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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岂之做客新人文讲座谈任继愈的为人为学

  【新闻中心讯 学生通讯员 孙洁琼】12月2日下午在6教,西北大学名誉校长、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张岂之来到新人文讲座,为在座的同学们讲述了我国著名哲学史家、宗教学家和历史学家任继愈先生不平凡的一生。

  张岂之遗憾地回忆到,3年前,他有意邀请任继愈先生到清华做讲座和同学们交流,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件事一再耽搁。2009年7月11日,任继愈先生与世长辞,清华同学和任继愈先生交流的机会再也不能实现了,只能由他向大家介绍任先生成就斐然的一生。在张岂之教授眼中,任继愈先生是我国杰出的人文学者。

  张岂之首先简单回顾了任继愈先生的生平。任继愈先生生于1916年4月15日,1934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38年考取西南联大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第一批研究生,攻读中国哲学史和佛教史,1942-1946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讲授中国哲学史、宋明理学等课程,1964年负责筹建国家第一个宗教研究机构,担任所长,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宗教学研究人才,1987-2005年担任国家图书馆的馆长。

  随后,张岂之选取了任先生一生中的几件事,向同学们展现了任先生的为人和为学。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军全面侵华。当时任先生在北京大学读大三,暑假时,北京大学南迁到长沙,后又迁到云南。任先生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徒步行走,大约两个月的时间里走了2000多公里。这段徒步给任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自传里,任先生说:“我深信,高深的学问不能离开这块抚育我的深受灾难的土地。从此,我常带着一种沉重的心情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沿途看到的农村、农民贫困的生活给任先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在他后来的中国哲学史、佛教史著作中,充满着对中国封建社会对农民的同情和对农民反抗的赞美。

  第二件事是1956年,他经过学习研究,认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很科学的学术,他放弃了儒家学说的信仰,给他的老师熊十力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任先生说从现在起,他相信的和老师所信仰的不一样了,但是今后他将一如既往愿意为老师尽力。这封信表明他已经从儒学信仰中走出来,转而信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第三件事是文革结束后,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这时,任先生开始思考为什么在20世纪60年代中国会发生文化大革命,并写了长篇论文《朱熹与宗教》进行论述。任先生的文章发表后,争论很多。张岂之教授开始对此观点也不是很支持,但经过思考后,他认为任先生的这篇文章关注现实,研究现实,它的现实意义大于学术意义,说明任先生不是一个单纯只在书斋里的学者。

  张岂之随后向同学们重点介绍了任先生的学术成就。在哲学方面,任先生的学术研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关于中国哲学的,例如他对于春秋末期对于老子的思想做过很长时间的研究。1963年,他主编了中国哲学史的教课用书。1979年,《中国哲学史》四卷本经过修订增补再次出版。他还主编过《中国哲学发展史》。还有任先生多篇论文讨论的主题就是中国哲学史的问题。

  任先生力求把中国社会史与中国哲学史联系起来,以便找出中国哲学发展演变的社会原因。从秦汉时期起一直到清朝末年,任先生对最长时段的中国封建社会有多年的研究和学术积累,形成了他自己突破的视野,用他自己的语言文字加以表述。

  任先生给中国哲学史下了定义。他认为中国哲学史是中华民族的认识史,对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漫长的认识,但是不是个别人的认识,也不是个别哲学家的认识,而是中华民族的认识,表现了中华民族的思维、文学素质和生活态度。中国古代的哲学偏重于整体的研究,在这个问题上,任先生发表了许多属于他独立思考所得出的结论。例如认为中国古代哲学中间有天命论也有辩证法,在哲学中有宗教。他认为中国封建社会有三大宗教:佛教、道教和儒教。

  任先生在哲学方面的另一个观点也值得关注。有些人认为中国古代哲学是最高明的哲学,任先生就这一观点反驳说:“有人讲,电子计算机的二进制方法周易一书早已讲过,火箭发射原理宋代早已发明,等等。从历史看,中国最高明,哲学高明,自然科技也最高明……这是极端无知的说法。” 西方有它自己的贡献,中国也有它自己的贡献,不要在哪个方面都是一个国家最先进,其它国家都是跟着最先进的国家来的,未必都是如此。世界历史比较复杂,科学问题上实事求是很有必要。

  这是本学期张岂之教授第二次来到新人文讲座,上次讲座以清华大学人文传统为题,受到同学们的热烈欢迎。(供稿 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 编辑 襄桦)

(http://news.tsinghua.edu.cn)
[更新:2010-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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