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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出任教育部长 振兴教育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方针,受到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坚决拥护。三中全会以后,党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从1979年到1982年间,有步骤地进行了思想解放教育,端正了指导思想,分清了路线是非,解决了建国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实际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把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严重扰乱的各方面社会关系调整过来,进行了繁重的建设和改革工作,使我们国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出现了很好的形势。

  1979年是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推进全国拨乱反正,实行工作重点转移的至关重要的一年。1月18日至4月3日党中央召开了理论工作务虚会。会议进一步打破了思想战线的僵化状态,使思想理论界出现了多年没有过的活跃气氛。同时,也发生了若干值得引起注意和警觉的现象:一方面,有些同志由于仍然受到“左”倾思想的束缚,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和政策不理解甚至有抵触情绪;另一方面,极少数人利用党进行拨乱反正的时机,曲解“解放思想”的口号,采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手法,极端夸大党的错误,企图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道路,破坏安定团结的社会局面。邓小平同志认为:这些事件诚然是极少数,并且受到绝大多数人的抵制,但是值得严重注意。这股思潮如果任其发展,刚刚开始的思想解放就可能被引入歧途,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也不可能正确贯彻。因此,受党中央委托,小平同志于3月30日在理论务虚会上,发表了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讲话主要针对右的思潮,同时也批评了对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左”的抵触倾向。

  教育战线和全国形势一样,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下,拨乱反正不断深入,思想逐步解放,广大教育工作者思想活跃。但由于前一阶段原教育部主要领导思想不够解放,领导揭批查“四人帮”群众运动不力,思想路线是非不清,广大干部的积极性没有调动起来。有极少数人打着“解放思想”的幌子散布否定党的领导、否定教育成绩的谬论,造成教育战线一个时期思想比较混乱。教育战线面临着重重困难。

  1979年1月31日,中共中央任命蒋南翔为教育部党组书记,2月23日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决定任命蒋南翔为教育部部长。

  发表“施政”讲话 提出战略任务

  蒋南翔又回到被迫离开了十三年的教育战线,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虽已年逾花甲,终于又回到了自己为之奋斗二十多年并取得很大成绩的教育战线,有了更好地贡献自己终身力量的用武之地;忧的是现在的教育战线是“文化大革命”破坏的重灾区,内伤外伤极为严重,大病初愈百废待兴,同时队伍需要整顿,思想混乱的局面亟待拨乱反正。他受命于困难之际,兴奋之情和精神压力交织在一起,每每伏案沉思,夜不能寐。他反复学习小平同志关于科学、教育的论述,特别是“八·八讲话”不知精读了多少遍,反复思考着这“五年见初效”,现在只有三年多了,如何才能实现。他翻开了自己革命历史新的一页,严肃地写道:“坚定不移地不折不挠地为真理而奋斗?还是看风使舵,惟利是图的实用主义?这是在‘四人帮’十年破坏以后的思想混乱中所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他决心接受新的考验,继续作一个为真理而奋斗的勇敢战士。面对着纷繁复杂的工作头绪,从何入手呢?经过深思熟虑,他决定:“一、要解决三个路线(指政治、思想、组织路线);二、思想路线是基础;三、真理标准是核心。” 大思路已定, 立即走马上任。

  2月8日,教育部在全国政协礼堂召开全体干部大会,欢迎蒋南翔到职,他在会上发表了就职演说。首先明确表示“文化大革命”前他已在高教部工作,“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受到批判,离开了。现在又回到教育部,首先应该表个态:“对于‘文化大革命’中对我个人的批判、斗争,我决不介意,谁讲过我一些什么话,一概不算数。我们大家都经历过这场‘文化大革命’,我想都会有这个认识,就是要以党的事业为重,团结起来向前看。”

  接着他建议教育部当前应着重抓好三件大事:第一件大事是“认真学习和贯彻三中全会精神,总结建国二十八年来教育工作的历史经验,分清思想路线是非,加强安定团结。”他说“三中全会的基本精神,就是要把全党工作的重点,从今年开始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的轨道上来。”“两年来教育战线己经开始了这个转移,但没有完成,或者说还没有真正转过来。要实现这个战略转移,对1971年全教会《纪要》应当批判。《纪要》所作的‘两个估计’,成为了广大教育工作者的紧箍咒。要从二十八年教育工作的实践出发来批判这个《纪要》,肃清流毒。”他指出:“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要经历一番思想上和理论上的斗争。”“我们要有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敢于肯定和坚持实践证明了是正确的东西,敢于否定和改正实践证明了是错误的东西。因为只有千百万群众的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强调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问题,不仅是理论讨论,而且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确实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重新确立这个根本原则,对我们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是个重要的前提,也是安定团结的基础,对党和国家的前途一定会产生深远的影响。我们在教育工作中贯彻三中全会精神,就是要运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个思想武器,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分清二十八年教育工作中的思想路线是非,在此基础上,首先使我们教育部成为坚强的团结的战斗集体,进一步实现全国教育战线的安定团结,以便更有效地推进我国的教育事业。能不能很好地学习、贯彻三中全会的精神,这是我们能不能胜利实现工作着重点转移的关键。为了做好这件事,值得我们用最大的努力和足够的时间。我们教育部要带好头,促进整个教育战线做好这件事。”他还提出:“为了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还要抓紧处理过去遗留的一些重要问题。”

  蒋南翔提出的第二件大事是:“贯彻执行大中小学的暂行工作条例,大力改进思想政治工作,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和科学水平。”他说:“实践证明,大中小学工作条例基本上是符合实际的。部党组已经进行了修改,发到各校试行。”“这件事,今年我们要认真抓。”他提出了在试行中要注意的三个问题:“(1)必须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坚持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方向。”“(2)要重视师资队伍的建设,无论大中小学还是业余教育,这都是基本环节。”他强调指出:“产业工人决定工厂产品的成败优劣。在学校是教师决定学校产品的成败优劣。这一条不明确,就不利于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我们要完整地、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3)坚持质量第一。要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发展数量,反对盲目追求数量而损害质量的错误做法。”“质量没有保证,数量也巩固不住,浪费了人力、物力、财力。要坚决避免招生计划的大起大落。”关于试行大中小学工作条例,蒋南翔还着重指出:“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要进一步改进学校的教学秩序。”“这是按着教育的客观规律办教育的一个起码要求。”“‘文化大革命’以来招生工作和开学时间不正常,”“今年要及早抓高考招生工作,争取九月一日开学。”“今年必须提出奋斗目标,使全国学校都能按时开学。”

  蒋南翔提出的第三件大事是:“制订全国教育事业的发展规划。”他说:“教育同经济一样,也要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克服盲目性。因此,全国教育事业的发展规划,一方面要同整个国民经济计划密切配合,处理好外部关系;另一方面还要处理好教育内部的比例关系。”蒋南翔提出:“制定正确的规划,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高等教育先要解决好专业调整问题。例如电力先行,农业为基础, 加强民主法制等专业方面就要相应调整、充实。”“中等教育要解决结构改革问题。”“要面向农业,面向工业,面向各种职业,进行结构改革。”“要普及小学教育,减少文盲。”蒋南翔讲话最后说:“小平同志前年‘八·八’讲话时,希望教育‘五年见初效,十年见中效,十五年见大效,争取十年见大效’。如果我们今年能够做到前面讲的三件事,那么我国的教育事业就可以向前迈进一步,就可能胜利实现小平同志给教育工作提出的奋斗目标。”

  蒋南翔的“施政”演说受到了教育部干部的普遍欢迎,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教育部以至教育战线就是围绕这三项重要任务开展工作的。

  恢复教育秩序 争取9月1日开学

  蒋南翔同志主持教育部工作后,第一件事就是抓认真学习和贯彻三中全会精神。部党组经过多次研究,确定了五条原则:“1认真学习和贯彻三中全会精神,是部党组今年要抓的三件大事的第一件,必须花大力气抓紧抓好。”“2学习和贯彻三中全会精神,首先要在深入务虚的基础上,联系教育战线和教育部的实际,分清‘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文化大革命’十一年的路线是非。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摆脱‘两个凡是’的精神束缚,突破种种思想禁区,做到是非分明,功过分明。党组同志要以身作则,带头学习,冲破禁区,解放思想。”“3认真落实政策,抓紧解决遗留问题。要注意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既积极又慎重,促进安定团结,大家要在分清是非、落实政策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向前看。”“4要边整边改进工作。在学习和贯彻三中全会精神的过程中,要着手进行调整机构,配备干部, 健全制度, 改进作风, 抓好各项业务工作。”“5学习和贯彻三中全会精神,由部党组直接领导。”会后,通过了《进一步学习贯彻三中全会精神的安排意见》,下发教育部机关贯彻执行。

  与此同时,蒋南翔与教育部党组抓紧落实政策,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报经国务院批准,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的原教育部副部长柳湜、林汉达平反昭雪;报经中央批准,为原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平反,为原高教部、教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的一些同志恢复名誉,陆续在教育部全体干部大会上宣布;为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的教育部党组成员、司局长做出改正右派问题的决定;对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的冤案予以推翻,为本人恢复名誉,撤销档案材料;对蒙冤受迫害致残的同志,给予经济和生活上的合理安排;对“文化大革命”的“专案材料”和查抄的材料,进行清理并按政策进行处理。

  1979年3月19日,中共中央批转教育部党组的报告,决定撤销1971年中共中央批转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和1974年中共中央转发的《关于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的情况简报》两个文件。中央批示指出:“这两个文件,是‘四人帮’及其亲信一手把持下炮制出来的,是错误的。它在教育战线危害极大,流毒很深,应当继续批判。”“各地一些同志由于执行这两个文件,犯了错误是没有责任的。由此而造成的冤案、错案、假案,尚未平反昭雪的,要抓紧解决。”由于受“两个凡是”的束缚,以前对《会议纪要》批判得不够,中央文件下发后,教育战线广大师生员工,立即掀起一个进一步学习三中全会精神,彻底批判《会议纪要》,推翻“两个估计”(即十七年教育战线贯彻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了我们学校)肃清流毒的新高潮。广大教育工作者真正从沉重的思想枷锁中解放出来。8月10日教育部做出《关于为河北省阳原县普及小学教育平反的决定》;彻底推倒林彪、“四人帮”强加给阳原县教育战线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给阳原县普及小学教育工作恢复名誉,郑重宣布阳原县仍然是普及小学教育的一面红旗。

  调整充实了教育战线各级领导班子。蒋南翔回到教育部时,由于种种原因,原高教部、教育部的副部长、司局长有相当一部分未能回到教育战线工作,使教育部各级领导班子亟待充实、调整。教育部当时只有正副部长七人,其中还有一人是兼职(按国务院规定正副部长编制为七至十二人)。根据教育部党组的申请,中共中央先后增调张承先、刘仰峤为教育部党组副书记,调董纯才、黄辛白、杨蕴玉、臧伯平、曾德林、彭珮云、张文松为教育部副部长。选调几位原司局长回教育部担任司局领导。调整了高等学校的领导班子,使一批高教界知名教授重新回到高等学校领导岗位,还安排了一批又红又专的年轻知识分子充实加强了校、系的领导班子。本年一些知名人士任高等学校校、院长的有:苏步青任复旦大学校长、吴富恒任山东大学校长、朱九思任华中工学院院长、范绪箕任上海交通大学校长、钟师统任北京体育学院院长、赵沨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

  为了尽快恢复高等学校管理秩序,教育部党组于1979年8月向中共中央上报了《关于建议重新颁发‘关于加强高等学校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决定’的报告》。提出:“‘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国高等学校都下放给省、市、自治区领导和管理,原有的规章制度遭受到林彪、‘四人帮’的彻底破坏,许多事情无章法可循造成混乱。”“甚至引起群众不满发生一些上访、请愿、罢课等事件。”为了改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管理,对于全国高等学校加强统一领导和分级管理,是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建议中央重新颁发1963年5月2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高等学校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决定(试行草案)》。“这一决定试行效果是好的。今天看来,它的基本精神和各项主要规定仍然是适用的。”只是个别条文需要略加修改。“如能早日发下这个文件,这对改进高等学校的管理和稳定教学秩序,将很有帮助。”9月18日中共中央批转了教育部的报告:“中央同意教育部党组关于重申高等学校实行中央统一领导,中央和省、市、自治区两级管理的建议,”“现将略加修改的这一决定的试行草案发下,望认真研究执行。”《决定(试行草案)》规定:“为了加强对高等学校的领导和管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对高等学校实行中央统一领导,中央和省、市、自治区两级管理的制度。在高等教育工作中,各地区、各部门、各学校都要贯彻执行中央统一的方针政策;都要遵守中央统一规定的教学制度和其他重要的规章制度;都要按着全国统一的高等教育事业和计划办事。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统一领导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国务院其他各部、委和省、市、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对高等学校的管理工作进行适当的分工合作,共同办好高等学校。”《决定(试行草案)》还规定:“中央教育部是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直接领导下,管理全国高等学校的行政机关”。还规定了教育部的八项主要职责。这个文件批转后,大大促进了全国高等学校秩序的稳定,推动了高等学校工作重点转移的有序、健康进行。

  为了尽快恢复教育的正常秩序,蒋南翔和教育部党组抓紧进行了一系列工作:

  1979年3月7日至24日,教育部召开1979年高校招生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传达和学习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先务虚,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为理论武器,总结历史经验,讨论了建国以来教育战线的路线是非,并就1979年的教育工作交换了意见。蒋南翔于20日第一阶段务虚结束时讲了话,讲了三个问题:“一、要真正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二、关于1979年的工作”,“三、关于招生工作”。蒋南翔讲话中提出今年提前召开招生工作会议,有一个奋斗目标,就是争取按时开学。提前作好招生工作,就是开学前的一项重要准备工作。他还提出:这次会议除了务虚提高思想,统一认识外,重要的任务就是对1979年的高等学校招生“定盘子”,确定一个实事求是的、合理的招生指标。他说:“学生迫切要求上大学,家长要求学校多招生,这是可以理解的,限于客观条件,不可能完全满足要求。教育部要对国家和人民负责,既要考虑需要与可能,又要考虑局部与整体、目前与长远几方面的关系,要识大体,顾大局。”“去年高校扩大招生,超过了可能条件,现在问题逐渐暴露,已经发生学生上访、罢课、游行和静坐等问题了。从我们主观上来说应该尽可能挖掘潜力,为国家多培养人才,但是,只顾数量,不保证质量,不但造成大起大落,而且会形成人为的不安定因素,其结果只能是‘欲速则不达’。”“今年计划内招生要强调逐步发展,稳步前进。”经过讨论,大家取得了共识。最后形成了《关于一九七九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关于高等学校录取新生政治审查工作的意见》和《关于一九七九年中等专业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上报。5月3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的上述文件,当年的招生工作提前进行。

  中小学教育要面向全体同学

  1979年4月22日至5月7日,教育部召开全国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各省、市、自治区教育局主管思想政治工作的负责人和部分中小学党政干部及教师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方毅、胡耀邦到会并讲了话。蒋南翔主持会议说:“这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第一次召开这样的会。这次会议的目的,是为了贯彻邓小平同志3月30日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精神,推动学校在新的历史时期,加强中小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进一步提高教育质量,以适应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需要。”会议分析了当前中小学生的思想状况,总结、交流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经验,研究了在新形势下如何改进和加强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的要求和措施,讨论了中小学“学生守则”的草稿等。会议期间蒋南翔做了题为《中小学教育要面向全体同学》的主题报告。《报告》讲了三个问题:“一、要面向全体同学”,“二、要坚持‘三好’的原则”,“三、要依靠广大教师做思想政治工作”。蒋南翔的《报告》从新时期新任务的高度提出:“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是教育战线面临的一项伟大战略任务。”“中小学教育工作做得怎么样,对于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关系极大。”《报告》第一次提出:“面向全体同学”这个教育思想,丰富和发展了全面发展方针的内容。《报告》指出:“中小学是基础教育的性质,承担着双重的任务,既要为高一级的学校输送合格的学生,又要为整个社会输送优良的劳动后备力量。无论是哪一项任务,都是为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服务,都必须使受教育者在德、智、体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生力军。”《报告》针对许多学校只着眼于为高等学校输送学生,忽视为整个社会输送优良的劳动后备力量的状况尖锐地提出:“要求中、小学完成一项任务,还是完成双重任务?面向一部分同学,还是面向全体同学?我们应当做出明确的回答。”“中小学教育必须把双重任务很好地承担起来,面向全体同学做工作。我们需要明确指出,评价一个学校,不仅要看它的升学率高低,更要看大多数学生的教育质量怎样,输送的劳动后备力量是否优良,毕业后在工作岗位上的表现如何。”《报告》以强烈的责任感号召说:“希望大家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一致的认识,对所有的学生负责,对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负责。”《报告》强调:“应当教育学生做到‘三好’,即思想品德好,学习好,身体好。也就是说,要全面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使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这是我们办好社会主义学校必须坚持的原则,也是我们的教育比资本主义的教育先进的根本之点。”“作为一个人民教师,应当充分认识到,把亿万青少年教育好,使他们从小打好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基础,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是自己庄严的崇高责任。”“我们的教师,不仅要教好书,还要关心学生的政治品质和思想觉悟。蒋南翔提出的“面向全体同学”、“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这一基础教育的指导思想,被教育界和学校称为“两全”思想,它是新时期培养教育新一代的基本原则,这对教育思想的创新,对基础教育的发展和教学质量的提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会后,教育部颁发了《全国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座谈会纪要》。

  1979年5月15日至22日,教育部、国家体委、卫生部、共青团中央在江苏省扬州市联合召开全国学校体育、卫生工作经验交流会。蒋南翔出席会议并做了题为《“三好”是我们党坚定不移的方针》的重要讲话。他说“毛主席提出的‘三好’,这是我们党的坚定不移的方针。现在还是要‘三好’。”“办学校,必须把体育、卫生工作放在应有的地位。”他指出:体育“不应该把它仅仅看成一门普通的课程。德育、智育、体育三育之中,它是其中之一;思想好、学习好、身体好,‘三好’之中,它占一条。”一个学校,如果体育活动搞得热气腾腾,不仅能保证学生有充沛的精力搞好学习,也有助于形成蓬勃向上的校风。良好的体育道德反映学生的精神面貌,可以促进整个学校形成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作风。我们应该教育青少年,为着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崇高理想,好好学习,锻炼身体,建设祖国,保卫祖国。应当教育青少年有远大的抱负,立志为祖国健康地工作五十年。他还指出:“要搞好学校的体育、卫生工作,必须重视教师队伍的建设。”会后经国务院批准,教育部转发了《全国学校体育、卫生工作会议纪要》,推动了全国各级学校的体育工作。

  1979年5月10日至22日教育部召开直属工科院校专业调整会议,研究了老专业改造、新专业设置的调整方案。6月16日至30日召开了直属综合大学理科专业调整会议,将原有理科专业由125种调整为78种。

  此外,教育部还作了一系列保障学校按时开学的必要准备工作。

  1979年教育部党组领导全部干部认真学习、积极工作,在全国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基本上做到了全国大中小学按时开学,实现了年初提出的奋斗目标。

  进行真理标准讨论补课 分清路线是非

  1979年7月29日,邓小平同志在接见海军党委常委扩大会同志讲话时说:“就全国范围来说,就大的方面来说,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惟一标准和‘两个凡是’的争论,已经比较明确地解决了我们的思想路线问题,重新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但从目前社会上出现的许多思想混乱的状况看,“这个争论还没有完,海军现在考虑补课,这很重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基本建设,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解放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

  教育部党组结合学习小平同志上述指示,分析了教育部以前进行真理标准讨论的实际情况(原教育部领导受“两个凡是”的影响,在1978年下半年全国进行真理标准讨论时,教育部讨论得不够深入,联系实际就更不够)。教育部党组决定在新学期开学后,教育部机关以至教育战线也要进行真理标准讨论的补课。9月3日至7日教育部党组开会制定了教育部机关补课的学习计划,第一阶段:学习文件、报告、提高认识;第二阶段:批“两个估计”、批“两个凡是”;第三阶段:联系思想认识实际、工作实际。9月10日蒋南翔在党组(扩大)会上做了长篇讲话,动员部机关要补课学习。会后各司局都开始了第一阶段的学习。大家一致认为“补课”很有必要,讨论比较热烈。与此同时,教育战线关于真理标准的学习和讨论也开展起来了。教育部机关刊物《人民教育》第九期发表评论,提出要结合教育战线的实际,深入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讨论;第十期又发表评论员文章,强调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把教育战线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认真地开展起来。9月15日根据中央部署,教育部党组决定把补课学习和学习《叶剑英同志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的讲话》结合起来进行。《讲话》第一部分回顾了新中国建国三十年走过的光辉历程,得出结论说:“三十年来我们取得的成就是伟大的,看不到这个伟大成就是完全错误的。当然,大家知道,我们走过的道路并不平坦,既有过比较顺利的发展,也有过严重的挫折。”“在庆祝建国三十周年的时候,有必要给予初步的基本估计。总起来看,在过去三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讲话》指出:“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他们这种反革命的阴谋活动,同我们党所犯的错误,性质是截然不同的。”“在庆祝建国三十周年的时候,我们既要正视过去的失误和挫折,又要充分估计我们已经取得的成就,充分估计我们战胜困难和挫折中所取得的胜利。”“‘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这样看待过去的三十年,才符合历史的实际,符合革命的辩证法,符合无产阶级战士不可动摇的革命乐观主义的世界观。”这个《讲话》大大鼓舞了教育部干部补课学习的热情,也为学习的进一步深入指明了方向。10月初,教育部党组为了使学习更好地联系实际,组成了由副部长带队的两个调查组,深入到省市调查研究教育战线当前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教育部党组还决定, 整个第四季度都作为“补课”学习务虚阶段,密切结合学习叶剑英同志的国庆讲话,密切结合教育战线的实际,进一步分清路线是非,端正思想路线。准备于年底召开一次认清形势、总结经验、部署工作重点转移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教育部的“补课”学习逐步深入地开展起来。

  由于社会上还存在否定党的领导的思潮,教育部开展的真理标准“补课”受到了一定的干扰。1979年10月20日,光明日报抢先转载了当时还没有发行的《教育研究》(教育部直属单位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主办的刊物)第4期的“特邀评论员”的文章,题目是《补好真理标准讨论这一课,教育问题要来一次大讨论》。这篇《大讨论》文章与叶剑英同志《讲话》精神相抵触,也与教育战线实际不符,这是对教育部正在开展的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无端干扰。蒋南翔发现这篇文章有问题后,立即通知教育部党组同志都来看看这篇文章。《大讨论》一文的主要观点是:认为教育战线批判“两个估计”“是以建立在语录标准基础上的理由去抛弃那些结论。”还认为“文化大革命”前的教育是“令人叹息的结果,”认为肯定“十七年成绩是主要的”就是“把十七年当作理想境界”。它提出的大讨论,不是分清路线是非,而是讨论三十年“关于教育的理论、方针、政策、方法究竟有没有问题?有什么问题?制定学制的根据是什么?短到什么程度才算合适?” 等等。因为《大讨论》一文是以《教育研究》特邀评论员的名义发表的,是否代表了教育部的观点要发动一次“大”讨论?特别是全国都在深入学习叶剑英同志国庆讲话,大家对建国三十年的历史如何评价已经有了初步共识的时候,发表这样的文章,有什么背景?后来得知,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北京一所大学的讲师。此人与当时已经出现的否定党的领导、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非法组织和非法刊物有密切联系。他曾多次发表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文章。

  教育战线对此十分关注,反映比较强烈,引起了一些思想上的混乱。有的省教育局立即在本地“教育工作简报”上转载,并加编者按“希望各地的同志认真阅读”;有的高等学校的领导认为文章的“基本精神是值得重视的”。有人要求人民日报予以转载,甚至有人要求新华社登在“内参”上给中央领导送阅。教育部机关也有个别人反映文章“好”。但教育战线的绝大多数同志认为,全国正在学习叶剑英同志国庆讲话,思想认识逐渐趋于统一的时候,发表这样唱反调的文章很成问题。大家认为,《大讨论》对三十年教育战线“全部实践”的看法,是与叶剑英同志的讲话精神根本对立的,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讲话》明确指出:“三十年大部分时间的路线是正确的。”而《大讨论》却说“过去都是照着本本和文件做的,有语录为凭,因而都是正确的。”还说:“‘文化大革命’首先在教育战线发难,也不是没有原因的。”《讲话》是非分明的指出:“尽管我们在工作中也犯了一些严重错误,但是这与林彪、‘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推行的极左路线相比,其性质是完全不同的。”而《大讨论》却说:林彪、“四人帮”“不过利用我们所曾犯的‘左’倾错误,推波助澜,火上加油,进行破坏捣乱。”《讲话》要求: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深入地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学习和讨论,进行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教育。” 对《1971年全教会纪要》、“两个估计”进行深入剖析和批判,肃清流毒,分清路线是非。而《大讨论》却提出:“教育问题要来一次大讨论”,引导群众讨论“三十年来,关于教育的理论、方针、政策、方法究竟有没有问题?有什么问题?”《大讨论》通篇没有提到要从教育战线的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地总结和肯定十七年的主要成就,批判“1971年全教会纪要”,分清十七年和“文化大革命”期间教育战线上的路线是非,而是否定十七年。

  教育部党组在研究筹备年底要召开的教育工作会议工作时,也涉及到了《大讨论》文章的问题,大家认为当时社会上正出现一股否定过去、否定党的领导的思潮,《大讨论》一文的发表在教育战线产生很不好的影响,有人提出要从《教育研究》第四期上把该文撤下来(当时第四期尚未出版)。蒋南翔在会上讲话说:有不同意见可以发表,思想问题,各种观点都可以发表,通过讨论解决,文章不要撤下来。我们党组要表明,这篇文章虽然发表在《教育研究》上而且用了“特邀评论员”的名义,但其观点不代表教育部,更不是教育部的指导思想。现在我们不要去答辩,教育战线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补课还是要继续批判“两个估计”,学习叶剑英同志国庆讲话,肯定十七年毛主席教育路线占主导地位,成绩是主要的,分清路线是非,按原计划正常进行,不要受干扰。

  1979年9月25日至28日,中共第十一届四中全会上,“为了充分发挥一些久经考验的老同志在党和国家政治生话中的重要作用,为了充实党中央的领导力量,以适应新的形势和任务的需要,全会通过协商和无记名投票,增补王鹤寿、刘澜波、刘澜涛、安子文、李昌、杨尚昆、周扬、陆定一、洪学智、彭真、蒋南翔和薄一波十二位同志为中央委员”。

  1979年下半年蒋南翔同志和教育部还做了大量推进教育战线工作重点转移的工作:

  1979年8月28日至9月3日,教育部、中央广播事业局联合召开全国广播电视大学工作会议。决定电视大学可以在知识青年中招收正式学员,也可以采取多种方式组织知识青年自由收听电视大学课程。这一措施有利于缓解大批知识青年要求进一步学习的社会矛盾。同年10月5日教育部发出通知:恢复高等学校理科教材和工科基础课教材编审委员会,共成立5个理科、8个工科、1个理科公共外语等共14个教材编审委员会,加速学校理工科教材的建设工作。

  1979年10月25日在国务院有关部门讨论1980—1981年计划的会议上,蒋南翔以“教育上不去,四化将落空”为题发了言。提出“邓小平同志曾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是关键,教育是基础’,最近又说:‘发展科学、教育,也是经济问题,四个现代化问题’,可惜这些非常重要、非常正确的指示,在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上迄今没有得到应有的体现,没有落实。恐怕可以说,关于教育和科学的重要性,在我们党内思想认识上,还没有真正解决。”“有人说,不重视教育,将来要犯历史性错误,其实现在已经犯错误,需要考虑如何较早医治创伤。”为了加快发展教育事业,蒋南翔提出四条意见:“第一,要认真解决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的平衡。我们的比例失调,不仅是经济建设内部的比例关系失调, 还有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失调。毛泽东同志讲‘一穷二白’,我们只注意解决‘穷’,不解决‘白’,应该说三十年来,对文化教育没有给以应有的重视,这使我们的国家吃了亏。”(主持会议的薄一波同志插话:“这个问题,做一个大问题提出来,文化水平低,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完全同意南翔同志意见,要大声疾呼!搞四个现代化,不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不把教育作为基础,是不行的。这个问题要反映。”)“第二,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一是政治信任,二是经济保障,三是生活、工作条件。当前突出的问题是,知识分子的经济待遇比同等年龄的工人低。”“第三,改革领导体制。要全党重视教育工作,必须明确普及小学教育问题,应由地方党委负责。不然只靠教育部门抓是不够的。”“第四,需要解决的几个紧迫问题。(1)民办教师的编制问题。……(2) 解决中年教师的生活条件问题。……(3)解决学生助学金问题,目前学校助学金偏低……”

  1979年10月31日,教育部、财政部、粮食部、国家民委、国家劳动总局联合发出通知:自本年起,边境136个县(旗)、市中小学民办教师(职工),分两批全部转为公办教师。

  1979年教育部处理了大量上访、冲击教育部机关、大学生游行、罢课等事件。蒋南翔亲自到人民大学劝阻学生为收回被占校舍举行的罢课游行活动;亲自在教育部机关接见上访学生的代表,说服他们解除对教育部的冲击;到高等学校找学生开座谈会,听取意见缓解矛盾;对因历史遗留问题未获解决而进京上访,无理拦车、闹到家里的群众进行处理,等等。

  经过一年艰苦而紧张的工作,教育战线的形势和全国一样有了很大的好转。学校教学秩序基本得到恢复;处理了大量历史遗留问题,教育战线局势比较稳定;全战线学习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进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补课取得显著成效;教育战线广大群众进一步分清了路线是非,端正了思想路线,进一步发挥了工作积极性,为召开教育工作会议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理出“治教”思路 召开教育工作会议

  1979年南翔同志夜以继日的辛勤工作,更使他日思夜想的是教育的未来。面对否定教育历史成就、办学思想混乱、急于百废俱兴的急躁情绪,蒋南翔深深的思考着:中国的教育向何处去?中国的教育怎么办?教育工作从何抓起?等等。经过一年的深思、调查研究、征询各方意见,逐渐形成了一套“治教”的思路。

  现在的中国教育向何处去?中国的学校该怎么办?蒋南翔认为“实践是我们分清是非的标准。”“我们要从自己的历史实践中找答案”,“实践已经证明:建国后十七年,教育界执行的是马克思主义路线。由于缺乏经验,虽然也有过缺点,但成绩是主要的。既然如此,我们就应当沿着十七年已经走过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进,十七年的方向,也就是我们现在要坚持的方向。”有人主张“按资本主义国家学校的模式办教育,甚至设想重新请外国人来中国办学校。这显然不符合我们的国情。”

  教育的重要地位怎样才能落实?教育的基础作用怎样才能充分发挥?蒋南翔认为:“要认真解决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的平衡。先进的工业要建立在先进的应用科学基础上,社会主义不能建立在文盲的基础上。”“对文化教育没有给以应有的重视,使我们的国家吃了亏。”他还认为“要改革领导体制。要全党重视教育工作,必须明确,普及小学教育问题,应由地方党委负责。只靠教育部门抓是不够的。”他还强调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

  教育怎样才能真正发展?蒋南翔认为:“教育的发展,不仅包括数量的增长,还包括质量的提高。提高质量有更重要的意义,应当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积极发展数量。缺乏应有质量的数量,是虚假的数量,也是一种浪费。在发展教育中,一定要坚持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原则,正确理解需要与可能、当前与长远、普及与提高的关系,切忌大轰大嗡、大起大落。”“教育的发展必须从现有的基础出发。十年动乱,使我国教育事业遭受到严重摧残,需要有一个休养生息的恢复阶段。”“1985年前,教育事业应该认真贯彻八字方针,”“1985年以后,在此基础上,适当加快发展的步伐。”

  当前教育工作主要抓什么?蒋南翔认为:“第一是千千万万学龄儿童的入学问题。教育不普及,小学教育水平不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水平就必然低下,这将成为建设四化的巨大阻力。”“其次是普通中学向职业中学转变,职业学校的比例要提高。不可能让所有的中学毕业生都上大学,相当一大部分中学生必须学会一门技术,毕业后能够从事生产劳动,立即就业。”“第三是高等学校的改造,要使得高等学校成为科研和教育的中心,以科研带动教育,以教育促进科研。”还要大大发展成人教育,大大加强学校思想政治工作。

  通过总结历史经验,形成了“治教”的思路,为召开教育工作会议作好了准备。

   1980年1月5日至23日,教育部在北京召开了教育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各省市自治区教育工作负责干部、部分高校负责干部和教师代表共368人。会议分段进行:第一阶段务虚,主要是拨乱反正,肃清“两个估计”的流毒,总结教育工作30年的历史经验,充分认清当前的形势,增强继续前进的信心,更好地把工作转到为四化建设服务上来;第二阶段务实,主要是研究怎样搞好教育事业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工作,以适应当前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需要。1月5日蒋南翔在开幕式上讲话,他说:“本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根据叶剑英同志在庆祝建国三十周年大会上讲话的精神,正确总结建国以来教育工作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肯定和发扬成绩,正视和克服缺点,使教育工作能够在已有的基础上沿着社会主义方向继续前进,是非常必要的。”他把30年的教育工作分为四个阶段进行回顾后,说:“总的看来,在过去3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教育工作的路线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取得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为今后的发展建立了可靠的前进阵地。事实证明:‘文化大革命’以前并没有一条‘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17年培养出来的学生,并不是‘挖社会主义墙角的修正主义苗子’,而是我国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新部队,他们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建设各条战线的骨干力量。”“我们应当理直气壮地保卫30年特别是17年的胜利成果,这样才能鼓舞士气,增强信心,团结战斗,胜利前进。”蒋南翔还总结了30年教育工作四条基本经验:“一、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必须同经济建设协调,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二、社会主义学校的培养目标必须坚持又红又专的方向。”“三、必须正确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充分调动广大教师的积极性。”“四、教育战线必须加强党的领导。”蒋南翔最后提出:“当前教育战线在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中,要抓好八项任务和三项基本建设。八项任务是:一、认真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学校中的马克思主义阵地。二、及早普及小学教育。三、大力进行中等教育的结构改革。四、集中力量办好重点中、小学和重点中等专业学校。五、贯彻质量第一的方针,稳步发展高等教育。六、积极开展国际间的科学文化交流。七、重视和加强民族教育。八、积极发展成人教育。三项基本建设是:一、师资队伍建设。二、教材建设。三、仪器设备的建设。

  会议期间传达了1月16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的报告《目前的形势和任务》。报告指出,“ 三年来拨乱反正, 做了大量工作, 成绩是非常巨大的, 估计不足是错误的。”报告总结说:“总之,我们进入八十年代的形势是好的。我们从各方面准备了胜利前进的阵地。我们是满怀信心进入八十年代的。对于国内的形势和四个现代化的前途抱怀疑态度,是完全错误、没有根据的。”会议闭幕时蒋南翔做了会议总结。他说:“这次会议虽然是个工作会议,但是时机很重要,正是进入八十年代的第一个月,正是在许多问题上有不同意见,需要开会讨论的时候。会前,教育战线对一些重要问题,如形势的估计,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小平同志的报告,可以说是对我们的会议作了一个很好的总结,会上讨论的几个原则问题都得到了明确的回答;同时也是对我们教育战线提出了根本性的指导方针。”蒋南翔指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对建设者的要求是又红又专。我们教育的目标,不能只有业务上的要求,还要有政治上的要求。小平同志的报告中讲了红与专的关系问题:‘专不等于红,而红必须专’因此,我们的教育工作一定要坚持又红又专的方向。”“要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培养为四化建设服务的人才上来。学校各项工作都要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蒋南翔还讲了知识分子问题,他说:“当前主要是继续批判极左思潮,进一步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对待知识分子,要采取尊重的态度,信任的态度,帮助的态度。”“既要帮助知识分子红,又要帮助知识分子专,帮助他们正确处理红专关系,在工作上取得更大的成就。”在总结的最后,蒋南翔还讲了坚持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的问题。

申明:以下连载内容节选自《蒋南翔传》。本书由方惠坚、郝维谦、宋廷章、陈秉中编著,由清华大学出版社于2005年12月出版。版权所有,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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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2006-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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