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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抗战经历

清华大学 宋玉芬

  在抗日战争中,我是个普通的小兵,文艺战士,是在党的怀抱里成长起来的。我不是战斗英雄,也没有什么突出贡献,做了一些工作,是我应尽的责任,是党对我培养的结果。回想起来,党对我的培养教育很多,我对党的事业贡献太少了,常常感到心里不安。这里反映的也只是我个人经历一个很小的侧面,但它绝对是真实的。

   一、悲惨的遭遇

   我是河北唐县宋高和村人,一九二六年三月出生。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唐县城也于1938年10月8日被日寇侵占。记得1938年初冬的一个晚上,天还没亮,日本鬼子突然包围了我们村,啪啪的枪声惊醒了熟睡的人们,全村乱成了一团,大人们的呼喊声,孩子们的哭叫声,响成一片。全村人扶老携幼快速往外跑,可东南西边都是敌人,只能往村北,顺着被洪水冲成的深沟,向小山后面跑。我母亲怀里抱着两岁的弟弟,我帮扶着她,在紧急的枪林弹雨中,我多次想把弟弟抱过来,母亲不肯松手,向我大声推喊着:“你别管我,快点跑吧!小姑娘要是让鬼子抓住,可是了不得。”万万没想到,这竟是善良的母亲对女儿说的最后一句话。我和家中其他人随着人流,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从小山旁绕到山后,来到我奶奶的娘家黄金峪村,后来才知道,有一部分乡亲们,包括奶奶、母亲和弟弟,是沿着山上的小路想翻过山去,当爬到半山腰时,日本鬼子用机枪扫射,当场血流成河,子弹穿透了母亲的胸膛,弟弟也被机枪的开花弹炸开了头,脑浆流了一地,母亲和弟弟惨死在血泊中。这些惨景是双腿被子弹打穿受了重伤的奶奶爬到跟前才亲眼看见的。当乡亲们用椅子抬着奶奶到黄金峪舅姥爷家时,她亲口告诉我们,我抱着奶奶泣不成声,奶奶有气无力地对我们说:“别哭了!娘死了,还有奶奶哪!”但奶奶终因伤势过重死了。因为弟弟的尸体头部被炸开不完整,太惨了,没有让我们看,就埋在地头了。我给母亲送葬时,看到母亲黄黄的脸上,紧闭眼睛,还咬着牙。我放声大哭:“娘啊!娘啊!你为什么死得这么惨呀!”我哭干了眼泪,哭哑了嗓子,哭出了满腔怒火。我恨死了日本鬼子。

   1939年春的一天清晨,可恨的日本鬼子又来到了我们村,全村乡亲们都绕道跑到山后,有的乡亲爬到山上看看动静,没想到村里冒烟被烧成了一片火海。日本鬼子走后,大家有回来了家看到的只是一片瓦砾,断墙残壁。我家两套院子20多间房,全被烧光了。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迫使我考虑今后怎么办?是谁侵占了我们的国土,让我失了学?是谁的子弹穿透了母亲的胸膛?是谁用开花弹炸出了弟弟的脑浆?是谁点燃了大火烧毁了我家乡的房子?是惨无人道的日本鬼子,害得我们家破人亡。我的悲惨遭遇,只是千千万万个悲惨遭遇的一个。这一切都是灭绝人性的日本法西斯犯下的滔天罪行。怎么办?只有参加革命,打败日本侵略者,才有活路。1939年9月,我带着强烈的民族恨,走上了共产党领导的艰苦卓绝的抗日战场,当时我13岁。

   开始我报名并经批准和几位同志一起,到晋察冀边区民族革命中学学习,地点在唐县史家佐村,主要学习政治和党在抗日战争中的方针政策。半年的学习生活非常艰苦,主要是吃不饱饭。个别人经不住艰苦的考验,自动退学回了家。我无家可归,决心坚持到底。我于1940年2月毕业分配到唐县抗日妇女救国会任秘书工作。后来西北战地服务团从延安迁到晋察冀边区后,我又参加了“乡村艺术干部训练班”,三个月结业后,于1940年7月我和几个学员被分配到西北战地服务团儿童演剧队工作。从此我作为一个小文艺战士,战斗在抗日烽火中,开始了我新的战斗生活。

   二、难忘的西战团儿童演剧队生活片断

   西北战地服务团(简称西战团)是党领导的文艺团体,1937年8月成立于延安,归党中央领导,主任是丁玲,副主任是周巍峙,曾奔赴国统区西安开展抗日宣传工作。1938年11月,中央决定由周巍峙任主任带队到晋察冀边区开展工作,归北方分局领导。1940年1月西线团成立了儿童演剧队,后改为少年艺术队。领导非常关心儿童队的全面成长,配备了最强的干部和老师,开设有政治课,“阶级与政党”、“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党在抗日战争中的方针与政策”、“党的基本知识”、“民族气节,爱国主义教育”等。专业课有音乐、戏剧、美术、文学等,在生活上对我们更是无微不至地关怀。儿童队的任务是通过文艺宣传把边区儿童动员组织起来,参加抗日工作。儿童队有时单独外出演出,多数是参加团里的演出和各项文艺宣传工作。只要开展工作需要什么,我们就学什么,干什么。就像革命大家庭一样,老师和大同志像长辈,小同志像兄妹。为了让我们有一个习作的园地,要求每周出一期壁报,有诗、有画、有散文等贴在屋里,邵子南老师给壁报起名叫“少年高尔基”。我们经常的任务是唱歌、跳舞、画画、写诗、写散文、刷大标语、写街头诗配画、撒传单等。我们走到那里,就把抗日工作宣传到那里,到处都留下了西战团及儿童队的足迹。1941年4月我参加了由田野编剧,赵尚武和周巍峙作曲的三幕儿童歌剧的演出,我在剧中扮演儿童团长,反映很好。

   邵子南是作家、诗人,也是我们的文学老师。在邵子南老师培养教育下,初步学了一些关于诗和散文的知识,也看过一些中外名著。我也学着写过一些街头诗和散文,包括一些小短文。1941年2月16日晋察冀日报文艺副刊,“晋察冀艺术”第六期发表了西战团团员的三篇文章:田间的“为新的一代而歌——开展晋察冀边区儿童艺术活动”,邵子南的“少年高尔基们”、和我写的“亲生之母”。邵子南还在他的文章中介绍了我的情况。

   1941年2月12日西战团创作出版的《歌创造》第二十一期上,刊发过我写的一首歌词,“婚姻自由”,由顾品祥作曲。去年“顾品祥刘伟歌曲集还将这首“婚姻自由歌”收入其内。

   1942年秋,邵子南老师带我们一个文艺小分队转移到阜平、平山一带山区,和当地父老乡亲一起进行秋季反“扫荡”。我们用革命文艺作为团结人们教育人民的武器,由邵子南老师编辑出版了街头壁报,起名叫“街头文艺”、“觉悟”和“开通”,前两种以工作队名义出版,结合当时的政治任务,战斗及生产实际情况,表扬好人好事,也批评一些落后的东西,以便提高觉悟。内容贴近群众,形式多样,有短文配画,群众喜欢看,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在“觉悟”和“街头文艺”上刊登过我写的小短文。1978年革命历史博物馆同志曾拿着复制件让我确认,问是不是我写的,我立刻确认了。后来甄崇德要写回忆邵子南“他是太行山的儿子”一文时,到革命历史博物馆去查看这些街头壁报,看到了“街头文艺”,“觉悟”,“开通”共有26期。他用完后,寄给我看,又发现有好几篇我写的文章,其中有发表于“觉悟”第三期的“会是谁开的”、“世界不向后走”,“觉悟”第四期上我写的“妇女们”、“口是心非”,“觉悟”第七期上的“象这样站岗行吗?”,“觉悟”第八期上的“中秋节”等。

   我深深地认识到,革命的文艺是战斗的武器,正如毛主席说的,革命的文艺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在抗日烽火中,很多地方都留下了我们的足迹,这不是哪一个人的功劳,而是集体的功绩。

   我在西北战地服务团工作近两年半时间里,在党组织和老师们的亲切关怀和培育下,我从一个幼稚无知的孩子,成长为一个小文艺战士。不仅懂得了抗战和革命的理论,也初步学会文艺这个战斗武器,初步认识到将来的奋斗目标是实现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人类最美好的共产主义。为我后来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和党的基层干部,打下了基础。每当回忆起我在抗日烽火中战斗的童年,我的心情总是久久不能平静。作为一名普通小文艺战士,谈不上有多少贡献,更没有动人的事迹,但是我为抗日战争、为革命文艺工作,尽了一份力量,做了一些工作,起到了一定作用,心里感到充实和幸福。

   三、 向革命圣地延安

   1942年是抗日最艰苦的一年,晋察冀边区党政军团各机关实行了“精兵简政”,西战团也进行缩编,少艺队除留下个别人外,都调走了,我和耿文星同志一起调到抗大二分校附中学习。1942年12月8日,我和耿文星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培育我们的领导和老师们、战友们,来到抗大二分校附中所在地河北灵寿县女庄村报到。校长是李志民,后改为江隆基。附中主要学习文化、政治和外语。当时生活非常艰苦,只能以黑豆、高粱、树叶、萝卜、红枣为主食。由于日本鬼子的疯狂“蚕食”和“扫荡”,不可能有一个安定的学习环境,于是又决定把我们抗大二分校附中调到延安去学习,当时这个决定非常保密。

   1943年2月11日下午,集合全校师生,包括二分校高上科、陆中和附中,在灵寿县团泊口西边山沟里,听抗大二分校孙毅校长讲话:“今天是反‘扫荡’动员大会,日寇对晋察冀边区的进攻和扫荡,将一次比一次疯狂和更加残酷,为了粉碎敌人新的进攻,保存一批干部和附中一千三百多名革命青年,决定组织反“扫荡”演习。为了行动便利,首先都要轻装,一个背包,一条米带,一个挎包,一个碗,三双鞋,其余一律精简。行军走路鞋最重要,新鞋都应穿几天,每双鞋上都缝上鞋带,还要结实些,跑起路来跟脚,不会打泡、掉队。另外要求大家注意,不要渴极过饮、饿极暴食。演习路上,有时吃不饱,甚至饿肚子,只要脚不出毛病,肚子不生病,就不会掉队。因为走路多,行军急,多夜间,爬高山,过冰河,每个人还要准备一根棍子,它黑天帮你探路,趟水过河用它探水的深浅,上山当拐杖,下山是扶手,遇到高坡陡壁时,伸出棍子,用手一拉就上去了。”最后他高声说:在战争环境中,你们念书是多么不容易呀,你们毕业后要担负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和建设新中国的大任。凡是历史上起过作用的人物,无不经过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和饿其体肤的过程……”孙校长的谆谆教诲和经验之谈,象慈母送儿一样,它深情嘱咐,我们铭记在心,是鼓舞我们战胜一切困难的精神力量。

   按照布置,抓紧做好行军准备工作,并进行编队。高上科四个队和附中全体同学合编成三个营,分南、北、中三路西行。二分校给附中同学配备了最强的干部和老师。我们八队在中路,为第二营,营长汪峰,副营长陈问彪,教导员张驾伍,我们八队长冀云,指导员潘特。女同学单独分两个班。排长是魏风。没过两天,我们就从灵寿县女庄村出发行军了。冀队长在连级干部中最年轻,可是他带兵很有经验,他带队走在最前面,能压住队伍,稳步前进,潘指导员走在最后,还有董兆琪同学担任联络员,跑前跑后传达命令。为了不被敌人发现,我们都是白天休息,夜里行军,绕开敌人的据点和封锁线,爬山涉水,每天要走百余里。行军非常艰难,可我们没有一人掉队。这一次反“扫荡”大演习一直往西走,到底要到哪里去呢?问谁谁都不知道:因为我们到达的目的地是绝密的。有一天冀队长向大家公布我们是到延安去,大家高兴极了,顿觉浑身是劲。一点也不觉的累了。延安是革命圣地,是红色首都,是每个人早已向往的地方。就要见到毛主席朱总司令了,大家沉浸在幸福中。

   在一天傍晚,冀队长告诉我们今天晚上要通过敌人的封锁线,越过日本鬼子占领的同蒲路。动员大家齐心协力,互相帮助,绝不让一个人掉队。高上科的老红军被分到各班做指导,把女生分散到男生班里去并落实到。我被分到四班,班长叫刘振权,高高的个子,对人热情,实在,他对我说:“咱们今天晚上的任务就是急行军,强行军,快速通过敌人的封锁线,跨过同蒲路。咱们一定要服从命令听指挥,跟上队伍,绝对不能掉队,否则就没命了。咱们到延安去一个人也不能少。你的东西我帮你背,你跑不动了,咱们拉着拽着也要一起跨过去!你有什么困难吗?有信心吗?”我坚定地对他说:“你放心吧!我没有困难,有信心。我绝不离开你们一步,累死也要坚持到底!”他很高兴并鼓励我:“对!绝对没问题,有什么情况一定要告诉我,不要客气,互相帮助是应该的,这是我的责任和义务。”天刚黑,我们就出发了。当进入敌人的封锁区后,开始急行军,强行军,越跑越快,实在是喘不过气来,我怕掉了队遇到危险,心想每个人都累,我不能给别人增加负担,宁可把背包扔掉也不能掉队。决心一下,悄悄地把背包扔在路边,紧紧跟队伍向前跑。没过几分钟,从后向前传口令并传回来背包,“这是谁的背包?为什么扔了?”刘振权班长一看知道了是我的背包,立刻将背包背在他自己的肩上。并说;“你怎么不说一声就扔了!”我说:“实在是喘不上气来了!”他看我实在累得喘不过气来,又把我脖子上的米袋子也抢过去背上,我只剩下一个书包,心想:我怎么这样没出息?不!我一定要争口气,要经得起艰苦的考验。我说了不掉队,就要保证不掉队,鼓起勇气继续向前跑步走。我们过同蒲路的地点是靠近宁武县城北边。快到同蒲路时,突然一辆敌人的侦察装甲车隆隆开过来,只听一声令下:卧倒!我们立刻趴在地上。护送我们的战斗部队早就掌握了敌情,待侦察车一开过去就插空快速越过了同蒲路。过完同蒲路后就要过汾河。汾河上游水不大,但结有薄冰,我们趟水过河冷得发抖。过了汾河爬山过程中,一不小心我拄的棍子掉到山下去了,怎么办?没了棍子等于少了条腿。刘振权说:“棍子掉了不要紧,我想办法,到前边小村爬到树上弄一根棍子来!”说完就跑到队伍前边去了。我左等右等他老没回来,心里非常紧张,我没棍子不要紧,如果他跟不上队被丢了可就成大问题了。过了一会他拎着一根刚从树上弄下来的粗树枝回来了,虽不太直但还好用。我从内心感谢他。我们能够顺利通过敌人的封锁线靠的就是互相帮助,同心协力。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在困难和危机时深切的战友情。

   我们继续西行,接下来渡过波浪滚滚的黄河。渡黄河时也是很紧张的,因为人多目标大,怕遭敌人飞机轰炸。要求以最快的速度渡过黄河。我们是乘坐大木船渡河的。当船渡到河中心时,水流湍急,船夫们齐声喊着号子,用力地划着。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渡过这样大这样深这样急流的河,心情有点紧张,大家也静静地不说话。过了黄河就看到了山顶上的叚县城。有陕甘宁边区的武装部队迎接我们。他们高兴而亲切地对我们说:“辛苦了,你们到家了!”我们心里感到无比的温暖。

   1943年4月30日,我们抗大二分校附中1300多名师生经过长途跋涉,历时三个月,行程3000多里,通过敌人层层封锁线,渡过艰难险阻,带着说不尽的喜悦,终于到达了革命圣地——延安。当时我17岁。我们八队住在延安城外的桥儿沟。桥儿沟即鲁迅艺术学院的驻地。我们望着巍巍的宝塔山,看着清清的延河水,看着整齐的一排排窑洞,真是壮观,我们从心里热爱延安。我们对延安的崇敬和热爱难以用语言来表达。“啊,延安!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

   5月3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贺龙司令员在延安大砭沟八路军大礼堂,亲自主持欢迎会。大礼堂四周贴满了大标语,最引人注目的是毛主席亲笔题写的八个大字:“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贺司令员说:“欢迎同学们到革命圣地延安来,希望好好珍惜这难得的学习机会。”还告诫大家:“温室里长大的花木,是经不住风吹雨打的,不进火热的炼钢炉,就炼不出顶好的纯钢来。干革命就要不怕死,你们要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反动派要打来的时候,你们的身上说不定还要打几个眼眼。你们要严格要求自己,艰苦的进行训练,要在火一般的熔炉里认真锤炼,学会学好武装斗争的本领……。抗大的同学是延安的保卫者,要有不怕牺牲的精神,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

   5月4日又在八路军大礼堂召开欢迎抗大附中的大会。会议由抗大总校何长工副校长和江隆基校长主持。没多久,朱德总司令来了:会场上立刻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后面的同学都站了起来,都想看看总司令是什么样子。总司令穿一身灰色的军衣,腰里扎着皮带,打着绑腿,脚上是黑布鞋,走起路来显得英武健壮。他笑容满面向台上走去,频频想我们挥手。总司令站在台前像个老妈妈,用抚爱的目光把我们亲切地看了又看,才开始了他的讲话。他说:“今天我代表党中央、毛主席来看望你们,毛主席因为工作忙没有来,毛主席让我问大家好。”大家都站了起来,长时间鼓掌欢呼。总司令讲话声音不大,但一字一句却是那样亲切。他讲了当前的国际形势和抗日战争的任务后说:“你们冲破了敌人的层层封锁线,不远千里来到延安,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热烈地欢迎你们,你们都是先进的革命青年,你们从前方和敌占区回到后方,按说应该给你们安排个最好的学习环境,可是……”讲到这里,总司令的声调放得更慢了,看样子很激动。他深沉地说:“可是,我们现在的条件还很难呀!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正在发起第三次反共高潮。他们不去前线打日本,却调动了几十万大军,正在包围陕甘宁边区,企图困死我们,饿死我们。为了坚持抗日,战胜困难,党中央、毛主席号召我们边区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三五九旅在南泥湾一手拿枪一手拿镐,一面练兵习武,一面生产劳动,他们生产的粮食自给有余。你们要好好向南泥湾学习。党中央为了培养青年,要你们到陇东的深山里去建设抗日军政大学第七分校。为了你们很好进行学习锻炼,每人发给你们一把镢头,一支枪,一支笔。党中央要求你们拿起镐头开荒地,打窑洞,自己动手,建设校舍;拿起枪杆子保卫边区,学好带兵打仗的本领;拿起笔杆子学习马列主义和文化知识。为民族解放,为建设新中国贡献自己的力量。你们都很年轻,你们最有前途……”

   朱总司令的话使我们受到深刻教育,认清了国际国内的形势,明确了任务。是党中央给我们指明了前进的道路,我们决心沿着这条道路奋勇前进,在火热的革命熔炉中去锤炼自己。几天后,我们抗大七分校的师生,换上了灰色新军装,满怀深情地告别了延安,唱着嘹亮地抗大校歌向陇东深山老林里挺进。

   四、 抗大七分校革命熔炉中锤炼

   抗日军政大学第七分校,由原在晋西北地抗大七分校迁到甘肃陇东合水县驻大风川,编为第一大队。我们抗大二分校附中编为第二大队,进驻华池县豹子川。由抗大太行陆中和太岳陆中调来编为第三大队,进驻平定川。另外有两个女生队直属校部,驻合水县柳沟,校部先在合水后迁驻东华池。校长彭绍辉,副校长喻楚杰,政治部主任杨尚昆,全校教职工,学生共4000余人,其中女生300多人。我是女生二队的学员。陇东地处西北黄土高原,在大深山老林里,生长着茂密的森林和遍地的各色野果,野草丛生,特别是蝎子草一碰上就蛰人。森林里随时都可以见到不怕人的狼,驱散它都一动一动。野猪的胆子也不小。还有遍山跑着呱呱叫的野鸡。这是一片尚未开垦的土地。

   全校同学首先要完成的任务是挖窑洞,男同学挖窑洞非常艰苦,有不少同学被砸伤,坚持战斗不下火线。一排排整齐的窑洞都是自己动手挖出来的。我们女生二队住在距合水县城不远的柳沟,这里有几孔旧窑洞,是不是刘志丹的部队住过说不准。我没有挖窑洞,把旧窑洞进行修整加固后我们住了下来,女生一队住在马路的另一边。我们的队长是顾玉玲,指导员是田景田,都是原抗大二分校的女干部。我在班里任副班长。

   考虑到女生队在路旁的安全,首先让我们自己动手建起了围墙,大门和岗亭,后来又盖了一个厕所。有一天晚上轮到我和另一个同学站岗,我们轮换着从三面观察孔中,瞭望情况,我忽然听见从北边传来哼哼声,“你快听快看看是什么东西?”两人密切注视着究竟是什么?当哼哼声靠近我们岗亭时才看清了,原来是一头大野猪,咀比一般猪长,个头也很大。我们担心野猪撞进来有危险,一直看它走远了我们才松了口气。

   因为我们抗大七分校1943年5月上旬才从延安进驻陇东,联防司令部非常关心我们这些十七、十八岁的青年们,发给我们当年吃的粮食,还发给边区自制的灰色粗布和羊毛毡。校领导决定全校几千套棉衣都由女生队负责缝制。我们迅速投入缝制棉衣的大会战。要求我们不但要缝得好,而且要快。开始我们不熟悉,缝得慢,尤其是我从小念书,13岁就离开了家,根本没有缝过棉衣,比我大的同学由于家庭贫苦,很小就学会了做衣服。我细心地学着。

   当年要吃的粮食——糜子米靠我们自己到几十里路的地方去背,没有口袋就用裤腿搭在肩上,排着队很整齐好看。空手去的路上,大家有说有笑,歌声不断,满载粮食回来时满头大汗,气喘吁吁,鸦雀无声。做饭烧的木柴也是靠我们自己到深山原始森林中去砍枯死的老树,锯成一段段扛回来,比背粮还艰难。因为深山老林里常有各种野兽出没,我们都是集体出动。

   我在女生二队时间只有三个月,我们自力更生建设校园,在同学的帮助下,我不但学会了背粮、背柴、手工捻毛线、织毛袜、缝制棉衣,而且学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好思想,学到了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约在1943年8月我接到校政治部下令调我到抗大七分校文艺队去工作。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队长、指导员谈话,肯定成绩,鼓励我到工作岗位继续努力。欢送我的那一天食堂的大师傅专门给我做了野鸡肉吃。在同学们一片欢送的掌声中,我背上被包,挎上书包,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女生二队,到合水县抗大七分校文工队去报到。从此我又回到了文艺宣传工作战线上。

   抗大七分校文工队并非全脱产专门搞文艺工作,而是和同学们一样,在整风和大生产运动中承担同样的生产任务,就是减少了学文习武的时间。队长陈播,指导员是解杰。队员中不少都是八队的同学,绝大部分都是晋察冀各文艺团体调出来的。到文工队战斗集体,很快熟悉起来,工作起来。由于国民党反对派队陕甘宁边区的长期经济封锁,生活非常艰苦,日常用品非常紧张,我们没有纸张就用桦树皮当纸张,还可做草帽,刷牙不仅没有牙膏连牙粉也没有,就用咸盐刷牙,每个班发一个脸盆作为三用:即洗脸、盛菜、洗脚。轮到谁值日,负责用炉柴灰将盆擦洗干净。

   文工队也有大生产的任务,每个人的具体任务分工有所不同。男同学主要是挖窑洞,开荒地种粮种菜,上山烧木炭,也养猪羊等。女同学主要任务是用纺车纺线,用脚踏板纺毛线机纺毛线,原来我根本不会纺线,经过学习都学会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纺车。我们文工队的女同志在窑洞里把纺车排成行,当我们纺线熟练以后可以边纺线边唱歌。全校各队同学开展了生产大竞赛。开荒地累,纺线也很累。纺车要不停地摇转,细纱要不停地出,并缠绕在线轴上。开始我们一天只能纺4-5两,还累得腰酸胳膊痛,后来速度提高到7-8两。被评为全校劳动模范的李振敏同学竟然一天纺出了一斤精纱。我积极向劳动英雄学习,克服困难,忘记了疲劳,拼命追赶,我虽然没能赶上劳动英雄,但我也达到了一天纺精纱9两的水平,获得了纺纱突击手称号。在一片称赞声中,心里美滋滋的。当我们把纺出的毛线染成色,再用手工织成毛衣毛袜分给男同志穿上时,大家高兴极了。

   我们文工队除了完成生产任务,还要抓时间完成文艺宣传工作任务。我们常常分组下连队了解情况,搜集资料,根据学校的生产、教学、训练、政治任务的要求,为全校师生演出和创作了许多节目,深受大家欢迎。我参加过秧歌剧《上天堂》(饰演边区的老太太)、《牛永贵负伤》(饰演永贵之妻)、话剧《把眼光放远一点》(饰演老二妻)。也担任过秧歌剧《识字好》的导演。参加过以郝玉生为主集体创作的话剧《两种作风》等。

   1945年8月10日日本向盟国宣布无条件投降,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终于胜利了。我们听到这个消息后一片欢呼声。我在8月11日的日记上有这样的记载:

   一阵热烈的狂笑

   一阵兴奋过度的眼泪

   一阵撕破嗓子的喊叫

   一阵动天的掌声

   不错,人民总会战胜敌人,正义总会战胜反动。中国人民从抗战那天起就盼望着胜利,经过八年的苦战,流血牺牲,才取得了今天的胜利。记住这个胜利的日子,是共产党及中国人民用八年的苦战所创下的,是伟大盟邦——苏联帮助创下的,这个胜利的日子在世界历史上也将是光辉的一页。

   八年抗战胜利了,从1939年9月参加革命到1945年9月,经过党对我的长期培养教育,经过抗日烽火对我的考验,又经过抗大革命熔炉对我的锤炼,我再次迫切要求入党,经徐琪、张友二人介绍。我于1945年11月1日被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眼看又投入了争取全国解放的伟大斗争。

   回顾自己的经历,自参加革命60多年来,我受到党的最好的培养和教育,虽然也为党的事业做了一些工作,但我深深感到自己的贡献与党对我的培育相比差距太大。现在党对离休干部又这样无微不至的关怀,心里常常特别不安。在新时期,我只有更好的学习并实践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领导下,牢记“两个务必”,与时俱进,跟上时代的发展,向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的干部学习,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才能报答党对我的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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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2005-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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