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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谈西南联大

——辑录自《杨振宁文集》

  西南联大是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我在那里受到了良好的大学本科教育,也是在那里受到了同样良好的研究生教育,直至1944年取得硕士学位。战时,中国大学的物质条件极差。然而,西南联大的师生却精神振奋,以极严谨的态度治学,弥补了物质条件的不足:学校图书馆存书不多,杂志往往过了一两年才收到;但就在那座图书馆里,我学到了许多许多知识。冬天,我们的教室又冷又透风,上实验课时,我们只有少得可以的一点设备;但是,总的说来,课程都非常有系统,而且都有充分的准备,内容都极深入。直到今天,我还保存着当年听王先生讲授量子力学时的笔记,它对我仍是有用的参考资料。笔记本用的是没有漂白过的粗纸,很容易撕破,今天它经常会使我想起那些岁月里的艰苦物质条件。

   在西南联大从1938年到1942年我念了4年的书。那时联大的教室是铁皮顶的房子,下雨的时候,叮当之响不停。地面是泥土压成的。几年以后,满是泥坑。窗户没有玻璃。风吹时必须要用东西把纸张压住,否则就会被吹掉。

   在这样一个困难的时期,在常常要跑警报的情况下,西南联大的学术风气却是非常良好的。那时的教师阵容非常强大。大家知道,西南联大是清华、北大、南开三个大学合并在一起的。三个学校的教师都在联大教书,所以名教授很多。我记得很清楚,联大的大一国文必修科,当时采用了轮流教学法。每一位教授只讲一个到两个礼拜。一般来说,轮流教学法的效果通常是很差的,会产生混乱的情况。不过因为那时的教授阵容实在很强,轮流教学法给了我们多方面的文史知识。记得教过我大一国文的老师有朱自清先生、闻一多先生、罗常培先生、王力先生等很多人。我进西南联大报考的是化学系,但一进去后就改念了物理系。物理系那时的教师阵容也非常强。我的大一物理是跟赵忠尧先生念的。赵先生现在在北京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已经80多岁了。我的大二电磁学是跟吴有训先生念的。大二力学则是跟周培源先生念的。周先生曾是北大校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也是80岁出头了。

   西南联大的教学风气是非常认真的。我们那时所念的课,一般老师准备得很好,学生习题做得很多。所以在大学的4年和后来2年研究院期间,我学了很多东西。那时候一般所用的教科书,是有名的老书。这个风气跟今天美国的风气不一样。那时候如果有一本书是好的话,是用上几年、几十年的。现在美国的教科书就好像汽车一样,两三年就要有新的式样。

   在联大给我影响最深的两位教授是吴大猷先生和王竹溪先生。吴先生现在住在台湾,在清华大学和交通大学兼课。他是在美国退休后,到台湾去的。他对我发生很大的影响,是因为我的联大学士论文是跟他写的。我在1941年的秋天去找他。他答应收我为他的学生,给了我一本Reviews of Moderm Physice(现代物理评论),叫我去研究其中一篇章,看看有什么心得。这篇文章讨论的是分子光谱学和群论的关系。我把这篇文章拿回家给父亲看。他虽不是念物理的,却很了解群论。他给了我狄克逊(Dickson)所写的一本小书,叫做Modern Algebraic Theories(《近代代数理论》)。狄克逊是我父亲在芝加哥大学的老师。这本书写得非常合我的口味。因为它很精简,没有废话,在20页之间就把群论中“表示理论”非常美妙地完全讲清楚了。我学到了群论的美妙,和它在物理中应用的深入,对我后来的工作有决定性的影响。这个领域叫做对称原理。我对对称原理发生兴趣实起源于那年吴先生的引导。

——摘自《庆祝西南联合大学成立65周年纪念特辑》

(http://news.tsinghua.edu.cn)
[更新:2005-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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