你很早就从建筑领域转到城市规划,这个转变是如何发生的?
 
  吴良镛:建筑最早是在大学里面学的,后来到云南参战,对战争惨况体会得很深,也让我对建筑、规划有了很多想法。
 
  战后跟同学在茶馆聊天,谈起要搞城市规划,因为建筑不能满足社会要求。战争破坏太厉害了。当时普遍的居住条件太差,甚至都谈不上建筑的特点了,迫切的要求是解决老百姓的居住问题,基本的生活居所的问题。
 
  《瞭望》:从你的老师梁思成开始就提出“现代的又是中国的”(modern and Chinese)问题,现代中国这条道路,从那时就在寻找,你这一生找到了吗?
 
  吴良镛:这条道路我和我的团队,在梁先生思想的影响下一直在寻找,这就是几十年我工作的核心。改革开放以来,打破了“文革”时期的封闭,文化多元化了,各种学派都出现在中国。既然有不同的学术思想,必然会有对多元思想的接受,因此在建筑界本身也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可以说,这条道路一直在探索,探索是具有复杂性的,现在看来“一锤子定音”是不太现实的。
 
  《瞭望》:可是,有论者指出,现在的情况是不是只有现代的,而没有中国的?你怎么看待中国城市的模式化呢?
 
  吴良镛: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中国建筑的文化底蕴是相当丰厚的,然而中国近代建筑的遗产却并不很深厚,大众对建筑的修养普遍薄弱,西方国家对建筑有公认的标准,在中国就没有这一点。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复杂。现在中国建筑面临困惑,所以呈现出建筑形式多种多样,标准界定含混不清,反映了这方面的基础较差。
 
  《瞭望》: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现代化的经验不足,还是对本土文化的不自信?
 
  吴良镛:从建筑本身来讲,西方的建筑也不是铁板一块,它也在探索变化。我们国家上世纪50年代前产生了很多大师,尽管学派不同,但不会千奇百怪。然而从50年代起关于建筑现代化的思考就没有一致过。国际上也是如此,1978年在墨西哥开会,会议题目是《建筑与国家发展》,然而会上的说法各不相同;1981年,在波兰华沙开会,会议题目为《人、环境、建筑》,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很明确的,但开会时就乱了,会议代表们阐述了不同观点,这让他们遗忘了会议的主题。
 
  当时的西方建筑学界,产生了种种学派,比如解构学派、符号学派、建筑死亡学派等等。有些学派产生了一些专家,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很有影响力和启示的。回到对中国建筑的研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即缺少对过去的研究,缺乏世界眼光。总的来说就是外部时局与学术大环境的长期不稳定,导致了建筑学说的复杂与多变。
 
  在中国,还有一个特殊的现象需要谈一下,就是建筑决策中的深厚的长官意识,这不意味说所有的长官都不懂建筑。但如今,建造一栋房子是非常困难的,需要耗费很多精力,且有很多精力不在建筑本身。
 
“我想说我最满意的作品是下一个”
 
  《瞭望》:菊儿胡同是你最满意的作品吗?
 
  吴良镛:菊儿胡同的设计得到了国际各方面的肯定,但我希望最满意的作品是下一个。
 
  菊儿胡同,我把它称为“菊儿胡同的试验”,这个试验始于1979年,这个试验应该被视为北京城市规划中的一部分。当时我与朱自煊等教授研究什刹海的时候,就提出了居住区的模式——四合院的门面在街道占据较小空间,大街在两边,居住空间要大而安静。
 
  可以说,这种模式是好的。那么,是不是拿这个模式建设新的住宅呢?1979年开始研究这个,当时最大的挑战是争取较好的密度,如果我盖三层的房子所拥有的空间相当于五层楼,那么这个试验就成功了,这个探索过程一直进行到1987年。
 
  《瞭望》:菊儿胡同在后来是否对实际的城市改造起到借鉴作用?
 
  吴良镛:我想这是一个过程。菊儿胡同的设计得到了国际专家的肯定,但是同行的建筑师对它的评价是:一般稍好。菊儿胡同在国内宣传很少,是受之于国际学会的推荐,才被广泛知晓。
 
  当时的国家领导人李鹏同志还在菊儿胡同发表过新年讲话,这是对菊儿胡同的肯定。后来李鹏同志问到了菊儿胡同的经营情况,但结果是我折本了。所以有人说菊儿胡同没有典型意义。其实并不是说让所有的房子都盖成菊儿胡同,这是一个方向,每个地方都具有地方特色,提高住宅的舒适度是根本追求。菊儿胡同是根据当时当地的环境产生和发展的,即使在北京,不同的地方也会有不同的做法。
 
  《瞭望》:展望未来,对于中国建筑你最关注与担忧的是什么?
 
  吴良镛:人居环境科学只是提出了学术探讨的方向,并不是说一提出来就能解决问题,但未来是乐观的。科学体系提出了,问题提出来,这样解决问题迈出了第一步。因为认识世界才能改造世界,认识问题才能解决问题,并且这一过程需要在反复中推进。
 
  我们讲的以上科学理论,是改革开放的这几十年探索出来的,是在转型期所做出的探索。时代还在发展变化之中,理论还要进一步与实际联系,所以不能放弃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未来的探索还需要我们本着庄重的态度去进行。(《中国新闻周刊》钱炜与实习生王玮为本文作出了贡献)

(http://news.tsinghua.edu.cn)
[更新:2012-01-16 17:2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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