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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请得起的资深律师 

——记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陈建民

  陈建民,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执业15年的资深律师、北京市知名的知识产权律师之一,但近四年来,她还亲自或通过指导学生为农民工提供了许多的法律援助,分文不取。

  象牙塔里的农民工维权站

  在清华大学东门外,有一个时常有农民工来电或上门咨询的场所,这就是由清华大学的老师和学生组建的“法律援助中心”。这个中心的建立缘于一门课程的设立——法律诊所(Clinical Legal Education)。据陈建民老师介绍,这是一种强调“从实践经验中学习”的法学教育课程。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承办真实案件来学习运用法律的技能和作为法律职业人员的职业道德。

  诊所法律教育于本世纪初传入中国。清华大学和另外6所知名高校的法学院在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尝试开设“法律诊所教育”选修课程。就在那时,陈建民接受法学院的指定参加了诊所课程的筹备工作。

  从2000年2月起,陈建民便开始忙于准备诊所的开课和筹建设立在消费者协会的消费者调解何必投诉中心,2000年9月,法律诊所作为一门选修课正式开课。此后在2001年,陈建民又开始筹建与朝阳区工会合作的劳动者权益保护中心暨法律援助工作站。就这样,一个为弱势群体、为劳动者提供免费法律援助的机构成立起来了。几年来,经过陈建民老师指导过的学生志愿者们,在清华大学法律援助中心平均每天接到农民工等弱势群体的咨询电话、接待求助人员几十人次,每周代理或者参与解决至少一个案件的纠纷。

  会见当事人

  她是幕后指挥,有时也客串一回“临时演员”

  除了每周六的4节法律诊所课程外,陈老师还有其他6门课程的授课任务。令人感叹的是,另外6门课程加在一起所耗费她的精力可能还不及诊所这一门课程。每次诊所下课后,一些代理案件的学生会针对一些棘手的问题向陈老师进行当面请教,几个案子下来,往往会占用一下午的时间。在平时的时间里,陈老师的邮箱里诊所学生的邮件占了绝大多数,她都是每封必读、必复;别的短信可以耽搁,诊所学生的短信,她回复的延迟速度都不会超过几秒钟;诊所学生打来电话,她都会问清楚座机打过去,因为不能浪费学生的电话费;确实需要面谈的,她会立刻约见,即使在下班时间或身在校外;学生出庭前,每一份证据材料、质证材料以及代理词都要经过她的审阅、修改,再审阅、再修改几个来回,直至满意;特殊情况需要她出面代理的,她会毫不犹豫冲上前去为当事人争取其应得的利益。

  陈老师说:“学生们都很懂事,他们都很体谅我,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不会给我发信或打电话。学生们经验不足向我求助,我必须及时解答,因为焦急的学生背后代表着焦急的当事人。我必须保证我们向弱势群体伸出的不仅是无偿的援助之手,而且是‘有力’的援助之手。”

  一般情况下,陈老师不会亲自出庭,因为法律援助中心是学生实践的舞台,她只做幕后指挥的角色。但有时也会有例外。法学院学生曹龙就讲了这样一件事情。

  最近一次陈老师亲自代理的案件发生在春节前夕。这是一起普通的农民工为原告的劳动纠纷案。承办这个案件的是两个女同学,她们一直代理仲裁以及一审起诉程序。但法院安排的开庭日期已经临近春节了,由于她们俩的回家日程已经安排好,所以必须找其他同学暂时接手。而当时诊所留在学校的同学只剩下曹龙一个人,陈老师便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他。“交接案件后,陈老师立刻和我约见,对于整个案件的办理思路给予了指导。陈老师先是给我理清了整个案件的基本案情,虽然她并没有参与到案件办理过程中,但是她对于案件的事实和法律适用比我们更加清晰,也可以看得出她对每个指导的案件都投入了大量的关注在里面。” 第一次开庭(准确一些说是证据交换)因为只有小曹一个人作为代理人出庭,陈老师为了给他助威并配合他,便决定参加庭审过程。最初陈老师只是以旁听者的身份加入,没有座位,她就站在一旁对小曹适时地进行指点。后来对方提出异议,这时,陈老师毫不含糊,立刻说明可以现在签授权委托书(在准备授权委托书时陈老师也特别留了一手,在被委托人处留下了一个空白栏,以确认在出现特殊情况时,她可以随时补签协议),按正式程序出庭,当事人喜出望外,动作极其利索,于是当庭陈老师就在授权委托书预留的空白处签了名,作为代理人出庭。自此,庭上的局势被扭转,圆满地完成了证据交换程序。

  第一次开庭后,小曹又搜寻了一些新的证据。对此,陈老师也是十分满意,同时也提醒他注意证据的形式问题,以防影响证据的效力。而根据新掌握的证据情况,小曹又多次地修改了代理词和质证意见,每一个新版本的诉讼材料完成之后,他都会在第一时间发给陈老师,交由她审阅。小曹感慨地说:“每次,陈老师都会将将近万字的材料仔细阅读和修改,大到代理词中我方代理意见的结构组织,小到用词造句,无不给我一一指正,甚至是我在代理词中的错别字,陈老师也一再地给我修改过来。在最终确定我们的书面代理词和质证意见前,总共改了12版的代理词。而我和陈老师的电子邮箱中,也是放满了双方往来的邮件。”

  就这样,陈老师忙碌着,为了学生,也为了受援助对象。晚上10点钟,如果她的办公室亮着灯,诊所课程的学生不会惊讶。今年的大年三十,她是上午十一点离开办公室的,正月初八早上九点她又早早地来到办公室。其实那时离教师上班还有一段时间,但她知道,她必须来,因为和诊所相关的有好多事情等着她来处理。

 教师指导学生

  “‘无根阶层’需要更多关注”

  当问及为什么农民工的权益会屡屡受到侵害时,陈建民说:“农民工在城市中是‘无根阶层’,他们没有维护自己权益的专门组织。工人有工会,妇女有妇联,青少年有共青团,农民工虽然有“农友之家”这样的民间组织,却没有法律意义上的官方组织来替他们说话。虽然工会法规定农民工可以加入工会,但是农民工工作的单位有许多是没有工会的。另外,农民工本身文化水平相对较低,不了解法律、政策,甚至行业规矩,权益受到侵害时,往往手上没有证据。

  就如何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陈建民认为,中国大陆的用工制度还有待完善,中国的政策应该倾斜于农民工,给这个“无根阶层”提供一些制度上的保障。另外,用工单位要有一个政策,把农民工当成自己的兄弟,该给予他们的福利待遇都应该给他们。还有,就是让农民工掌握对他们维权有用的法律知识。2003年以来,陈建民一直参与河北省保定市白沟镇“农民工项目”的活动,去年该项目中的“农民夜校”开学,陈建民组织了法学院的7位学生参加了给农民工普及劳动法的课程,每周两次课程。有时陈建民还亲自到农民工讲授《劳动法基本知识》等课程。夜校受到农民工的热烈欢迎,他们表示法律课让他们知道了有哪些基本权利,又应为企业发展尽哪些义务。

  就在采访的过程中,陈建民接到的几个电话有一半是诊所同学打来的。她电脑上层层叠叠的文件夹,多半也是和诊所课程相关的。

  当问及到一门课程耗费她如此多的精力,为什么还要做时。她说,法律诊所课程虽然比其他课程付出的劳动量要大得多,有时也感觉很累,但是这门课程真的可以让学生了解社会最底层的劳动者的生活状况以及普通劳动人民的法律需求,并且我的性格特征是比较活跃,愿意与学生交流,我自己的愿望是通过办理法律援助案件,使学生既能了解运用法律的真实情况和相关技能,又能培养关注弱势群体的社会责任感。正如我在课堂上经常和学生讲得那样,我们也许没有力量一下子改变全部,但可以通过我们的努力去改变局部;当一件件看上去孤立的小案件都能够使劳动者胜诉时,积累起来也会形成一种力量。只要诊所的同学和教师不断去努力,去关注,肯定会对弱势群体权益保护产生一定的影响力。     

  摘编自2006-02-23《农民日报》                   

(http://news.tsinghua.edu.cn)
[更新:2006-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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