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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非做客新人文讲座谈《红楼梦》的物象与时间

  【新闻中心讯 学生通讯员 方寅】3月25日下午,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著名作家格非应邀做客新人文讲座,以“《红楼梦》的物象与时间”为题,在中西文学史中撷取生动的例子,向在座师生揭示了文学作品中物与时间的多种表达方式,并由此对《红楼梦》的艺术技巧进行了独到的分析。互动环节中,同学们踊跃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疑问,格教授对张爱玲、莫言、苏童等现当代作家提出了自己的评价,强调文学技巧对文学作品的重要作用。

  格非教授认为文学作品所描写的对象主要有两个:人和物。文学作品的结构也有两层:时间和空间。“物”在进入文学作品的同时就具备了一定的意图和功能,成为了所谓的“物象”。物象在文学作品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物象”能够揭示人物性格,暗示人物身份等。《红楼梦》对秦可卿的卧室的描写和《十八香》中名画和火腿的组合就是典型的例子。

  其次,“物象”,特别是对场景大段描写构成了故事情节中的停顿。比如巴尔扎克写《驴皮记》,十几页过去,驴仍然没有出现,又如雨果的《巴黎圣母院》里对圣母院火灾的大篇幅描写。这些场景描写有时会令读者厌烦。而《红楼梦》中的最重要的场景——大观园——却独辟蹊径,大观园首次是通过贾宝玉题匾额顺便呈现出来的。而且大观园这个巨大的场景是分四五次介绍完毕的。曹雪芹将场景巧妙的穿插在故事情节中逐步展开,这是《红楼梦》的高明之处。

  “物象”的第三个功能体现在特定道具对故事情节起到了铺垫的作用。屠格涅夫的一个例子是先交代墙上的猎枪,在后面的故事中使用这把猎枪杀人。如果杀人者的武器是“信手拈来”,那读者对作品的真实感势必会产生动摇。但如果作者在前面的情节中若无其事的放上这把猎枪,读者在读到杀人的情节时就能够回忆起这把猎枪,增强了情节发展的可信度。

  格非教授接着谈到了19世纪欧洲文学的一个转变,即“物象”脱离了附属情节的地位,而成为了独立的被描写的对象。从《蒙娜丽莎》开始,欧洲绘画中的风景开始凸现。而到19世纪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在一开头就用很长的篇幅单纯地描写一顶帽子,而事实上,在《包法利夫人》的初稿中,这一段描写长达数页。在受到朋友的劝阻后,福楼拜屈从修改了这一部分。尽管如此,我们仍然看到福楼拜曾努力让物具有物本身应有的含义。

  与西方文学相比,“物象”在中国更多的不是“象”,而是“意”。梅兰竹菊的形象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所象征的君子的品格。从这个角度说,中国古代文学所描写的物已经进入了文化,并且这些“物象”具有虚拟性、象征性和写意性的特点。格非教授认为中国古代文学的技巧偏重白描,因而也就缺乏了质感。白描的另一个缺点是造成了意象的惰性,比如所谓的“无月不成诗”的现象、才子佳人小说的俗套。

  格非教授认为《红楼梦》在文学技巧上具有很强的突破性。曹雪芹重视器物的质感,用“全息式”的描写赋予物以独立的地位,比如红楼梦中很多宝物、药方等。《红楼梦》非常喜欢使用“陪笔”。“陪笔”是相对于“正笔”而言,薛蟠问母亲“我们去京城以后住在何处?”薛姨妈回答说:“或者住在你舅舅家,或者住在你姨妈家。”根据小说的情节发展,前半句并没有发生,是陪笔。但正是这多出来的半句,让小说变得丰腴、有质感。

  在提问的环节,格非教授引用王国维的观点,即《红楼梦》写的不过是人之常情。他进一步点出《红楼梦》的三个结构,一是佛与道(相对主义),二是现实的结构,三是深藏的宝黛之恋。格教授还点评了几位著名作家,他认为莫言虽然以其泥沙俱下、大气磅礴的叙事风格著称,但未必不可以兼有其早期作品中的忧伤和纤细;与阎连科的“笨拙”的文学风格形成对比,苏童的作品永远给人以轻和美的感受,常以异乎寻常的句式夺人耳目。另有同学对当代文学界的魔幻主义趋势提出疑问,格教授提出不管是要抛弃古典、还是要回归古典,文学创作都需要在技巧上进行探索,现实主义和魔幻主义在这一点上都有其重要价值。(供稿 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 编辑 襄桦)

(http://news.tsinghua.edu.cn)
[更新:2010-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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