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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先生留给我们的遗产

●王宁

  7月11日,我正在清华园内的办公室里改写一篇文章,突然接到北大的朋友给我发来的一条短信:季羡林先生溘然仙逝。听到这一不幸的消息,我简直难以置信,因为就在前一天,我还在电话中向乐黛云教授提议,明年由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为季老百年华诞以及她本人八十大寿举行一个庆祝座谈会。当时,乐老师谦虚地说,给季老祝寿是应该的,给她本人祝寿就免了吧。可是,季老竟没有等到那一天就离开了我们。毫无疑问,我们中国比较文学界又失去了一位可敬可爱的领路人,而我本人也失去了一位良师益友。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曾多次受到先生的谆谆教诲和提携帮助。我现在正致力于进行将中国文化介绍到世界的工作就是在季先生的启发和鼓励下开始的,想到此,我怎能不感到难过呢?

  悲伤之中,我不禁回想起许许多多的往事,仿佛过去的这一幕幕场景一一再现……

  那是1985年10月,正值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在深圳举行成立大会和首届国际研讨会。季羡林先生和我后来的博士生导师杨周翰先生以及一大批蜚声海内外的国际著名学者出席了那次学术盛会。我正是在那次会议上进入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也正是在那次会议上我和季先生相识的。当时季先生给我留下的印象是非常的平易近人,丝毫没有大学者的架子,他还给我留下了他在北大校园里的住址,欢迎我前去做客。一年后,我考取了北京大学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博士生,师从杨周翰先生。在校读书时虽然几次有过前往季先生家中拜访的念头,但担心他研究工作繁忙而不忍心前去打扰他。终于在几个月后的一天,在比较文学研究所举行的一次学术会议上,我见到了季先生。令我吃惊的是,先生竟然一下子认出了我,并说,“我早就听说你到北大来了,以后我们可以经常见面了”。他说的倒是事实,我们后来确实曾多次在图书馆碰面,但每次,身着蓝色中山装的季先生都提着一书包书匆匆地走进或走出,我们也只是简单地打个招呼,很少深谈。

  我1989年夏天毕业留校工作后,虽然好几次和季先生一起出席学术会议,但是单独交流的机会并不多。季先生却一直关心着我在学术道路上的成长,每次见了我都问长问短,对我所取得的每一个小小的成绩都给予鼓励。他说,“杨先生不在了,你要学会挑起独立从事学术研究的重担,有什么困难可以来找我。”但我知道,季先生尽管年迈,仍然笔耕不断,所以碰到一些问题本想向他请教,或请他帮忙,但总是开不了口。

  1990-1991年我在荷兰从事博士后研究时,有幸结识了德国哥廷根大学的霍斯特•图尔克教授,我记得季先生当年留学德国时就是在哥廷根大学学习的。于是就流露出希望前往季先生母校访学的想法。图尔克教授得知我的想法,回去后便给我发来邀请信,并安排我在该校德文系作了一次文学翻译方面的演讲。第二天,图尔克亲自陪我前往先生当年留学的东方学系,和系主任罗志豪教授共进了午餐。记得罗志豪教授十分自豪地告诉我,“我们这个学校曾出过两个中国名人,一个是中国军队的前总司令朱德元帅,另一个就是当代东方研究权威季羡林。这应该是我们学校的骄傲。”在回荷兰的路上,我一路步行到火车站,观赏着这座德国东部小城的雅致娴静,心想,当年季先生就是在这里度过了十年光景,从一个远道而来的莘莘学子成长为一位蜚声学界的东方学研究专家。我回国后把这一难忘的经历告诉季先生时,季先生笑着说,哥廷根实在值得去,“我当年如果想很快拿个学位的话,选一个与中国有关的题目写论文,短短几年就可以完成学业。但是我还是选了专攻古印度语言这个难题。”先生的教诲此时已经铭记在我的心中,不时地激励我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披荆斩棘,奋力前行。但毕竟,对于我们这些刚刚跨入学术殿堂的青年学子,最需要大师的提携和引领,在这方面季先生堪称楷模。这里我仅举两件令我一生都难以忘怀的往事。

  1994年春夏之交,在遴选博士生导师时,我在系里申报了,但由于名额有限,未能上报学校。我感到很苦闷。一天我在校园里茫然地散着步,正巧迎面碰到季先生。他就像猜透我的心事似的,问道,“王宁,你好像有什么心事似的,是不是碰到什么困难了?”我吞吞吐吐地把申请博导未获通过的事情向他报告了,他马上领会了我的意思,安慰我说,“别难过,我想你条件应该是够了,可能确实是因为名额有限。不过,我始终认为,提拔年轻人,就不应该讲究资历和年龄,就是要不拘一格降人才嘛。这样吧,我了解一下情况,替你在研究生院和学校做做工作。”我顿时感到由衷的安慰,心想即使当不成博导,自己的学术研究能得到季先生的肯定也就应该满足了。后来,季先生确实为我尽了很大努力,他不仅给当时的校学位办主任张丽霞老师打了电话,而且还给常务副校长王义遒教授写了一封信,给了我强有力的推荐。虽然最后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如愿以偿,但我始终记得先生在关键时刻给予我的支持和帮助。

  1998年,我在北京语言大学主持比较文学研究所的工作,但与季先生的交往少多了。一天,河北人民出版社副总编张晨光来我家找我,希望我参与该社拟编辑出版的一套“东学西渐”丛书的工作,并出任执行主编。我深感此课题的重要意义,但同时感到自己在这方面的先期成果不够,难以胜任。沉思了片刻,我立即想到能否请季先生出山担任主编,有老先生指路并把关,我心里会踏实些。张晨光告诉我,出版社也有这个想法,并已经和季先生非正式地沟通过,季先生答应考虑。但现在季先生在做出最后决定之前希望我们能拿出一个具体的方案,因为他毕竟已年过八十,而且身体又不太好,不可能为具体的写作而操劳。我明白他的意思,便接通了季老的电话。当时我知道,前往拜访季老的人肯定很多,他的秘书一定会挡驾。结果果然季老的秘书李玉洁老师接了电话,说“你是谁啊?季先生身体不好,一般不会客,你有什么事需要我转告吗?”我回答说,“请告诉季先生,我叫王宁,原来在北大英语系工作,现在在北京语言大学工作,有要事求他帮忙。”季先生马上接过电话,“王宁,你好,我们很久没见面了,你过来吧。”于是我们立即前往北大朗润园13公寓季先生的住所。

  几年未见,先生虽然有些苍老,但依然神采奕奕。当我们说明来意以及编辑丛书的计划后,季先生问道,“我已经八十多岁了,不可能再花时间写一本书了,恐怕连稿子都无法看了,主要工作还是靠你去做。”我点点头,告诉他,我们除了需要他在总体构想和编写原则上把关外,不会总打扰他的。他这下放心了,咳嗽了几声清了清嗓子,开始了他的忠告:“东学西渐这个题目很重要,应该是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者的一个重要课题。这个课题很难做,研究者需要阅读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但我认为有必要花大力气去做。这样几年后必然见出成效。我过去经常说,我们中国是一个文化大国,而且还是一个翻译大国,我们翻译了西方几乎所有的重要文学作品和学术著作,应该说对西方很了解了。但是西方人对我们了解得怎样呢?可以说许多人在这方面近乎无知。更有甚者,许多人根本不屑了解中国文化。因此我们第一步先把研究成果写出来,给国内的读者看。你英语好,而且在国外发表了不少论文,将来还可以把一些优秀的著作翻译成英文到国外出版。”我深深地知道,这是季先生和我的导师杨周翰先生对我的殷切期望,同时也感到肩上的担子沉重。我接下来又请他为丛书写一个序。季先生停顿了片刻未作回答,我立即说,“我知道您身体不好,而且很忙,可不可以由我根据您今天的谈话为您起草一个稿子请您过目?”季先生立即答道,“不,我这个主编不能光挂名不做事,再说我也不喜欢由别人代笔写文章。我既然答应你担任这个主编,我就自己写这个序吧。你过一周来取。”

  一个星期后,我如约再次来到季先生家,季先生拿着一个信封对我说,“我今天不能和你多谈了,一会有客人来。这是我写的序,你看行不行。”我打开信封,一排排整齐清秀的文字映入我的眼帘:先生不仅亲笔拟了稿子,而且还亲自抄写得工工整整,几乎没有什么改动。我不禁叹道,真是大师的风范,治学如此严谨,对文字的推敲如此认真,我们作为后学,怎能不加倍努力呢?

  我回去后认真地阅读了先生亲自撰写的序,还是像过去那样,先生在序的一开始就这样写道,“最近几年来,我在许多文章中和发言中,都宣扬一个观点:文化交流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主要动力之一。我是根据历史事实和现实情况有感而发的,没有丝毫的主观成分。”接着,季先生强调了中国人在“拿来”国外的东西方面所做的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而西方人却很少从中国汲取精神文化产品。有鉴于此,他提出了一个“文化送出”的主张,“中国不但能‘拿来’,我们也能‘送去’。历史上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伟大的发明创造送到外国去,送给世界人民….但是,在今天的情况下,我们认为,既然西方人不肯来拿,我们只好送去了。”他认为,这正是我们合作编辑这套丛书的一个基本目的。按照这个原则,我们每一位作者都在大量积累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强调了中国文化对西方的影响以及中国文化在西方主要国家的传播和接受。当我们把这套丛书的样书给季先生送去时,先生十分高兴,并鼓励我继续在这方面努力。

  当时正处于世纪之交,国内学术界和出版界仍热衷于大量地引进国外,特别是西方的文化学术思想,很少有人对文化送出感兴趣。即使河北人民出版社独具慧眼,申请了国家十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并由社里拨出专款资助,使得这套丛书顺利问世,但整套丛书的发行量并不很大,而且只印了一次就再也没有重印。看来,先生的估计是对的,文化送出要比文化引进艰难得多!十年过去了,中国的综合国力大大地增强了,尤其是在全球金融危机中,连美国华尔街的金融巨头也不得不哀叹,只有中国的参与才能挽救这场金融危机。而经济的飞速发展必然导致中国文化真正走向世界。在这方面,我们多么需要像季羡林先生这样具有理论前瞻眼光的大师级学者为我们引路啊!只可惜,“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返!”文化走出去的伟大战略刚刚开始实施,我们的引路人季先生就离我们而去,我们怎能不倍感哀伤呢?但是令我们感到欣慰的是,今天的学术界和出版界的所有有识之士都认识到,在长期以来的中外文化交流中,确实存在着一种文化交流的“逆差”现象。为了从根本上扭转这一局面,我们需要不遗余力地通过直接用英文著述、翻译的中介以及中外专家合作等手段将中国文化送出去。我想,这正是季先生等老一辈学者期待我们后学去做的事情,这也正是季羡林先生留给我们的重要遗产。如果我们的工作能初见成效的话,安卧在九泉之下的季羡林先生也会感到欣慰了。(作者为清华大学外语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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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2009-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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