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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统文化看荣辱观的养成

——访清华大学教授彭林

《光明日报》2006年3月22日 靳晓燕

  衣食足而知荣辱

  教育周刊:中国人自古注重荣辱问题:“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在古代文献中,有关荣辱观的论述还是很丰富的。

  彭林:荣辱观,就是怎样看待荣与辱,以做怎样的事为荣,以做怎样的事为耻,有其鲜明的道德指向,实质上是价值观问题。历史上,最早意识到道德对于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性的是周公。商纣王以为自己的权力是天佑神授,所以为所欲为,暴虐无道。结果牧野之战,顷刻覆亡。克商之后,鉴于殷商覆亡的教训,作为政治家的周公,对商朝的政治做了历史性的总结,认为商人覆亡的根本原因是失德,因而提出了把道德建设作为政权建设核心的主张。著名学者王国维先生说,周公纲纪天下的宗旨,是“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周公制作之本意,实在于此”;王先生还说:“周之制度、典礼,实皆为道德而设。”周公之后,德治问题成为孔子、孟子、荀子等知识精英讨论得最多的问题之一。作为毕生崇尚道德、追求完美的君子,一生应该怎样度过,怎样趋荣避辱,怎样对社会有所贡献?他们的论述,我们今天读来,依然富有启示。

  《管子·牧民》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维”的意思,大致与“纲”相同,所以古人经常“纲维”连用。社会的安定与进步,要靠道德的引领。礼、义、廉、耻,是道德的四大纲纪。人一生不做坏事,不是慑于法律,而是出于人的良知,当这样的教育成为大众的普遍意识之时,国家才会有长治久安。礼,就是人与人交往时的最合于道理的行为方式,所以《左传》上说:“礼者,理也。”社会要走向和谐,就要克服混乱无序的状态,人人懂得互相尊重、彼此谦让,这就需要礼来引导。“义”,在先秦语汇中,是适宜、合理的意思。近年出土的郭店楚简解释说:“义者,宜也。”人见到合理的事情,即使与自己没有直接的关系,甚至很危险,也应该挺身而出,以维护公道,声张正气,即后人常说的“见义勇为”。“廉”,是廉洁。古代的士,都把清廉作为重要的操守来对待。清廉与否,是官声好坏的主要指标。官员负有领导社会的责任,如果不能清廉自守,一心奉公,就会成为社会的蛀虫,危害一方。“耻”,是耻辱、羞耻,孟子说人有四种善端,“羞恶之心”是其中之一,即对于害人、害己的坏事,有厌恶之心,羞于去做,哪怕打死也不能去做。这是有是非观念的表现。在孔子的学说中,仁是最高境界。孔子提倡“仁”,仁者对大众有强烈的爱心,对社会有至诚的关怀。人一生的荣辱,都与是否行仁密切相关。《孟子》中说:“仁则荣,不仁则辱”。可见,在孟子看来,荣辱是与道德相互依存的。道德高尚者,如孔子所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有坚定的理念,为万人所敬仰,自然会有荣光。即使在世时不得志,为权势所压抑,但也会有身后之荣。相反,悖逆仁道,多行不义,即使得逞于一时,但终究要受辱于世。荣辱与个人修养也有密切的关系,《论语·学而》说:“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诚信,有礼,自然就远离耻辱了。反过来说,没有信誉,无礼,当然要徒自取辱。

  在儒家的学说中,荣辱贯穿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比如,儒家提倡孝道,其中就渗透着荣辱的问题。如果做子女的在生活上能够尽心照料父母,可是却去做辱没父母名声的坏事,使父母蒙羞,这同样被视为不孝。这是非常朴素的道理,因为自己的名声是与父母、家庭不可分割的。《礼记·内则》说,“父母虽没,将为善,思贻父母令名,必果;将为不善,思贻父母羞辱,必不果。”意思是说,即使父母故去了,如果想做善事,想到这会给父母带来好的名声,就一定会去做。反之,如果想去做坏事,但想到会给父母带来羞辱,就一定不会去做。在《礼记·祭义》里,把“居处不庄,事君不忠,莅官不敬,朋友不信,战阵无勇”,都看作是“灾及于亲”、有辱于父母、有辱于门庭不孝行为。因此,无论何时何地、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考虑是荣、是辱的后果,这是劝人向善的非常有效的方法。不同的身份,荣耻的内涵也是不同的,地位越高,相应的要求也越高。例如,对于政府官员来说,尸位素餐,就是耻辱。《论语·宪问》说,“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国家政治清明,你拿着俸禄;国家政治不清明,你不去努力改变它,照样白吃俸禄,就是耻辱,因为你没有社会责任心。《论语·泰伯》也有类似的话:“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国家政治清明,政策很好,可是你不知努力,依然过着贫贱的生活,这是你的耻辱。相反,政治黑暗,你却荣华富贵,这也是你的耻辱。此外,官员要忠于职守,要能出色完成任务。《论语·子路》说,子贡请教孔子:怎样才能称为“士”?孔子把“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作为士的条件之一。个人的荣辱,总是与祖国的荣辱息息相关的,因此,不使国家的声誉受到影响,历来是荣辱观的重要内涵之一。

  修身当先知耻

  教育周刊:《南史》记载了陶弘景的一句话:“读书万余卷,一事不知,以为深耻。”可见对自己的要求之严,反观现在高校出现的诸如学术腐败、学术标准丧失的现象,令人深思。您如何看待荣辱观念与人格塑造的关系?

  彭林:我想,问题出在两个方面。第一,把为学与做人分割了。儒家的学说,以修身为基础,《大学》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无论职位高低,修身都是每天必做的功课。而修身当先知耻。《孟子·尽心上》上说:“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人不能没有耻辱之心,没有耻辱之心的无耻是最大的无耻。古人读书为学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为了完善自己的人格,而不是为了向别人炫耀,或者猎取功名富贵。两种不同的为学目的,必然导致两种不同的学风和两种不同的结果。

  第二,趋荣避辱的途径不正当。在当前高校的竞争机制之下,各种待遇与职称、成绩挂钩。有些目光短浅的人,为了达到“胜出”的目的,想方设法,甚至不择手段,最后声名狼藉。失去了道德引领的竞争,哪有不出问题的?我们不妨读读《荀子》,里面谈荣辱之处触目皆是,有一篇的篇名就叫《荣辱》。荀子说,“好荣恶辱”是人类的共性,君子与小人都有这种愿望,无可非议。问题在于,“所以求之道则异也”,如何趋荣避辱,君子与小人却是大相径庭。小人巧言令色,好行诈骗,却千方百计地伪装自己,试图以此来博取荣名,结果适得其反,只能徒自取辱。君子不同,君子从提高自身做起。对于学者而言,要通过提升业务能力入手。所谓“一物不知,深以为耻”,反映的是一位真正的学者的学术态度,终身不知疲倦地钻研问题,经由此途而得到的学术荣耀,是真正的荣耀。如果急功近利,一本书没有读完,就想写几本书,耍小聪明,甚至剽窃,这都是没有耻辱之心的表现,注定要失败的。

  时下有些读书人,把书本当做谋生的工具,读书与做人是两张皮,甚至连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的某些学者也不能免俗。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认知的本体,从根本上来说,人一生的追求,都是为了提高自身的境界。如何提高?要靠学习,包括对真知的亲身实践。离开了实践,功夫就是不完整的,或者是假的,因为知和行必须是合一的。所以,孔子要求学生做“君子儒”,不要做“小人儒”。小人儒把学问挂在嘴上,说的和做的可以完全是两回事。君子儒把学问放在心上,言行是一致的。作为高校的教师,同样要解决荣辱观的问题,什么是耻?怎样才能远离耻辱?一定要从修身的问题上抓起。

  这些年,我们的社会从贫困走向富裕,在这一过程中,上上下下比较多的注重物质利益,是一个必然的现象。但是,不能让它成为一个永久的现象,随着经济水平的大幅提升,一定要加大道德教育的比重。《管子》说,“仓廪实而知礼仪,衣食足而知荣辱”,一定要在教师中展开荣辱观的教育。只有教师都有强烈的道德自尊和自律,反对学术腐败才能成为学术界的自觉行为。孔子把知、仁、勇作为人的三大美德,他说:“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一个人只要好学,差不多就是个聪明人了。懂得一个道理,能够身体力行地去做,几乎就是仁者了。人不是圣贤,会做错事情,但只要能引以为耻,迅速改正,可以说就是勇敢了。孔子的这些话,对于我们在学术界树立正确的荣辱观,依然有积极的意义。

  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

  教育周刊: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实际上是提出了个人如何处理好与国家、人民、社会等方面关系的准则。很久以来,我们都提出要注意青少年的思想品德教育,荣辱观的提出,可以使原有的教育更加深化和具体,更有时代性。

  彭林: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他们的思想行为如何,预示着国家的前途,因而不能等闲视之。青少年涉世未深,心灵比较单纯,识别是非的能力比较差,容易受到外界影响,包括正面的和反面的影响。当前,我国正处在转型时期,各种信息对孩子的影响非常复杂,如果不很好注意,将来就会成为社会问题。

  在我们的传统教育里,十分注重培养经国济世之才。这种人才的培养,是要从修身做起的,而修身则要从儿童时代抓起。我国古代的儿童教育,人格教育是第一位的,让孩子成为一名合格的社会成员,然后才是知识教育。古代童蒙教育的成功,表现之一,是有许多优秀的教材,《礼记》中的《曲礼》、《少仪》、《内则》,《大戴礼记》中的《保傅》和《曾子事父母》,以及《颜氏家训》、《三字经》、《千字文》、《童蒙须知》、《弟子规》等,都是名扬四海的童学教材。其中,朱熹对童蒙教育倾注的心血尤多,建树也最大。他认为,南宋之所以朝纲不振,是因为朝廷缺乏栋梁之才;而朝廷之所以缺乏栋梁之才,是因为童蒙时代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因此,从国家的前途考虑,必须下大力气抓好童蒙教育。而童蒙教育的核心,是“培其根”、“固其本”,使之“正”,树立正直的品性。儿童思想单纯,身上坏习气比较少,只要引导得法,好的品行不仅与日俱增,而且根植于心田,正如孔子所说,“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如果全社会都同步进行,那么社会风气的转变,就指日可待了。朱熹“童蒙养正”的理念非常正确,得到许多学者的响应。

  童蒙教育能否“养正”,检验的重要指标之一,是是否培养了孩子的廉耻之心。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八荣八辱”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是针对全国人民的,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但是具体到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群体,应该有各自的侧重点。我认为,对于青少年尤其是如此,切忌大而化之,当做口号,贴在墙上了事。青少年荣辱观的教育,要解决他们人格培养的基本问题:懂得明辨是非,懂得什么是人格和国格。这里面既有涉及国家荣誉、国民利益的大是大非的问题,也有涉及个人修身、道德品质的具体问题。后一类问题,对于儿童的健康成长最为现实,最容易见效,尤其要精心设计。要通过荣辱教育,在学生的心理机能中培育抵制恶言、恶行、恶事的能力,耻于做不善、不正、不诚、不敬之事,一心向善。使青少年从小懂得怎样爱惜自己的名誉,努力为家庭和祖国增光,这样就可以把思想道德教育落实到孩子身上。

  彭林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兼职教授、《中国经学》主编等。著有《文物精品与文化中国》、《中国古代礼仪文明》、《中国礼学在古代朝鲜的播迁》、《礼乐人生》等。

(http://news.tsinghua.edu.cn)
[更新:2006-0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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