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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文科研究生的成长故事

李 强

  早在1925年,清华学校就设立了国学研究院,并陆续建立国文、西洋文学、历史、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教育心理学、社会学等系所,成为中国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和发展的中心,成为中国现代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今天,我并不想讲古,我只想给大家介绍一个人,一位人文社会科学专业的研究生,介绍他在清华大学的学习和生活,以此为范例,看看我们今天应该从他身上吸取什么样的经验?向他学习些什么?

  这位研究生就是费孝通先生,或者也可以称“费孝通同学”。

图为费孝通与夫人王同惠合影。

  1933年暑假前,燕京大学的吴文藻教授带着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毕业生费孝通同学来到清华园拜见史禄国教授。

  史禄国(Sergei M. Shirrokogoroff)教授,俄国著名人类学家,26岁当选俄国帝国科学院院士。1930年后,史禄国曾先后在辅仁大学和清华大学任教,他堪称一位世界级学者,他的学问很专深,是研究关于西伯利亚“通古斯人”少有的专家,所著《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曾被译为多种文字出版,在人类学和民族(ethnos—史禄国强调专用此词解释民族)理论上颇有建树,虽然当时在国内知道他的人很少。可见,清华大学是识人才的。史禄国在清华大学用英语授课,他并不轻易带研究生,经过一番口试,才首肯接受费孝通为徒。

  费孝通后来回忆道:“当史老师接受我当他的研究生后,为我制定了一个学习计划,包括三个步骤:第一,学习体质人类学;第二,学习语言学;第三,学习社会人类学。”原计划每一个步骤用两年完成,费孝通只完成了第一步,没有能跟史禄国学习语言学成为他终身憾事。社会人类学是到英国后,师从马林诺斯基学习的。

  按照计划,费孝通从1933年秋季开始第一步——学习体质人类学,同时补上一门动物解剖学。怎样学习呢?史禄国并没有给费孝通讲什么是体质人类学,没有讲《体质人类学概论》一类的课,而是让费孝通做两件事:第一,读书。他交给费孝通三本书,一本是日本学者写的关于“朝鲜人的体质测量资料”,另外两本是史禄国写的书,《华北体质人类学》(1923)和《华东及广东省体质人类学》(1925)。第二,做实验。费孝通回忆:在我一人独占的实验室里,有两张堆满了零散人骨和头颅骨的桌子,旁边站着一个人体骷髅,我的工作就是了解每一块骨头在人体的位置,这是体质人类学的非常重要的基础。他学习体质人类学首先是掌握人体测量技术,这方面,我在学习过程中并没有教科书或讲义,完全是通过史老师的面授和身教。

  经过严格训练后,1934年暑期,史禄国教授安排费孝通到“北京监狱”和“军营”(三十二军)两个“田野场所”进行实地人体测量,费孝通一共测量了800多人,获得了样本和数据,此后,费孝通用了一年的时间分析这些样本和数据,并学习写作论文。

  史教授为费孝通向生物系借了一间实验室,实验室有两把钥匙,史教授一把,费孝通一把。费同学白天工作,每天傍晚,费同学回宿舍后,史教授来查看统计表,做出批示。

  费孝通后来写文章说:他从不扶着我走,而只是提出目标和创造条件让我去闯,当我走错路时,他会拉我一把,而从没有照搬教科书那样,给我系统讲体质人类学的学问。

  在上述学习研究的基础上和过程中,费孝通完成了两篇论文,一篇是1934年完成的《朝鲜人的体质分析》,另一篇是1935年完成的《中国人的体质分析》。第二篇也是费孝通的硕士学位论文。费孝通得到了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授予的第一个人类学硕士学位。

  1935年的夏天,史教授安排费孝通去广西大瑶山做瑶族部落的调查,包括体形测量。费孝通说:史老师为我装备了全副人体测量仪器,并从德国订购了一套高质量的照相机,我用这套照相机所拍摄的相片有一部分后来发表在《花篮瑶社会组织》和《江村经济》两本书中。

  费孝通深情地说:我还应当记下,他特地为我和同行的新婚妻子各定制了一双长统皮靴,坚实牢固,最初是为防蚂蟥的,“当时谁也没有料想到就是由于这双皮靴竟免了我受一生残疾的折磨”。费孝通与妻子王同惠在广西大瑶山作调查的时候,费孝通误踏了瑶人在竹林里布置的捕捉野兽的机关,结果安放在机关顶上的大石块砸到费孝通的左脚,左脚骨节被重石压成错位。费孝通回忆说:“如果没有这双坚实的皮靴挡一挡,我的左脚一定被压烂,如果这样的话,左脚会失去,也可能会危及生命。”费孝通被砸后不能行走,妻子王同惠试图出山找人来帮助,因为天黑,又是荒山野岭道路不熟,不想慌乱之中落入山涧,溺水身亡。费先生和妻子为求学术真谛、深入社会进行调研,其大无畏的科学精神为清华学子以至于全国学子树立了榜样,为我辈后人敬仰。费先生在回忆的文章中感叹说:“死者已矣,我经过半年的医治,才能拄杖行动,但左脚骨节错位,至今未复。我没有和妻子全归于尽,寻根应当归功于老师送给我的这双皮靴。这是我终生难忘的事。”

图为费孝通1936年留影。

  受伤后的费孝通于1936年回江苏省吴江县家乡休养,又开始在老家庙港乡开弦弓村做社会调查,其执著的科学精神可见一斑。后来,正是根据在“开弦弓村”的调查资料,费先生在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LSE)在马林诺斯基的指导下,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该文后对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迄今仍是学术界了解中国农村的必读书。该论文后来在Routledge书局出版,马林诺斯基在为该书作序时写到:我敢于预言费孝通博士的《中国农民的生活》一书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费先生回忆,在伦敦学习时,有朋友好奇地问,你怎么没有进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就已经是人类学的内行了?费孝通回答:“这是没有什么不好理解的,因为我曾经是史禄国的学生。”

  费孝通还回忆说,如果硬要问我这一生在社区研究上有什么“得力武器”,我想到的就是从史老师那里学来的“类型比较法”。他说:“这个‘类型比较法’不就是史老师在分析他的体质资料时应用的方法?不也就是我在60年前整天伏在统计方格纸上爬行所做的事吗?当我发现这种联系时,我有点吃惊,早年的基本训练影响一个人的思想竟如此之深,甚至在应用时完全没有自觉地这样做了。” 费孝通还说:“史老师所教给我的体质人类学是我的学术基础,受用了一生。”

图为1980年,费孝通在美国丹佛获得马林诺斯基应用人类学奖。

  众所周知,费孝通先生是我国最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他完成了众多的社会学、人类学名著。1981年,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授予费孝通先生“赫胥黎奖章”,这是这门学科的最高荣誉。费孝通成为社会学、人类学的一代宗师。

  费孝通同学师从史禄国教授,学习这样一门在任何时候看来都属于比较偏窄的学问,真的没有任何功利色彩,真的堪称是纯学术的基础研究。从他身上,我们既看到了清华大学严谨的学风,也看到了严师出高徒的培养路径,还看到了清华大学学者为科学的献身精神。谨述此范例,与大家共勉。

  (本文由刘丹根据社会科学学院李强教授的讲话稿整理)

  来源:水木清华 2012年第4期

 

(http://news.tsinghua.edu.cn)
[更新:2012-09-05 11:3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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