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孜孜北川行

——“志愿紫荆 情系汶川”系列报道之“北川行”

■建筑学院 周真如 张昕

  2008年7月,正是5.12地震后的两个月,我们俩(周真如、张昕)在没有人接洽和组织的情况下,主动来到跟四川省绵阳市北川县,一个有着和汶川同样惨痛命运的地方。在山脚下的灾民集中区,我们找到了北川县团委志愿服务点。这短短一周,白天我们是孩子王,带着一大群小不点念唐诗学唱歌作游戏;午间和晚上就变成了前线记者,见缝插针地游走于难民棚和废墟之间。启程时,我们是凭着一腔热血的冲动踏上火车。然而离别时,却是带着一种沉甸甸的使命感。

  那些场景,不管是平静的孤儿寡母还是重振民心的专业志愿者,不管是图书室的大批赠书还是帐篷外的漫天繁星,都让我们永生难忘。

  周真如:帐篷底下的小课堂

  说来有些莽撞,我们两个女孩子在北川已经停止招募志愿者的时候擅自闯入,开始时并没有详细的计划,只是怀着这样的一种信念:哪怕一眼,也想知道他们快不快乐,哪怕一钉一桙,也想为他们做些什么。

  提心吊胆站了30个小时的火车,加上颠簸不堪到县里的长途汽车,终于到了北川县城。我们的疲惫顿时被这里的废墟“震”没了。当地居民还在搜捡可用之物,似乎跟以往一样聊得正欢。见到我们一点也不惊讶和排斥,只指了指城外空旷的平地让我们前去。这里已经是铺了满地的帐篷,所有市民,加上从山上下来的山民,都住在了这些形形色色由各地捐赠的临时的家里。我们所找到的团委,也蜗居在这样一个帐篷中。

  由于是灾区重建时段,我们做的更多的是重建当地灾民对新生活的信心。这里的人大都建立起了这样的意识,尽管外地施工队会来此搭建轻钢临时住房,当地政府还是鼓励居民参与自己家园的建设。不过教育是受了很大打击,即使北川的灾民集中区有不少志愿者建立的托儿所、希望小学,也不能保证孩子身心发展。

 与小朋友们排练合唱

  我们的小帐篷里就承载了十七个鲜活的小生命。按理说应该是学龄前儿童培养班, 但我们的孩子们从4岁到10岁都有,来的既有哥哥抱着妹妹,也有山上的孤儿。没有统一的课本,也没有课程表,我们只能粗略地把孩子们分成三个班,按照不同的年龄和认知力,教授难度不同的课程。所有的课本都是不知名的好心人们捐赠的图书。唐诗三百首、趣味数学题、简笔画和故事书,这些我们平时已很久没有接触的书籍变成了孩子们的宝贝。

  我们的课其实很简单,但是孩子们出乎意料地好学。仅仅是抄写唐诗这个功课,就能让一群呱呱乱叫的小朋友安静下来。当我夸奖一个小男孩抄得很工整的时候,他甚至腼腆地问我能不能再让他抄几首。当然孩子们最喜欢的还是绘画课,总是缠着他们的“昕昕姐姐”要她的画。一个临摹的唐老鸭像就能让几个小孩挣的面红耳赤。也许是生活简单贫乏,也许是真心爱戴小老师,总之看到这样的场景我心中隐隐作痛。

  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特立独群的小男孩,课堂上他总是捣乱,可是当我们气愤地找他谈话时却发现他其实很善良很可爱。后来有一个代课的阿姨说,他是从山上下来的,父亲已经过世,他跟母亲住在上边的帐篷里。我们那时真的心里不是滋味,想好好关心一下这个孩子。但当我们提到他的父亲时他却说他爸出去干活了,再过一个月就能回来。我也不知道是谁最初向他撒了这么一个谎,可他那么斩钉截铁地相信了。善意的谎言,我不想戳穿,调皮的孩子啊,成长的路上,请学会坚强……

  张昕:痛的不只是他们,还有我们

  从破旧但完好的火车站,途径危房四屹的崎岖山路,我们终于闯入山腹,穿过一片片真正的废墟,进入了救灾大队的帐篷堆。又经几番周折,以“心理辅导”的名义,在志愿者帐篷中放下行李,立马投身入五六个年龄参差的孩子之中。

  志愿者与孩子们在一起

  那些孩子,小的三四岁,大的有十几岁。最小的女孩子哭闹着要坐我们腿上,最小的男孩子不时捣乱,最大的男孩子,只是默默读着手中的书,不时抬头向我们羞涩地笑。书架上是不知来自何方的捐书,从故事集到大学课本。中午孩子们被陆续接走,我们两个女孩子,经历二十几小时车程和一上午奔波后也终于精疲力竭,大队长很生硬地叫我们打扫卫生收拾狼狈不堪的书架,我从委屈之余,也体会到身在灾区的责任。

  从来没做过老师的我们,绞尽脑汁想各种方法安抚这些闲不下来的孩子,甚至编排了有明确内容的课程,尽管课程的实施是那么软弱无力。懂事些的,我们让他抄生字,乖巧些的,我们带她们读古诗、画画,还有缠人的捣乱的,我们还得和他们周旋。傍晚之前,孩子从五六个扩充到十来个,我们和原先在这里的两个志愿者措手不及。

  到晚上十一点多,我们在整整两天奔波后终于能躺下来,没有床,只有帐篷中的垫子。躺下的一瞬间我感觉到大地有微微的震颤,我叫真如的名字,她没回答,原来已经睡过去了。疲劳是可以掩盖很多感觉的。半夜两点多钟有人进我们帐篷,我迷蒙中认出是大队长,他来给我们送被子。原来我们拼凑睡着一床。他说了些什么,好像明白了我们是刚下火车就来干活的,貌似歉意。我没反应,接过来继续睡。旁边的真如,甚至一刻也没有醒来。

  在那里,我们工作了四天,照顾着那些美丽乖巧的川妹子,还有精力过剩的川小子。书架上的书,插画几乎被我们画过一整遍,它们再也不寂寞。

  最后一天我们去了山顶,从那里能望见整个已封城的北川。带路的川小伙有十三四岁,弟弟在我们队里最调皮捣蛋,他却一脸成熟,向我们讲解放军战士救灾的故事。路上我们在一户农家歇脚,一个老婆婆听说我们要上山,执意要给我们带路。她背着一个小婴孩,当我问起,才知她儿子儿媳女婿在地震中遇难,女儿在外地打工。她边说边抹干涸的眼角,我心里酸涩,下意思摸出钱包,虽然里面钱其实很少。婆婆拦住我说,你们是学生,我知道的,不要这样,回去我给你们煮泡面吃。——那一刻,流泪的是我。一天往返,下午回到队里,那些孩子迎面扑来。女孩子对我说:“姐姐你不要走好不好,我要你陪我。”抱着她,转过头,我又一次泪流满面。

  走的时候,大队长请我们吃了一顿像样的饭。四天下来,我们刚刚赢得他的信任,却已不得不离开。那个爱看书的男孩子,我请他吃过冰棒,约好等他上清华。志愿者和那个女孩子送我们走了好远,我不记得自己几次回头,仍能见到她们的身影。

  那七天,听说了很多事,悲惨的痛苦的,它们只能在心中纠结;七天流了很多泪,不平的同情的,但更多是感动。七天,我们没能改变什么;七天,却让我们记住很多。

附注:张昕,周真如,清华大学建筑学院2007级本科学生。

(http://news.tsinghua.edu.cn)
[更新:2009-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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