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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遵循教育规律

  实现工作重点转移 建立具有中国特点的学位制度

  进入八十年代,教育部完成的第一件大事,是蒋南翔亲自主持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草案)》于1980年1月14日上报中央、国务院。

  1979年2月24日,胡乔木同志就筹建我国学位制度,向小平同志报告,提出“建议中央批示教育部在短期内提出方案(并无困难),送中央审批。”小平同志于3月7日批示:“建议由方毅、乔木同志主持,提出具体方案,报批”。乔木同志于3月13日写信给蒋南翔,除传达小平同志指示外,正式提出:“关于学位问题,请阅后找几位专家准备一个意见(1、要参考各国制度和国内情况,2、要不要学士学位也请附带考虑一下),待教育部讨论意见比较成熟后再开一次由方毅和我参加的会(会前要把方案印发出来)”。根据中央的指示,教育部与国务院科技干部局协商共同组成一个专门起草小组,蒋南翔亲自主持。小组搜集了我国前两次(1954年至1957年,第一次由林枫同志主持;1961年至1964年,第二次由聂荣臻同志主持)草拟学位条例的全部档案材料加以研究,并整理编印出《学位条例文件汇编》和《建国以来研究学位问题的一些意见》两份资料。当时曾有些部门负责同志主张把1964年国家科委起草的学位条例略加修改,即可形成新的学位条例上报。蒋南翔认为,原条例在有些方面有许多好经验可以借鉴,但该条例受前苏联学位制度影响,在学位分级方面、在把学位制度同研究生培养制度紧密结合起来等重要问题上存在着重大缺陷,不宜照搬;另外,新的条例既要符合我国现在的国情,又要考虑国际上学位制度的发展趋势。小组又搜集了美、苏、英、日等国和旧中国的学位制度资料进行分析研究,并编印了《苏联学位制度资料》、《日本学位制度资料》和《旧中国及台湾学位制度资料》,同时对我国高等学校本科生和研究生的现状也做了调查研究。在此工作基础上,起草小组经过多次修改,草拟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组织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1979年9月在北京召开两次座谈会讨论《条例(征求意见稿)》,10月起草组又到上海、昆明、成都等地分别征求教育界和科学界的意见。

  10月24日国家科委一位副主任写信给方毅、乔木同志称:“关于建立学位制度问题,我认为本来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事情,因为六十年代制定的文件只要少作修改就可以报中央”,“可是这个工作交到教育部的某个机构之后,将近一年之久(其实只有7个月——编者注)至今还处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之中。这样旷日持久对我国科学的发展是有不利影响的。是否可以把原来文件取出来,由国家科委、教育部、国务院科技干部局出面,在北京召集百人左右有代表性的科学界代表人士,征求意见,改定后即报中央。”方毅同志认为这个意见“很可考虑”,并于10月29日转告蒋南翔。

  据此,蒋南翔召回了在外地征求意见的起草组同志,于11月3日邀请国家科委、科学院、社会科学院、国务院科技干部局的负责同志开会(写信的国家科委副主任也出席了会议),对1964年原来的条例和教育部新起草的条例进行比较研究、交换意见。会上,大家认为时隔15年,国际国内教育、科学情况都发生了很大变化,1964年起草的条例不适合现在的需要,应以教育部起草的新条例为基础,再征求一些意见,修改后上报。教育部的《条例(征求意见稿)》先后征求过20多个中央部门和省市科委,以及30多所高等学校的近千人的意见。

  12月下旬,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审议后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草案,送审稿)》,五届人大常委会于1980年2月7日召开了第13次会议,讨论学位条例。蒋南翔做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草案)的说明”。共说明了十个问题:“一、关于建立学位制度。从各国学位制度的发展历史和现状看来,学位制度总是与教育制度相联系的。学位与文凭互相补充,是反映高等教育各个阶段所达到的不同学术水平的称号。它是评价学术水平的一种尺度,也是衡量高等教育质量的一种标志。建立学位制度,往往是一个国家发展教育、科学事业的一项重要立法。”“二、关于学位的分级。1964年拟定学位条例时,基本上采取苏联的做法,只设博士、副博士两级学位。大学本科毕业不设学位。我们考虑,根据目前情况,我国宜采用多数国家通行的做法,与高等教育不同阶段相联系,设学士、硕士、博士三级学位”。“这样做,有利于派遣留学生和国际学术交流。”有一些同志主张不设学士学位,我们考虑,“1979年中央批准授予大学本科毕业生的外国留学生以学士学位。如果我国自己不设学士学位,仅给外国留学生授予学士学位,似不相宜,我国大学本科是高等教育的重要阶段,在这一阶段设一级学位,有利于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也有利于调动学校不断提高教学质量的积极性。”还有一些同志主张不设硕士学位。“据我们了解,在多数国家仍然有硕士学位,在某些学科,硕士还是最高一级学位。就我国的实际情况看,一时还难以在各个学科领域里具有培养博士的能力。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硕士的培养还是一个独立阶段,仍有必要设硕士一级学位。”“三、关于学位获得者的政治条件。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学位条例对学位获得者应该有政治条件的规定,以鼓励他们坚持又红又专的方向。1964年稿对学位获得者的政治条件,曾规定为‘爱国、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次条例草案改为‘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以与宪法对公民的要求相一致,也与中央提出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精神相吻合”。蒋南翔还对关于学位授予办法、关于学位学科门类的划分、关于现有在职教学和科技人员的学位授予、关于名誉博士学位等问题做了说明。最后提出“关于学位条例的实施时间”,鉴于条例公布后还有很多准备工作,建议“在人大常委通过学位条例时,另由叶剑英委员长发布一项命令,规定学位条例自1981年1月1日起施行。”1980年2月12日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这是建国以来制定的第一部关于教育工作的法律,对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学位制度和开拓教育立法进程都起了积极推动作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的规定,1980年5月国务院批准在教育部设立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作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日常办事机构。1980年12月1日国务院批准设立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负责领导全国学位授予工作。并任命方毅为学位委员会主任,周扬(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蒋南翔、武衡(国家科委副主任)、钱三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为副主任。委员共41人。12月15日至18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在北京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会议审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实施办法》、《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审定学位授予单位的原则和办法》,研究了1981年实施学位条例的工作部署。1981年1月1日《学位条例》正式实施,2月24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正式公布了《关于审定学位授予单位的原则和办法》,我国学位工作正式启动。5月20日国务院批准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6月13日《人民日报》公布了《实施办法》,蒋南翔就《实施办法》的公布发表谈话。7月召开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第一次会议。7月12日蒋南翔在学科评议组会上发表了《我国学位制度必须具有中国的特点》的讲话,他说:“建立学位制度是促进我国教育和科学事业向前发展的一个重大步骤,是新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我们的学位制度应该具有中国的特点,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或者说为四个现代化服务。这就是我们建立学位制的基本出发点。”他强调“实行学位制度必须保证质量”,评议工作要实行“坚持标淮,严格要求,保证质量,公正合理”的原则。他说:“保证质量,一是保证学位授予单位和学位获得者本人的质量,二是要为我国初创的学位制度,树立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科学作风,为今后学位制度的健全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这次学科评议组会后评出第一批学位授予单位,我国学位制度正式开始实施。

  1981年9月7日,蒋南翔在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上汇报了学位工作。他在汇报了实施学位制度八个多月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所作的工作后说:“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学位制度应该具有中国的特点,适合中国的国情,也就是要从我国实际出发,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使之成为世界上先进的学位制度。”他强调我国的学位制度必须坚持三条原则:“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我们要通过学位制度促进又红又专的高级专门人才的成长。我们要求本国的学位申请者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拥护社会主义制度。”这一点是和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二、必须强调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针。各级学位申请者既要在本门学科的基础理论、专门知识上达到相应的学术水平,又要具有相应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两者不能偏废。”“三、必须贯彻质量第一的原则。实行学位制度的目的是促进高级专门人才的成长,促进教育和科学事业的发展。但是能否作到这一点,关键在能否保证所授学位的质量。我们建立学位制度一开始就要把保证质量问题放在重要的地位来考虑。我们国家的学位制度要名副其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的制订和实施,为我国高层次人才的培养立足于国内打下了基础,也创造了条件。20多年的时间过去了,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工作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重大成就。截至2003年底,我国已授予硕士学位80多万名,博士学位11万多名。这是和蒋南翔为学位工作所做的努力分不开的。

  加强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教育国际交流合作重新恢复起来。特别是1979年以后,中国与世界各国教育界的往来有了较大的发展。

  1979年9月15日至10月7日, 蒋南翔率中国教育代表团(9人)访问了意大利、荷兰和英国。这是中国教育部长第一次访问西欧国家,也是对三国教育部长或教育科学大臣来华的回访,目的是增进友谊和推动中国与三国间签订的教育协议的落实和进一步合作。在意大利,蒋南翔部长与意大利教育部长萨尔瓦多·瓦利杜蒂举行了会谈,双方同意在两国大学间建立校际联系,意方要求增加派遣来华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在荷兰,女王储娅特丽克丝和克劳斯亲王接见了代表团。

  蒋南翔在荷兰访问时和小学生在一起(1979) 蒋部长与荷兰教育科学大臣派斯举行了会谈,并签署了会谈纪要。双方同意北京大学与荷兰莱登大学、清华大学与荷兰代尔夫特工业大学进行校际联系;鹿特丹大学医学系希望同中国有关大学建立联系;双方同意两国大学所属的研究机构在医学、遥感技术、水利、农业、能源、高能物理、汉语和中国文化等专业合作研究;荷方提出荷专家学者愿到中国进行科学研究。在英国,外交和联邦事务大臣布莱克尔会见了代表团。蒋部长与英国教育科学大臣马克?卡莱尔举行了会谈,并达成协议。双方各确定6所大学建立校际联系;1980年中国派到英国的留学生增加到200~250人;英方增加派往中国的研究人文科学的研究生和学者;英方同意1980年中国派普通教育代表团和电视大学代表团(参观、考察英国开放大学)访问英国。

  1980年5月15日至6月20日, 蒋南翔率中国教育代表团访问了联邦德国、法国和美国。主要是了解三国的教育体系、学习三国的有益教育经验和调查我国留学生的情况。联邦德国外交国务部长会见了代表团,法国国民议会议长富尔和美国总统科学顾问普雷斯分别参加了蒋部长举行的答谢宴会。蒋部长分别同三国教育部长举行了会谈。此外,联邦德国教育科学部专门举办了两次工作午餐,请教育专家与代表团成员交流情况。美国教育部在周末安排了两次教育讨论会,请教育界名流讲了六个专题,代表团也介绍了中国教育的情况。这次访问的重点是到三个国家的州级教育部门,了解地方的教育情况和直接考察学校,共访问了17座城市、28所高等学校、1所师范学校、8所中小学。

  在联邦德国巴伐利亚州访问期间,在州长举行的欢迎宴会上,蒋南翔与邻座的州文化教育部总司长、著名教育家卡尔?伯克博士亲切交谈,伯克博士问:“部长阁下,中国拥有十亿人口。作为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教育部长,您最关心的是什么事情?”蒋南翔胸有成竹地回答说:“我最关心的主要是三个问题,第一是千千万万学龄儿童的入学问题。教育不普及,小学教育水平不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水平就必然低下,这将成为我们建设四化的巨大阻力。这就要求小学教员的水平要提高,要尊重小学教师,要重视小学教育。其次是普通中学向职业学校转变,职业学校的比例要提高。不可能让所有的中学毕业生都上大学,相当一大部分中学生必须学会一门技术,毕业后能够从事生产劳动,立即就业。第三是高等学校的改造,要使得高等学校成为科研和教育的中心,以科研带动教育,以教育促进科研。高校的学术水平体现了一个国家的学术水平。”伯克博士听完翻译后,连连点头说:“阁下,您的具有远见卓识的意见我非常赞同。”还说,“孩子不受教育,长大之后必然成为社会的包袱。有识之士都说,不怕三百万工人失业,只怕三百万少年失学。”两位老人谈得很投机,在访问期间多次探讨教育问题,从此建立了良好的友谊。1980年秋伯克博士来华访问,看到遭受严重摧残的中国的教育如此迅速的恢复重建,他带着敬佩的神情对翻译说,我见到的教育部长很多,像蒋部长先生这样精通教育、热爱教育事业的部长,还不多见。他是一个学者,一个真正的教育家。

  蒋南翔对三国的访问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对发达国家十分重视教育、教育投入较多;实施义务教育由地方负责;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高等教育十分重视教学和科研结合、重视提高教育质量等方面留下深刻印象,受到很大启发。

  蒋南翔两次率团出访,回国后,代表团都进行了认真总结,并写出正式出国访问报告,上报国务院。

  总结历史经验 调整教育工作

  1980年12月份,中央先后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全国省长会议。会上进一步明确了建国以来的路线是非,指出“文化大革命”是我们党的历史上又一次“左”倾路线错误,这条“左”倾路线的产生不是偶然的,而是从1958年大跃进以来“左”倾思想逐步发展而形成的。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左”倾思想并没有完全纠正,还继续造成工作上的某些重大失误。建国以来经济建设方面的主要错误是“左”的错误,1958年以后,“左”的错误就严重起来了,这是主体方面的错误。错误的主要来源是“左”的指导思想。在“左”的错误领导下不可能总结经验。会议批判和纠正了近几年还在继续起作用的“左”的错误思想,下决心在全国经济工作中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

  1980年12月1日至13日,教育部在天津召开全国教育工作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国务院有关部委,省、市、自治区教育行政部门负责同志,部分高等学校负责人等共300多人。会上传达了中央书记处听取教育部党组汇报的重要指示,还传达了近期党中央、国务院召开的重要会议精神。蒋南翔在会议开幕时说:这次会主要是传达中央的指示精神,和大家通通气,联系教育战线的实际,讨论教育工作中关系全局的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同时和大家商量一下,从现在起到明年该抓哪几件事。他还就教育战线如何进一步肃清“左”倾流毒、如何贯彻“八字方针”、教育战线的调整任务、改善教师待遇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教育部的初步想法,请会议讨论。会上畅所欲言,集思广益,讨论热烈充分。

  12月13日蒋南翔作了会议总结,题目是“总结历史经验,调整教育工作”。共讲了五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关于形势和分清路线是非”,蒋南翔深刻总结了教育战线的历史经验,第一次全面系统地指出“左”的错误在教育战线的六种表现:(一)我们搞建设是要改变“一穷二白”,也就是经济落后和文化落后的面貌。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之间,本来有着内在的联系,可是建国以来教育在整个国民经济计划中没有摆到应有的地位,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也没有论及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关系。我国的文教建设未能同经济建设协调发展,这是我国建设事业中比例失调的一个重要方面。(二)办学校要有稳定的环境和秩序。学生的基本任务是学习知识、掌握业务。但过去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用功读书被说成白专道路,不断搞政治运动冲击了学校的正常教学工作,影响了学校教学质量的提高和又红又专人才的培养。(三)对知识分子的政策过“左”。说的是“重在表现”,实际上是搞唯成分论,把知识分子列入资产阶级范畴,成为历次运动的批判对象。忽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教师的社会地位低,经济待遇低到很不合理的程度。(四)对于国家干部需要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必要性缺乏认识。正当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迫切需要提高文化科学技术水平的时候,否定“技术决定一切”,强调“外行领导内行”,其结果使干部安于外行,助长了工作中的瞎指挥现象,也影响了一代干部的成长。(五)在教育事业的发展上,追求高指标不量力而行,造成几次大起大落。不但数量没有保证,质量严重下降;而且使工作反复折腾陷于被动。(六)对人类文化遗产采取虚无主义态度。只讲批判不讲继承,强调“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在“五·一六”通知中甚至提出“难道无产阶级学术不应当压倒和消灭资产阶级学术吗?”在这种错误思想指导下,十年浩劫中凡是有学术成就的专家几乎都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加以批判、打倒。蒋南翔总结的第二个问题:“关于调整的问题”。他说:教育战线和经济战线一样,也要切实贯彻八字方针,以调整为中心。教育进行调整, 首先要调整好教育外部的关系, 主要是同经济的关系。要逐步做到教育能同经济协调发展。其次要调整好教育内部的各种比例关系,使各级各类的教育能够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总结的第三个问题:“关于改革的问题”。他说:为了逐步建立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为了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切实提高教育质量,教育要进行必要的改革。教育改革和经济改革一样,必须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出发,从学校的现实条件出发。要认真总结我国自己的经验,对国外一切有益的经验都要借鉴,但不能照搬,要防止盲目性。在这次会上教育部印发了几个有关改革项目的征求意见稿,供会上讨论,其中有关于扩大高等学校自主权、关于学校内部领导体制改革、关于高等学校招生制度改革等方面的文稿。总结的第四个问题:“关于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问题”。他明确提出:虽然社会上对加强青年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存在不同的认识,但教育部党组认为,必须坚定不移地不断改进和加强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这是因为我们办的学校是社会主义学校,培养目标是又红又专,学生应该做到“三好”,这是根本的前提。另外,当前青年学生中思想比较混乱,极少数青年反对四项基本原则,企图摆脱共产党的领导。对于学生思想上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必须认真对待,研究解决,以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他还指出,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绝不能简单粗暴,也不能放任自流。他强调高校党委要敢于领导和善于领导,要真正发挥共产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真正发挥党团员的模范带头作用。他还强调要积极解决思想政治工作的队伍问题。总结的第五个问题:“1981年教育战线要抓的五件大事”。总结教育工作的历史经验,分清路线是非;抓调整;抓改革;抓思想政治工作;抓教育立法工作。

  会后,教育战线的思想认识进一步统一了,增进了团结,工作积极性进一步提高。教育工作由以拨乱反正、恢复教育秩序为主转入以贯彻八字方针、启动教育改革为主,为实现“八十年代教育事业要有一个大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申明:以上连载内容节选自《蒋南翔传》。本书由方惠坚、郝维谦、宋廷章、陈秉中编著,由清华大学出版社于2005年12月出版。版权所有,不得转载。

(http://news.tsinghua.edu.cn)
[更新:2006-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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