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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清华

刘  达

刘达在全校大会上作报告


  1991年是清华大学建校80周年大庆。校史组的同志约我写点纪念的文字,我欣然应允。毕竟,我与清华还算有缘份的:我和清华同龄,虽然没上过清华,却在66岁的时候进了清华园,迄今算来,已是十年有余了。十多年来我与清华朝夕相处,亲身经历了清华如何从逆境中奋起的全过程,想说想写的东西实在很多。往事历历在目,怎不令人感慨万千!

  我是1977年4月29日来清华的。说来也巧,这天是4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天,正是清华传统的校庆纪念日,但在那时,学校却冷冷清清,没有举行任何庆祝活动。“文革”前,我在中国科技大学工作过,由于十年动乱把教育界弄得一团糟,心里感到特别难受,对学校很有点心灰意冷。记得我在中央组织部遇见蒋南翔同志时,曾对他说过,我再也不想到学校工作去了。然而组织上却决定派我到清华。就这样,我怀着十分复杂的心情来到清华。十多年过去了,现在回想起来,尽管这并非我的初衷,却实在是我的幸运。我终于没有错过这个了解、认识清华的机会。

  我来清华时正值“文革”结束不久。那一年2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队》和《红旗》杂志发表了一篇社论,特别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就是“两个凡是”。它代表着一个错误的思想路线,是对毛泽东思想的歪曲。后来,经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讨论,才统一到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准确、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认识上来。在我进清华时,“两个凡是”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经历了十年浩劫的清华,冤假错案堆积如山,教学科研几乎陷于停顿,加上受“两个凡是”的影响,许多问题得不到正确的解决,真可谓满目疮痍、百废待举。摆在我们面前的第一个问题便是进行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我初来清华,又不了解情况,工作难开展。有鉴于此,我要求北京市委多调一些人来。于是市委从各区、县、局选派了80多名领导干部进校,与原来的30多名联络员一起组织工作队,在校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开展工作。起初,我对工作队抱有很大的希望,但不久就发现,他们许多人也同样不了解清华情况,光靠他们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这一事实对我触动颇大,我感到要实现拨乱反正,还必须依靠清华自己。清华虽然是“重灾区”,但清华绝大多数师生员工和原来的干部是好的,他们在“文革”期间对错误的东西进行过抵制和斗争。粉碎“四人帮”后大家都焕发了极大的工作热情,只有依靠他们,才能实现拨乱反正。这使我认识到:清华是一个具有优良传统和强大凝聚力的集体,只有依靠清华,才能办好清华。

  清查工作中遇到阻力是很大的。当时的市委曾有“五条”明文规定,什么何东昌的案不能翻;刘冰的案不能翻;“一二·九批示”不能翻;等等。但是我们秉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束缚,迅速恢复了何东昌、艾知生同志的领导职务,并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推翻了1969年1月的所谓《坚决贯彻执行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给出路”的政策》的假经验、1973年的“三个月运动”以及1975年刘冰等四位同志给毛主席的信等几个关系全校、影响全国的大案,对“文化大革命”期间立案审查的1120人也逐个进行了复查,作了书面结论,落实了政策。此外,还根据中央精神,对“文革”前的一些历史老案,如1957年的反右运动、1959年的“反右倾”中的问题等,也进行了复查,一些重大的冤假错案逐步得到解决。同时,我还写信给邓小平同志,要求依法惩处“四人帮”的那伙小头目,如北大的聂元梓、清华的蒯大富等。在邓小平同志的支持下,后来他们都受到了法律的制裁。这样一来,学校安定了许多,大家的思想也都稳定了下来。

  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我深深地体会到清华同志具有追求真理的精神和忠于社会主义事业、认真负责的态度。在当时极左空气很浓的情况下,清华同志敢于冲破束缚,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现拨乱反正的任务,这是难能可贵;另一方面,尽管许多同志挨过整、受过批,但他们从未动摇对党的信念,仍然为祖国、为民族忘我地工作着,默默地奉献着。这就是清华的品格!这就是清华的生命力所在!正是拥有了它,清华不但没有垮下去,而且很快从困境中走了出来。

  清华要完全摆脱困境还需要进行大规模的调整。由于“文革”期间违背教育规律办学,清华的规模、布局及学科设置不尽合理,影响了各项工作的正常开展。1978年我向邓小平同志作工作汇报时就反映了这些问题,并提出要从清华实际出发,对各方面进行调整。小平同志听后着重指出:“办学校要按学校工作规律办事。”为此,在校党委领导下学校开始了各方面的整顿工作。首先是调整学校的规模和布局,先后将绵阳分校、水利系三门峡基地、团河农场、西山林场撤消,部分人员撤回本部。同时控制学校规模,适当削减招生人数。因为清华大病初愈,需要休养生息,招生太多对学校的发展不利。其次,改善学校教职工队伍结构。十年动乱中,清华大学教职工队伍极度膨胀,教职工与学生人数比例倒挂为3:2。学校根据实际情况,先后将1000多人调离了清华,这样,不但教职工队伍结构趋于合理,也有利于更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再次,加强学科建设,适当增加理科、管理学科和文史学科,先后建立了应用数学系、物理系、经济管理系等,把清华大学逐步从工科大学发展成为以工科为主的多科性大学。同时扩大对外交流、加强与外界的联系,这期间我曾率代表团先后访问了美国、荷兰等地,与国外一些著名学者进行接触,并与国外一些著名大学和实验室、研究所建立了联系。经过一系列的调整,学校各项工作逐步走上了正轨。

  “文革”不仅造成了清华各方面工作的极大混乱,而且也给校园带来了严重破坏。许多重要的历史性的建筑物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如科学馆屋顶被烧;二校门被拆;“清华学堂”这个清华有史以来首批校舍的主体建筑,门窗和地板被拆得破烂不堪;朱自清、吴晗在西院的故居也受到破坏。“文革”结束后,有些同志从经济上考虑主张把清华学堂和西院拆除,我没有同意。我主张在保留原貌的基础上给予修缮。因为我觉得它们的意义已不只是一幢房子,而是一种象征——从不同的角度体现了清华的风貌。清华学堂便是清华历史的见证,它蕴涵了清华的过去,也蕴涵了清华的传统,清华能从中吸取奋进的力量。如今清华学堂经历了80年的风风雨雨仍然矗立在那里,迎来又送走一批批的清华学子,这使我感到无比欣慰。每次走近它,我都觉得特别亲切,心中总会涌起一股依恋之情。只可惜这项工作做得不够,仍有许多有意义的东西没有保护下来,这是我引以为憾的。

  到了1982年,学校基本完成了恢复与调整任务,及时地将工作重点转移到深入开展教学与科研、进行教育体制改革方面。学校工作进入到“着重提高,在提高中发展”的新阶段。这时,我越来越觉得应该让比较了解科学技术的同志来主持学校工作,这样对清华的发展会更为有利。我对自然科学知识了解不多,许多东西不仅没有“发言权”、甚至连“听言权”也没有。加上年事已高,继续留在领导岗位上感到力不从心。于是我主动要求退居二线,先是辞去了校党委书记的职务,一年后又辞去了校长职务。现在我担任清华大学名誉校长,仍然是清华的一员,时刻关注着清华的发展。

  这几年清华又发生了许多变化。看到清华进步,我十分欣喜。80年来,清华逐步形成和发展了自己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清华学子不断进取,为祖国为民族作出了巨大贡献。如果有人问我,你最留恋清华的是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最留恋的就是清华的精神!一种百折不挠、追求真理的精神!一种热爱祖国、忠于事业的精神!一种严谨、勤奋、求实、创新的精神!一种自强不息、奋发向上的精神!在纪念建校80周年的时候,全校同志应该发扬这些优良传统和作风,让清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1991年,原载《刘达纪念文集》;
  选自《清华名师谈治学育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第二版)

(http://news.tsinghua.edu.cn)
[更新:2011-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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