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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九”运动为抗日战争做了思想和干部的准备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

方惠坚

  今天,我们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我们就会想到在上个世纪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占领了我国东北,又把侵略矛头指向华北。蒋介石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节节退让,加速了民族危机的到来。1935年7月,签定了卖国的《何梅协定》,国民党政府取消了河北省的党政机关,撤退驻河北的国民党中央军和东北军,撤换日方指定的中国军政人员,同时禁令全国的反日活动。民族危亡的乌云笼罩在华北上空,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也就是著名的《八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清华大学和当时北平的大中学校的同学们在这种形势下,要求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利用清华地处北平郊区的有利条件,建立了清华学生救国会,在12月初全校学生大会上提出了联合北平各大中学校进行游行请愿的建议,获得通过。全市大中学生联合在12月9日进城游行。清华学生步行进城到西直门、阜成门、广安门、西便门都受到武装军警的阻挠。同学们沿途散发了由清华地下党支部书记蒋南翔起草的《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同胞书》,响亮地提出了“华北之大,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的呼声,反映了在民族危亡时刻,中国青年学生抗日救亡的最强音。12月16日是反动当局原预定正式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日子,北平党组织决定在这一天再一次出动大示威。清华等校组成先遣队提前一天进城,同时大队同学冲开了西便门的城门,与城内学校的同学会合在天桥举行了上万人的市民大会,后游行队伍又到外交大楼示威,发挥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作用。清华大学的学生在党的领导下,在“一二·九”运动中发挥了核心作用。

   游行以后,北平市地下党组织为了扩大影响,决定组织抗日救亡宣传队,南下到工人农民中去,宣传抗日救亡。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等校同学组成第三团,经过卢沟桥、涿州到达河北固安。沿途进行演讲、演出、访问农户,帮助中小学校组织救国会等。在固安,宣传队的活动受到当地警察的阻挠,被强行押送回北平。这支队伍回到北平以后,组建了抗日的先进的具有广泛群众性的青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战斗在抗日救亡的最前线,成为华北和全国救亡运动的一支骨干力量。

   “一二·九”运动以后,清华大学的地下党组织继续领导学生与反动当局进行反逮捕斗争,贯彻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广大师生,广泛开展多种形式的抗日救亡活动。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以后,日军占领北平,学校被迫南迁。在“一二·九”运动中锻炼成长起来的大批共产党员和民先队员走上抗日斗争的最前线。有的参加东北抗日联军,有的到华北敌后参加游击战,有的参加八路军、新四军,有的到延安,也有的随学校南迁到昆明继续学习。他们为抗日战争贡献了青春年华,有的还献出了他们的宝贵生命。张甲洲、沈崇诲、黄诚、杨学诚等同志牺牲时年仅二十余岁,最大的31岁。他们是祖国的优秀儿女、清华的抗日英烈。在抗日战场的广大校友经过抗日战争的洗礼,得到锻炼提高,成长为党和国家的骨干,在解放战争和新中国的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二·九”运动发生在红军北上抗日到达陕北之时,红军长征的胜利帮助了“一二·九”运动;同时,“一二·九”运动也帮助了红军。这两件事的结合,促进了全民抗战的发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各界纪念“一二·九”运动四周年大会的讲话时,说:“红军经过了万里长征,在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吴起镇。当时敌人还在进攻我们。……在12月10日,一听到北平‘一二·九’运动的消息,我们心里好不欢喜,红军同志完成了这么伟大的长征,学生同志在北平发动了这样伟大的救亡运动,两者都是为解放民族和解放人民而斗争,其直接意义都是推动抗日战争。所以,‘一二·九’运动在历史上讲,是抗日战争准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二·九’运动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它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刘少奇同志也说:“从中国革命运动的形势来讲,‘一二·九’运动是划分中国反动时期与革命时期的一个标志。从此,中国反动势力逐渐后退,而新的革命运动则开始逐渐高涨。”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也是“一二·九”运动70周年。我们要继承和发扬“一二·九”运动的光荣传统,关心国际国内形势,努力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繁荣强盛,让任何侵略势力不敢进犯我们。

(http://news.tsinghua.edu.cn)
[更新:2005-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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