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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新中国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

   蒋南翔任清华大学校长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的革命和建设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我们的事情还很多,比如走路,过去的工作只不过是像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建国初期需要进行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抗美援朝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同时需要迎接即将开始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高潮。新中国的高等教育也面临着从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转变为社会主义性质,确立中国共产党在高等教育领域里的领导地位的任务。党和政府对高等学校的改革,持以十分谨慎的态度,实行“维持原有学校,逐步加以必要的与可能的改良”的总方针。

  建国以后,蒋南翔在团中央工作期间,他的工作已经涉及高等学校的工作。他于1949年10月在团中央的常委扩大会上作了关于青年团在学校中工作方针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解放初期的这种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不能维持得太长久,等到社会秩序比较稳定,学校正常地开课,……就应该及时地转变到以加强学校中的正常学习,作为学生工作最主要的任务。”他在报告中,也提出了反对学习上的两种偏向。一是要反对学习上的散漫放任现象,反对不学习;二是要反对学习上的保守主义,反对回复到过去那种陈腐的学习。要求做到科学知识、进步思想、健全体魄的统一。他的这篇报告后来作为一篇文章《论开展学校中的新民主主义学习》发表在《中国青年》1949年第33期上。

  1952年7月,他给在北京的各高等学校毕业生做报告,要求毕业生树立集体主义的革命人生观,服从工作分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还针对毕业生的思想实际,对于如何看待学用一致等问题作了耐心的解说,特别是对于需要有较多的人从事教育工作做了动员。实际上,他一直关注和参与高等学校的工作。

蒋南翔到清华工作以前,在团中央工作期间,就关注清华的工作。解放初期学校开展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时,他受中央的委托,过问北京各高校的工作情况。当时清华大学党总支的彭珮云、何东昌、杨朝俶、滕藤等人不止一次地向蒋南翔汇报过学校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工作,蒋南翔对于学校工作中的一些提法和口号总是要求要稳妥。

  1952年底,他从团中央调出来,当时政务院法制委员会需要他去,清华大学也需要他当校长,他要求到清华工作。

  蒋南翔回到母校任校长

  1952年11月,蒋南翔受中央人民政府的委派,出任清华大学校长,同时,经教育部批准,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他受命后,没有立即走马上任,而是带领团中央的几个干部和时任清华大学团委书记的滕藤等同志到东北的鞍山、抚顺、哈尔滨、沈阳、大连等地考察,参观工厂,召开技术人员和清华大学毕业生座谈会,专门到学习苏联经验进行教育改革较早的哈尔滨工业大学和大连工学院进行调查,还征询各地党政领导特别是主管经济建设的领导干部的意见。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初步了解了国家建设对高级专门人才培养的要求。在沈阳铁西区一个路口的转角处,有个很大的标语牌,上面是清华校友林宗棠的照片,下面写着向劳动模范学习。林宗棠是清华大学1949年机械系的毕业生,是共产党员,志愿带领去东北工作的平津大学毕业生参加工业建设。在校期间学习成绩好,组织能力强,食堂管理得好,也是体育活动的积极分子。毕业以后就到了沈阳机床厂,工作很出色,被评为劳动模范。蒋南翔对随行的同志讲:“清华要多培养一些像林宗棠这样的学生。业务能力好,组织能力强,政治上表现好的。”实际上,在他到学校之前,心中对清华培养学生的方向和质量,已经有了一个轮廓和规划。

  中央人民政府批准任命蒋南翔为清华大学校长

  1952年的最后一天,12月31日,39岁的蒋南翔迈进了他熟悉而又陌生的清华园。北京的隆冬,寒风刺骨,校园的会议室里暖风吹拂。在清华大学教职员工和学生代表的欢迎会上,蒋南翔深情地说:“清华大学是我的母校,在1932年到1937年期间,我在这里渡过了自己的大学生活。也正是在这个强敌压境、我们祖国处在风雨飘摇的困难时期,我在这里开始参加了革命活动,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现在有机会再回到母校服务,我感到非常高兴。”他谦虚地说:“我没有学过工程。我自己不懂业务,但可以作为一个见习生,向其他有经验的教师和职工同志学习。清华是一个有基础的学校,这里许多位先生是我的老师和学长,可以从他们那里得到帮助。”他还说:“加强党的领导,日益巩固和扩大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学校中的阵地,这是我们学校胜利完成教育改革的关键。”他怀着对母校的深厚情意,抱着虚心学习的态度,坚定地走上了领导清华大学的岗位。

  就在他到校的第二天,迎来了1953年的元旦。1953年,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是重要的一年。历时三年的抗美援朝战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签署了朝鲜停战协定。从1953年开始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蒋南翔在清华大学元旦团拜会上再一次表达了他到学校工作的心情。他说:“我刚刚到学校参加工作,恰巧就遇上伟大的1953年的开始,瞻望未来,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有机会回到二十年前在这里上学的母校,在我的心中,的确是感到兴奋,感到光荣。忧的是自己是完全的外行,缺乏知识,缺乏经验,生怕有负党和政府的信托,有负全校同志的期望。”在短短的讲话里,他两次谈到要依靠刘仙洲副校长,蒋南翔不仅是这样说的,而且在学校的工作中,始终尊重刘副校长,遇事和他商量,听取他的意见。在学校里,蒋南翔尊称他为“刘老”,学校党委常委开会也请刘老列席参加,凡是刘老的意见,他都尽量予以采纳,并说明是刘老的意见。刘仙洲是和蒋南翔同时被任命为清华大学副校长和校长的,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工程教育家。早年曾加入中国同盟会,曾在香港大学机械工程系学习,获学士学位,在保定育德中学附设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任教,以后在多所大学任教,曾任天津北洋大学校长,于1932年应聘为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教授,1952年任京津高等学校院校调整清华大学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

  蒋南翔在学校工作中,始终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巩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和组织阵地。他到校不久,就组织甲组政治学习,学校的主要干部17人参加,蒋南翔任组长,开始时每周两次,以后改为每周一次,学习毛泽东的《实践论》、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等著作。以后又吸收各系系主任参加,在五六十年代一直坚持活动,“甲组学习”成为学校里带领全校师生政治学习的一个亮点。他还十分重视教师的政治学习,组织教师学习《实践论》、《矛盾论》,要求教师以自学为主,精读文件,组织报告,适当地安排讨论。他还亲自为教师学习“两论”作辅导报告。通过“两论”的学习,学校教师和干部的理论水平有很大的提高,对于“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分析矛盾,抓住主要矛盾”等基本观点有了共识,这为学校工作统一认识、统一思想打好了基础。

  迎接建设高潮的到来 学校工作重心的转移

  解放初期,全国面临着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的繁重任务;年轻的共和国面临外敌入侵,要全民奋起抗美援朝;为了清除旧社会的遗毒,开展了社会改革。高等学校除了参与全国的重要活动以外,学校里还开展了思想改造运动和涉及绝大多数学校的院系调整。

  蒋南翔到清华工作时,建国初期一系列政治运动告一段落,国家进入大规模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时期。学校工作也面临由以政治运动为主转入以教学改革为中心的新时期,这时,学校中的一部分干部还不能适应这种情况。学校原有的一些干部在学校转入经常化以后不适应,教师学生上课了,有些同志感到无事可做,就在一起闲聊天。蒋南翔看到后,提出这些同志不能处于师生员工“四民”之外,把他们原来供给关系和编制从市委转到学校教师编制中来,并按教师定级。他在3月2日全校教师党团员会上提出:“学校的政治工作,就是要保证学生既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又完成了学习任务,有高度的业务水平和健康的身体。如做到这一点,即完成了我们最大的政治任务。”这就是他所说的“大政治”任务,把思想政治工作比做“小政治”任务。他总是善于用生动的语言对事物作精辟的论述,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大政治”、“小政治”的说法,在清华干部、教师中广为流传,对于处理好思想政治工作和学校中心工作的关系,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后来,他又说过,现在的情况与解放前和解放初不同了,过去政权不在我们手里,我们主要靠课外的活动对青年学生进行思想政治工作。今天我们掌握了政权,要建设,就需要学习,需要知识。教学是学校的主要任务,各方面的工作都应以教学为主,围绕教学工作进行。在他的指导下,学校把教学工作做为最重要的工作,雷打不动,成为学校各级干部和教师的共同认识。

  蒋南翔初到学校时,学生中一些党团干部工作负担还比较重,不能集中精力用于学习,他根据多年从事青年工作和学生工作的经验,在1953年初,提出建立政治辅导员制度。他和大家一起回顾青年运动的历史,参照清华地下党的经验,一些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地下党员,在群众中很有威信和影响。现在也要从觉悟高、学习成绩好的学生党团员中挑选学生政治工作干部。他让时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的何东昌按照这个想法起草一份向高等教育部、人事部请示设立政治辅导员的报告。报告中说:“为了加强对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保证学习任务的完成,并减少学生中党团员骨干的社会工作至政务院规定的每周六小时的限度,我们拟设立政治辅导员制度。挑选学习成绩优良、觉悟较高的党团员担任辅导员,其学习年限延长一年,学科则相应减少,每周进行24小时工作。这样并可培养辅导员成为比一般学生具有更高政治质量及业务水平的干部。”当时在校学生中年级最高的是三年级,就从全校各系三年级学生中选拔了25名政治辅导员。让他们较多地承担一些思想政治工作,以减轻大部分学生党团干部的工作负担。学校建立政治辅导处也有利于党团组织的干部有行政的身份开展思想政治工作。

  辅导员的第一次会议就在新林院蒋南翔家里开,他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一个人年轻时担任一些政治工作,树立正确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对今后一生的工作都会有好处。这就像唱京戏要从小训练,科班出身一样。”他十分关心辅导员的成长,给他们吃“偏饭”,让这些还是学生的辅导员参加教师的政治学习,学习《实践论》、《矛盾论》。有些辅导员还参加蒋南翔为学生开设的哲学课的辅导工作。辅导员还由系里安排单独的教学计划,实行因材施教。有的直接和教师一起听苏联专家的讲课。以后还有的辅导员被选送到苏联去学习新的科学技术,成为建立新学科的学术骨干。随着时间的推移,辅导员队伍的组成有了变化。在第一批辅导员毕业以后,他们成为青年教师,辅导员队伍就由青年教师做骨干,大部分由高年级学生担任。80年代以后,辅导员大部分由研究生担任。辅导员的工作继承了初创时的传统。经过50年的实践证明,政治辅导员制度一方面有利于加强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有一批能够在政治上、业务上发挥模范作用的辅导员带领学生;另一方面培养了一大批又红又专的、有工作能力的干部,无论在校内还是在社会上都能发挥积极作用。50年里,先后有3000人担任过政治辅导员。学校校系两级领导干部中有很多是经过辅导员工作锻炼的;走上社会以后,在工厂、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和党政机关中担负领导工作的也有的是在校期间作过辅导员的。政治辅导员制度初建时,在国内的高等学校中也是有争议的,有的认为让高年级学生做政治工作,不如专职干部;有的认为让学习优秀的学生做政治工作是“屈才”。蒋南翔顶住来自各方面的不同意见,坚持从学校实际出发,坚持这一制度。50年的实践证明,这是符合中国情况的、符合高等学校实际的、能够培养优秀人才的一种思想政治工作制度。

  蒋南翔在到学校赴任以前,从“一二?九”时期就和他一起战斗的老朋友问他:“搞工业大学,你行吗?”他信心十足地说:“我要干,还要学,我学成一个工业大学的普通学生该可以吧?”他不仅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蒋南翔到校后,常常和周围的人谈到,他本来是学文的,要办理工科大学,对自己非得来一番“改装”不可。在校园里,上课铃响以前,很多教师和同学常常能看到一位长者提着一个黄布书包走进教室,坐在后面一排,他就是蒋南翔。他到课堂上和一年级大学生一道听高等数学课,听苏联专家巴巴诺夫的普通物理课。到深夜,处理完当天的工作,他认真地作习题,一丝不苟。为了学习必要的专业知识,他花了很多时间,系统地听了各个专业的基本知识介绍,介绍到哪个专业,就到哪个专业有关的实验室参观,还到一些实验室亲自去操作训练。实习工厂的铸、锻、焊、车、铣各个工种,他都去学习操作一遍。以后为了建设新兴学科专业,他又阅读了很多介绍新兴学科的书籍。直到60年代初期,他已经过了50岁,还坚持在无线电系做实验,力求每周一次,既是为了增加自己的业务知识,又是为了保持与基层的联系。他勤奋学习,发愤坚持。这是他既全面领导学校工作又在工作中不断学习的独到之处。

  建国初期,为了提高工农干部的文化水平,在北大、人大、清华等校办了工农速成中学,选拔一批在革命战争中有贡献的干部、劳动模范、战斗英雄到校学习。蒋南翔到清华以后,十分重视这项工作,他调配得力干部加强工农速成中学的领导。当他了解到由于工农干部原有的文化水平低,尽管他们学习很努力,要在三年时间内学完中学课程还是有困难的。便从实际情况出发,提出把学制改为四年,让学生学得更好。这个意见得到教育部工农教育司的支持,使教学质量得到提高。大多数学生毕业以后通过统一考试上了大学,没有上大学的,也提高了文化水平回到工作岗位发挥了作用。

  清华大学的校园中有一个美丽的荷花池,每年的夏天,荷花盛开。朱自清当年在校任教时每天都要经过这里,著名的散文《荷塘月色》就是描写这里的景色。荷塘中间包围着的一个岛,除了杂草和一些树木以外,已经没有任何建筑物。这里原为清代近春园,是围绕圆明园的一个园子,原来有二百余间房舍,1860年英法联军劫掠圆明园时,近春园也受到波及,部分房舍被毁,清同治年间拟用近春园的木料重修圆明园,将房舍拆卸,后来由于财力不足,圆明园未能修复,而近春园也沦为“荒岛”。学校打算改变这里的面貌,组织学生参加变荒岛为花园的义务劳动。1953年6月的一天,蒋南翔和刘仙洲副校长也来参加劳动,他们和水利系的同学们一起挖淤泥,休息时和同学们一起说说笑笑。以后,经过几十年的建设,近春园现在已经成为校园里的一个休闲场所。

  建国初期,为了适应第一个五年计划大规模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希望快出人才,早出人才。1952年入学的新生中安排了很大比例的学生读专科,不仅一般院校如此,重点大学也是一样。清华大学那一年入学的新生中近一半分配到专科,而且动员一些学习成绩好的学生去专科。1953年3月,在蒋南翔到校工作两个多月以后,他给当时国务院分工领导文教工作的习仲勋同志、教育部长杨秀峰同志、中央宣传部、北京市委并报中央一个报告。报告了学校教学工作的情况,并着重提出他对加强重点学校建设的意见。他在报告中指出:在我国目前的条件下,不可能希望所有的高等工业学校在短期内达到较高的要求,但可能而且必须有计划地使少数重点学校及早达到较高的水平,以便取得经验。按清华大学现在的情况来说(各方面基础较好,又靠近中央的领导),应该说是具有较好条件来实现这一任务的学校之一。高等教育的发展要实行建设重点高等学校的战略是他的一贯主张。他还提出:首先要保证入学学生的必要质量,不能使全校各系学生之间的程度极不平衡,要以学校为单位招考并录取新生;希望把清华大学的学制改为五年制,学校从今年起不再招收专科学生,以便学校集中力量办好本科;要解决好师资队伍,一是团结改造清华原有的教师,一是大胆放手地培养新的师资。他提出有计划地从学校优秀的助教、研究生、毕业生中分批选派赴苏联学习的留学人员。

  院系调整时,为了适应高等教育发展的需要,统筹清华、北大、燕京三校原校址的校舍建设,成立了三校建委会。由于当时是在“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结束不久,1952年学校基本建设中强调因陋就简,建造了一批标准较低的教学楼、学生宿舍。蒋南翔到校后对此给予批评,他认为学校的建筑物是百年大计,要从学校长远发展考虑。他在1953年底学校的基建委员会上,强调使目前建设和未来发展相结合。他指出设计要符合适用、经济、美观三者相结合的原则,而适用是应首先考虑的,假使为了省钱而造出不适用的房子,这实际上并不经济,应该在不降低质量的条件下,力求节省。同时,艺术的形式应该和实际的内容相统一,形式应该服务和服从于内容。后来,在他主持下设计和建造的清华大学主楼,高十层,是当时北京最高的建筑物,加上东西两个配楼,总面积有七万多平方米,从1956年开始建造至1966年完工,建造的标准和质量直到20世纪末仍然保持着同时期建筑的较高水平。学校曾经考虑向西发展,在西面建了西大饭厅和一组学生宿舍,由于要保护圆明园,向西发展有困难。从1955年开始,学校决定向东发展,一些教学楼已经建在京张铁路以东,学生上下课要穿过铁路,同时铁路距离教学楼过近,也影响教学和精密仪器的使用,迫切需要将铁路东移。蒋南翔向国务院报告,得到领导的支持,在1956年将穿越校园的京张铁路东移800米,现在校园内的南北干道就是当年铁路经过的地方,校园面积扩大了一倍,也为清华大学的长远发展留出空间。以彭真同志为首的北京市委和市政府为学校周围保留了发展用地,使清华能够保持一个可以达到近五千亩面积的完整校园,为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发展留有余地。对于学校的校园规划,蒋南翔十分重视,他亲自召开座谈会听取校内各方面人士,包括学生的意见。至今每一个清华人都为老校长蒋南翔对学校发展的远见卓识和坚决果断的措施由衷钦敬。

  认真学习苏联先进经验 进行教学改革

  1949年,中国的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就要成立。中国向何处去?这是每一个正直的中国人都在思考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回答了这个问题。“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这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是必须做出的选择。苏联援助我国建设156个重点工业项目,要求高等教育要适应建设的需要,学习苏联的经验,建立社会主义的高等教育体系。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以中国人民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为试点,先行学习苏联高等教育经验。1952年开始的院系调整就是仿效苏联高等学校的类型,分为综合大学(设文、理两个学科)及专门学院两种。调整的一个重点是“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工科院校有多科性工业高等学校和高等工业专门学院两种。这次院系调整,清华大学先后调出了农学院、文学院、法学院和理学院,还调出了航空、采矿、地质、石油等工科院系与其他院校合组专门的工科学院,由延续二十余年并已形成自己特点的有文、法、理、工、农多院制综合大学转变为一所多科性工业大学。工科也只保留了土木、水利、建筑、机械、动力、电机等传统工业学科。这种调整,虽然清华大学对于全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建立了一批专门学院,加快了高等教育的发展,但对于清华本身来说则元气大伤。院系调整以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学习苏联经验,“全面”、“系统”地进行教学改革的工作。中国高等教育按照苏联高等教育的教学模式进行改革,包括改变原有系科,重新设置专业;制订全国统一的专业教学计划、教学大纲;翻译和引用苏联教材;加强实践教学环节;建立基层教学研究组织;聘请苏联专家指导教学改革等等。

  蒋南翔到学校以后,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认真组织学校的干部和教师学习苏联教育的先进经验,聘请苏联专家,虚心听取他们对于学校教学工作的意见。土木工程系的一位教师创造了速成学习俄文的办法,用一个多月的时间依靠字典就可以阅读俄文专业书籍。学校组织全校教师用速成的办法学习俄文,使教师能较快地使用和翻译苏联的教材。还聘请苏联列宁格勒土建学院的萨多维奇专家担任校长顾问。蒋南翔很尊重专家们的意见,要求各系认真贯彻专家的建议,积极推进学校教学改革,以后又陆续聘请了60余位苏联及东欧专家来校工作,对于学校的教学工作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加强教学实践环节是苏联高等教育的一个显著特点,学校也加强了对实践教学环节的领导。蒋南翔把学习苏联经验的整个教学过程和各个环节比做“过河”,要求各系各专业都要组织教师认真实践各个教学环节,做到“过河”。建立教研组(教学研究组)是苏联教学组织的一个特点,能够把讲授同一专业课程或基础课程的教师组织起来,发挥集体的力量,开展教学研究,相互切磋,提高教学水平。学校还先后选派100多名教师到苏联攻读学位或进修,同时也选派青年教师到哈尔滨工业大学等国内高校学习。学校学习苏联教学经验,对于培养工业建设所需人才,加强理论联系实际,提高教学质量,有积极作用。

  巩固和扩大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学校中的思想阵地和组织阵地

  蒋南翔十分重视学校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教育,注意坚持解放区的办学传统,在学生中开设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马列主义基础、政治经济学和哲学课程。他鼓励身边工作的同志学习哲学,他说:“不懂哲学不行”。蒋南翔亲自为教师开设哲学课,组织全校教师学习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他有较深的马列主义的理论功底,又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较高的修养,讲课时,旁征博引,深入浅出,生动活泼,通俗易懂。教师以自学为主,精读文件,组织报告,适当地安排讨论。他的讲课,启发了很多教师学习哲学、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兴趣。他不仅自己授课,还要求党委主要领导干部有条件的都要给学生讲马列主义理论课;很多党委领导同志还兼任政治理论课的教研组主任,蒋南翔还亲自兼任哲学教研组主任。他为高年级学生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在教学中,既注意科学性、系统性,又十分注意针对性。他要求一批政治辅导员担任哲学课的辅导教师。他每一次讲课前,都要求辅导教师给他提供学生存在的疑难问题和思想情况,以便有针对性地进行讲授;讲课之后,他又要求及时了解学生的反映。20世纪60年代初,他还为研究生讲授《自然辩证法》,这在当时高校中是绝无仅有的。他强调政治理论课要联系学生的思想,帮助学生树立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培养学生科学的世界观和思维方法。他要求政治课要坚持理论的系统性、科学性,要重在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他说,政治理论课如果片面强调所谓的严密的逻辑性、系统性,强调死记硬背经典著作的条文,不联系学生的思想实际,马列主义理论就失去了战斗性,对学生就没有吸引力。在政治课程中不能单讲抽象的理论,回避对尖锐的现实问题的解答。他经常问政治理论课的负责人:“政治课是不是讲成国民党的党义了?学生有没有兴趣?学习后有没有收获?”他还支持政治理论课扩大教师队伍,由原来的16人发展到1954年的40人,标志着学校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阵地的不断扩大,政治理论教师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者。50年代后期,学校党委从各系政治辅导员和青年教师中抽调一批德才兼备的同志充实政治理论教研组,以加强这支队伍的建设。他经常和政治理论教师座谈,指导他们学习理论、联系实际,这支理论队伍对于学校在20世纪后50年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阵地、保证学校的社会主义方向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直到70年代后期,社会上还有一种错误倾向,重技术成果,轻思想理论教育成果。针对职称评审工作中的这一倾向,蒋南翔明确指出:研究一个齿轮,取得成果,应该肯定;政治理论课教师研究学生思想特点,使学生思想转变,也是成果。齿轮是死的,人是活的。后者要取得成果更不易。对这方面工作确有突出成果的,应该评为教授副教授。使政治理论课的教师们听到后十分感动,极大地调动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

  蒋南翔对于建设学校关键是有一支高水平的教师队伍,有深刻的认识。他引用梅贻琦校长的话:“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他说还要赋以新意,即作为社会主义大学的大师应当是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他长期从事青年工作,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的工作,对他们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到学校以后,他很明确要依靠知识分子、依靠原有的教师办好学校。他说:“我们对学校中原有的教师和工作人员,一概采取团结和尊重的态度。我们的理解不只是要‘团结多数’,而且是要‘团结全体’。这种团结不是一种表面的客气或是虚伪的敷衍,而是出于对教师作用的正确估价和工作上的实际需要,是出于一种真诚的愿望。因为这些年资较老的教授、副教授具有较高的业务知识,大家都很尊敬他们。”在他的办公室里,把学校全体教师的名字每人做成一个卡片插在墙上,他经常去看,熟悉教师的情况。对一些教学效果好的教师,特别关注。1954年3月10日,他在各大区学校教育处长会上谈清华大学教学改革工作时讲道:院系调整后,清华有讲师以上职称的教师100多人,一般的业务上比较好,是学校中的主要教学力量。对老教师要团结百分之一百,而不是团结多数或少数的问题。不管是落后与说怪话的,到现在为止,对旧人员没有辞去一个。要团结百分之一百,但不是无原则的团结。团结在马列主义基础上,并不是要求他们是百分之一百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方向是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前进。蒋南翔在清华工作期间对于知识分子一直抱着真诚团结的愿望。当时,清华教师中有副教授职称以上的教师108人,蒋南翔就经常讲“108将是学校的稳定因素。”他还多次谈到:高等学校最宝贵的财富,不是巍峨的高楼大厦和贵重的仪器设备,而是富有科学知识和教学经验的教师——教授和副教授。团结老教师,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是办好高等学校最重大的问题之一。他发现有的教师因为政治历史问题被解职了,他坚持一定要请这些教师回来任教。多次对学校干部讲:用人不能有“洁癖”,要有团结百分之百的胸怀。他到校后不久,知道过去梅贻琦校长的秘书没有充分发挥作用,他就亲自过问,知道这位先生有中医方面的专长,1954年就安排他到校医院任中医科主任。

  他到学校工作时,只调入了几位老干部,主要是依靠解放前后在清华地下党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年青知识分子干部,其中大部分只有二十几岁。对于这一问题,在学校领导核心中曾有不同的看法,但蒋南翔坚持他的观点,坚定地依靠这批知识分子干部办好学校,实践证明,他的做法是正确的。

  20世纪50年代初,清华大学教师队伍的状况是:一般的思想政治水平不高,普遍缺乏实际的生产经验,全校教师中,教授副教授里只有四名党员;而党员教师中大多数是助教,刚从大学毕业不久,缺乏教学实践经验,大家戏称“助教党”。为了能够培养出一支又红又专的教师队伍,蒋南翔提出“两种人会师”的主张,成为清华大学师资队伍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也是一个对学校长远发展有决定意义的战略部署。这就是一方面积极采取措施,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开展思想工作,尽快提高具有较高学术专业职称的教师的思想政治水平,做到又红又专;另一方面加强对年轻党员教师的培养,通过在职进修、出国进修等多种方式,尽快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帮助他们也做到又红又专。这样两种人会师,使政治与业务相结合,使有高度政治觉悟和业务水平的教师成长起来,建设成一支又红又专的教师队伍。学校选派施嘉炀、赵访熊、夏震寰、王先冲等老教授到苏联进修,还安排一些青年教师到苏联学习原子能、自动控制等新专业,其中有曾担任过政治辅导员工作的青年教师,后来他们都成为学科带头人和这些系的学术领导骨干。到20世纪80年代,清华大学在职教师中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后称院士)80%以上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他们又红又专的榜样,对青年教师和学生是很好的教育。

  《共产党是先进科学家的光荣归宿》

  1955年,蒋南翔就明确指出:我国知识分子就其实际工作和政治立场来看,应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必须给予尊重和信任。通过他和刘仙洲副校长的长期接触和了解,蒋南翔看到刘仙洲虽然长时期在旧中国的教育界服务,在解放前也没有参加过党领导的革命活动,但他在解放以后积极参加党所领导的思想改造运动和教育改革工作,参加社会活动,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党的政策,在实际行动中表现出他对党的信任和拥护,表现出他在政治上的迅速进步。蒋南翔认为刘仙洲已经基本上具备了入党的条件。为了能吸收刘仙洲加入中国共产党,蒋南翔和中共中央组织部、华北局、北京市委和教育部党组等多个上级部门联系,口头汇报和书面请示,经过多次反复研究,上级组织同意发展刘仙洲同志入党。

  1955年11月7日,清华大学教务处党支部在工字厅召开发展刘仙洲入党的支部大会。他的入党介绍人是蒋南翔和何东昌。蒋南翔在这个支部大会上,热情洋溢地向支部党员介绍了刘仙洲的思想发展过程,并说:“在1928年苏联杰出的土壤学家威廉斯以65岁的高龄参加苏联共产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著名物理学家郎之万以75岁的高龄参加法国共产党,这在他们本国以至国外的广大知识分子群众中,都曾经产生热烈的反响。现在我国教育界和工程科学界的老战士刘仙洲同志也以65岁的高龄参加中国共产党,我们相信这件事情也将会在中国知识分子群众中间产生比较广泛的影响。”果然不出蒋南翔所料,在当天列席参加支部会的一些非党教授都受到了启发和震动,列席会议的章名涛、李酉山、庄前鼎、张维、史国衡等教授在会上发言, 蒋南翔在刘仙洲入党会上的发言发表于《北京日报》 他们都非常兴奋和热烈地祝贺刘仙洲同志入党,他的入党促使每一个爱国的正直的科学家严肃地考虑自己的努力目标。会后就有一些教授向党组织表达了要求加入党组织的愿望。蒋南翔将他在支部会上的发言整理成为《共产党是先进科学家的光荣归宿》一文,在《北京日报》上发表,在知识界引起很大反响。刘仙洲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我为什么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文章,他讲述了自己思想进步的过程。他说:在解放以后的几年当中,我对“民主自由”的问题曾认真地加以思索和比较,并用亲身经历的事实加以证明。最重要的一个例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制定的过程。宪法草案初稿提出以后,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八千多人讨论了两个多月,后来又交给全国人民讨论,参加的有一亿五千多万人。在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时,代表们又作了讨论,才正式通过。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客们,以为我们在大会上只讨论了几天,一点没有争论,更没有打架,就全体一致地通过了宪法,认为一定是不民主。他们不知道我们全国人民能参加的都参加了讨论。我已经明确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根据科学的真理,社会发展规律,来领导人民,排除一切障碍,向着全人类永久和平幸福的目标前进的部队。任何一个决心献身于真理的人,都会毫不迟疑地争取加入这样一个队伍,尽他应尽的力量。

  在这一年12月,蒋南翔在中共北京市委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在他代表市委所作的报告中,尖锐地指出:“对现有的高级知识分子的进步估计不足,信任不够,还特别表现在对高级知识分子入党问题上的关门主义倾向。有不少人思想进步,已经具备了入党条件,但是没有及时发展他们入党,甚至有人再三申请,也没有被接受。……难怪有的人说‘党外人士围绕着党转,可是入不了党,好像月亮围绕地球,总是挨不上。’”此后,针对在接收高级知识分子入党的工作中出现的一些思想障碍,他作了大量工作。在各级党组织的共同努力下,清华大学的张维、张光斗、张子高、梁思成等教授、科学家陆续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又红又专的学术带头人。对于引导青年人的成长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学校的政治思想工作要紧密结合教学工作

  针对解放以后情况的变化,蒋南翔反复强调新形势下学校政治思想工作和过去的区别。他在1953年对北京市学校政治工作干部所作的报告中就明确指出:“由搞政治运动转为经常性学习是目前全国各学校的基本情况,也是我们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工作的出发点。”他还谈到:“现在当我们在学校里进行了思想改造、院系调整、课程改革等系统的改革工作后,学校教育基本上已不同于过去,那么政治思想教育和业务学习结合也就有了条件。我们应该逐渐地在各项课程中贯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观点,使学生通过课程学习,受到更深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有些搞惯了政治运动的青年团干部和积极分子,在思想上还不适应这个转变。”“学校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应该有些什么内容呢?从历史发展来看,大致可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解决学生的基本立场问题;一方面是教育学生掌握业务的问题。……今天学校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的主要内容就是应该密切地结合学习,解决妨碍学生学习的一些思想障碍,如不安心专业,不遵守学习纪律,胸襟狭小等等。”对学生进行马列主义思想教育的主要形式是通过正规的政治理论课程,1952年开设《新民主主义论》;1953年开设《中国革命史》、《马列主义基础》、《政治经济学》;1955年开设《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他还提倡结合各门业务课,注意宣传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及爱国主义思想。在1955年召开的教学研究会上,由一些结合课程贯彻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比较好的教师介绍了经验,体现了蒋南翔要把政治思想工作和业务教学紧密结合的指导思想。

  贯彻执行“三好”指示 表扬“先进集体”

  蒋南翔作为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在1953年6月开幕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致开幕词。他参与了团代会的各项活动。毛泽东同志在1953年6月30日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谈话,强调要照顾青年的特点。毛泽东同志说:“十四岁到二十五岁的青年们,要学习,要工作,但青年时期是长身体的时期,如果对青年长身体不重视,那很危险。”“我给青年们讲几句话:一、祝贺他们身体好;二、祝贺他们学习好;三、祝贺他们工作好。”(《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69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从此,“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的“三好”指示,成为全国青年工作的指导方针。蒋南翔非常重视“三好”指示,在学校工作中认真贯彻执行。在他的办学方针中,培养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是重要的一个方面。他曾经说过:“我们这个时代的教育方针,就是大家所熟悉的——全面发展的方针,也就是培养个性全面发展的方针。关于这个方针,现在我们常常可以遇到各种不同的表达形式,例如:‘德、智、体、美’,‘才德兼备、体魄健全’,又如号召青年要‘三好’——‘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他在学校工作中多次反复地强调学生要做到“三好”,要全面发展。

  第一个先进集体(测专四二)奖状 蒋南翔在学校工作中,贯彻学生全面发展的方针是通过两方面来进行的。一方面是学校行政自上而下地提倡和领导;一方面是同学们自己,发挥青年团、学生会组织的作用,引导和组织学生培养自己成为全面发展的人才。蒋南翔注意在学生工作中找到符合学校特点的组织形式。1953年暑期,土木工程系测专四二班(测量专修科1954届2班)到洛阳拖拉机厂工地进行测量实习,承担了将要建设的厂区测绘工作。7月,中原大地骄阳似火,同学们冒着酷暑,每天要走3小时的路,做11小时的工作,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受到了好评。这个班的同学学习成绩是全校最好的班之一;平时除一人因病外都坚持体育锻炼,80%通过了劳卫制体育锻炼标准;全班27人,24人是党团员。全班团结友爱,尊敬老师,热爱专业,遵守纪律,是一个优秀的班集体。依靠班集体内部的力量,发动全班同学努力做到“三好”,在班里形成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良好风气。在1954年3月8日召开的校务委员会上,决定授予测专四二班“先进集体”称号。这是清华大学授予的第一个“先进集体”,也是全国大学中的第一个“先进集体”。学校将捷克斯洛伐克伏契克夫人赠送给学校的伏契克画像奖给该班。1955年4月,在高教部召开的高等工业院校、综合大学院校长座谈会上,蒋南翔着重谈了清华大学怎样执行培养学生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在发言中,他用了很大的篇幅介绍学校开展“先进集体”活动的情况,蒋南翔对于这个班同学的很多先进事迹十分熟悉,着重描述了测专四二这个集体成长的过程和他们的表现。特别介绍了“先进集体”的产生以及这一组织形式对于同学们所产生的巨大的自我教育作用,反映了他对这一新生事物的高度热情。他还引用了学生自己创作的诗篇《我要作个测量员》的全文,其中有这样几句:

  我们踏遍祖国的山河,

  我们抚摸着祖国的土地,

  从经纬仪的接目镜中,

  我们看见了祖国无限宽阔的前途;

  从钢尺的数据中,

  我们量出了祖国前进的脚步。

  ……

  这首诗在清华1954年的征文比赛中获得了一等奖,蒋南翔高度评价学生自己创作的这首诗,他认为它生动地表达了新中国青年热爱祖国、热爱劳动的真挚感情和乐观主义精神,对全校同学起了很好的教育作用。对于“先进集体”的产生过程,蒋南翔认为是在同学自我教育的过程中自然地形成起来的,这是群众自己的创造。“先进集体”的产生,反映了新中国青年思想觉悟的提高和新的道德品质的成长,也反映了新中国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优越性。他在总结这项工作时,指出:“开展‘先进集体’的工作,就能使同学把自己的思想行为与集体紧密地联系起来,使同学增加自己对集体的责任感、义务感和荣誉感,并且关心别人,帮助别人,培养起同学新的共产主义的道德品质。”当年9月,校务委员会又授予建五等8个班“先进集体”的称号,蒋南翔说:它是同学们自己创造的,是学生工作中很有意义的一个创造,是一个重要工作方式的萌芽。以后每年学校都进行表彰工作,成为清华大学学生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是加强学生班级工作的有效方式,“先进集体”对于培养优秀人才、形成优良学风发挥了重要作用,至今已延续了五十余年。

  “先进集体”这一制度,在其他院校实行以后,由于工作中掌握的做法不同,在社会上也引起一些不同意见,在一些报刊中也展开了讨论。《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评论1954年春从几所大学开始的评奖先进集体的制度。在此前后,《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等报刊也发表文章,讨论了在学校里评奖先进集体等问题。一些大学还作出停止评奖先进集体的决定。学校里在教师和学生中对于这一做法也有不同的看法,曾在校刊《新清华》上开展了讨论。蒋南翔针对社会上的不同看法和学校的实际情况,在1954年9月清华大学青年团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着重讲了正确地进行评选“先进集体”的工作。他指出,开展评选“先进集体”的工作能使团支部成为班上的“发动机”,发动内在的力量,作好班级工作;促进同学之间相互关心、相互帮助;政治思想工作紧密结合学习和日常生活进行,干部和群众密切合作。他还强调指出:评奖“先进集体”不是一种优胜劣汰的竞赛,不是简单地比赛考试分数和参加各种活动的人数,不是设立一个绝对的标准,发动大家来进行突击,不是事事强求集体活动,限制同学的自由发展。在工作中,必须正确地领导和掌握,特别要注意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避免形式主义和要求过急。1955年5月,刘少奇同志到清华大学视察,蒋南翔汇报学校工作时,谈到在班级中开展先进集体的工作,刘少奇同志表示这一做法是好的,可以鼓励青年人上进,同时指出要防止青年人可能要求太高太多的偏向。

  1956年社会上对于表扬“先进集体”仍然有不同的意见,蒋南翔对团委的干部说:“表扬先进是我们党一贯倡导的工作方法,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1953年毛主席来清华游泳时,我曾向毛主席谈了清华评‘先进集体’的做法。毛主席说,这和过去战争年代表扬先进连队一样,是促进工作的一个重要方法。”蒋南翔还说:“纠正评比中的缺点时,不要否定这一制度,就像泼洗澡水时不要把小孩泼掉了一样。”

申明:以上连载内容节选自《蒋南翔传》。本书由方惠坚、郝维谦、宋廷章、陈秉中编著,由清华大学出版社于2005年12月出版。版权所有,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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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2006-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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