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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辱负重 一心为公——忆长庚同志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陈寒

   一九四四年春,我受组织派遣到日伪区吉化镇去开展工作,联系人是我的一位老同学、地下党员秦松涛。秦松涛的父亲是当地有名望的绅士,日本和汪伪政府的人都想利用他、拉拢他,于是通过秦老先生的关系介绍我到吉化镇公所去谋一份差事,化名成钊明,秦松涛嘱咐我:“先要站稳脚跟,以后会有人和你联系的”。当我到镇公所后,伪镇长纪阿炳端详了我好一阵,由于秦老先生已和他打过招呼,才打发我去纪阿炳的米行做事。这个米行实际上是一个由纪家控制的、不挂牌的粮店,为驻地日寇、汪伪军、保安队提供粮食。米行的进粮、出粮交易都是在纪阿炳家里办,在吉化镇后街的米行实际上是个粮库。米行由老板娘经管,库房钥匙也都由老板娘掌管。我被带到米行见到老板娘,她用冷峻的目光注视着我,看我是个年青人,还没有完全摆脱学生气质,然后就慢悠悠地说:“看来你扛大麻袋(指米贷)是不行了,你就去记进库和出库的粮食账吧。”要我把不同品种的粮食分开码垛,标好码存放,并且以教训的口吻说:“不懂,向长庚去学。”我除去记账外还要管账房、客堂的打扫,她还叮嘱我账房间不许闲人进来。米行进粮和出粮是凭进库单和出库单,但在进粮时要根据老板娘的示意,扣出一部分粮食叫做“压单粮”,不单独堆放,但要注上标码,这部分粮不让我登账,别人也不得过问,很是神秘。后来我从秦松涛处知道,这部分粮是纪阿炳额外收入,极其秘密地同新四军游击队用银元支付做交易的,米行进粮出粮时老板娘必定在场监视,平时她只是来米行看看问问,没事就回家去了。

   米行人都知道我是秦老先生介绍来的,秦老先生的儿子又是我的同学,所以对我都比较照顾。我把老板娘交待给我的差使向秦松涛做了汇报,他听后很高兴说:“这正合我们的要求”,并布置我两项任务:一是要及时报告米行进、出粮情况,二是当好传递信息与情报的渠道,要我尽快了解并团结好周围的人,要不卑不亢,“巴结”好老板娘,一定要站稳脚跟。此后我常常以向老同学借书的理由去和他联系,不特别引起别人的注意。

   为了站稳脚跟我做事很卖力,一般我都起得很早,主动把账房间、客堂都彻底打扫一遍,把原先很污渍的桌椅、柜子都擦洗得干干净净,灰尘不沾,木地板也墩得露出了木纹,花了很大力气把乌灰的玻璃窗擦得锃亮,老板娘看了非常满意,夸奖我,逐步取得了老板娘的信任。

   有一天晚上我找到长庚说老板娘要我向他学习,长庚却很谦虚说:“互相学习嘛,我只不过早来一些时间,知道比你多一些,你干干就明白了。”他接着说:“干力气活不难,只要肯出力,不偷懒就能把事情干好,动脑筋的活可难哪,你不动脑,对事情看不透、看不明白就干不好,如标码吧,并不难,但要做好就不那么容易了,要符合老板娘的意图去标。”他还很深刻地对我说:“简单背后是复杂,看透简单的一面,复杂一面也就露出来了,简单的事情聚在一起就成复杂,你做的事看起来简单,实际上包含着复杂的一面,你以后会明白简单的事往往会起复杂的作用,在米行做事要多看、多想、少说、甚至不说。”长庚的一番话,我一直反复琢磨,当时我还不很明白,我只感到长庚叔很有学问,好像不是一般人,但是我很纳闷像他这样的人怎会来当米行扛麻袋的伙计呢?

   有一天黎明,我正在打扫院子,忽然听到背后有人轻轻地叫了一声“阿洪”,我一愣,因为阿洪是我的暗号,回头一看,这不是长庚叔在叫我嘛!我心里又紧张又激动,急忙转过身去紧紧握住他粗壮有力的手,亲切地叫了一声长庚叔,我恍然大悟,原来秦松涛说的会有人和我联系,这个人原来就是长庚叔,而且明白了秦松涛交待给我的第二个任务,就是要我在他们不便接触时传递情报。

   每当米行进粮时都由米行一位吴先生负责过磅,检查粮食质量,填好进库单,我在一旁帮助,老板娘在一旁监督,事情办完后,我跟随老板娘进入帐房间听他的指示,另外填一张进库单,它与实际进库单有差距,这个差距就是“压单粮”,长庚在暗地里标上码,其他伙计都不知道,我也装着不知道,不问不闻,老板娘很高兴。我才明白了长庚叔说的话:“在米行做事,要多看、多想、多做、少说、甚至不说”,“把简单看透了,复杂也露出来了”的含义。每次进粮、出粮后我就把情况当然也包括“压单粮”的情况以及把长庚叔了解的粮食流动的动向都及时报告秦松涛,后来秦松涛告诉我,我们报告的粮食动向可以对日寇和伪军的动向进行分析,十分有价值,这才又使我懂得长庚叔说的:“简单”的事情往往会起到“复杂”的作用。

   阿顺是纪阿炳的远方亲亲,他也在米行做事,他与纪阿炳联系较多,惟独他可以到纪阿炳家去送粮送菜。有一次他向长庚透露了日本人有一批粮食要转运青浦,长庚立即把这个消息报告给秦松涛。这批粮食后来在运输过程中被游击队拦截,日寇非常恼火,下令清查,但这批粮是日军转运的,而不是从米行运出去时被拦截,只好不了了之。

   我在米行做事单调、寂寞,但又不愿上街,因为常常听到有人在背后骂我们是汉奸走狗,听了很不好受,常流露出一些烦躁情绪,后来被长庚叔觉察到了,有一天下午长庚叔要与我聊天,他开门见山地对我说:“荆明,干我们这行工作(指地下工作)不仅要适应环境,站稳脚跟,还要有一种“忍”的精神,没有忍劲不行,要能忍受寂寞、孤独、要忍受与亲人分离,要忍受艰难困苦,要忍受委屈,还要有思想准备忍受敌人的残暴酷刑”。他停顿了一下又低声对我说:“荆明,为了完成组织上交给我们的任务,小的委屈、大的委屈都要忍受,要忍辱负重啊,这是我们必须具备的政治品质”。我听完他这一席语重心长的话,像重锤敲打我的心灵,我深感惭愧,同时我更敬佩长庚叔,他在米行当苦工,忍辱负重,体现一个共产党员的对党的无限忠诚。

   吉化有一座阴森的监狱,由日本宪兵掌管,汪伪保安队协助担任警卫,监狱里押着一批所谓政治犯,其中有共产党员、抗日民主人士,监狱的粮食也由纪阿柄米行供给,定期由米行推车送去,由四、五个狱警凭日本宪兵队签发的通行证护送到监狱,这个差使老板娘指定由长庚专办,从来不出差错。长庚善于交际,与保安队、狱警关系搞的很熟,不少狱警还是长庚的老乡,尤其是警长与长庚关系显得很密切,见面时称兄道弟的,因此长庚送粮特别顺当,这些保安和狱警经常托长庚代买烟酒,趁送粮之际带进狱中。长庚给他们买烟酒有意识往里贴钱,所以长庚进出监狱很容易,对他的检查也是马马虎虎搞个形式。这样长庚可以利用送粮的机会给监狱内的党组织传送信息、情报、书籍、传单、药品,也可从狱内向狱外党组织捎信息。长庚就是这样不露声色地完成党交给他的神圣使命。有一天,一个狱警匆匆向米行走来,见到长庚悄悄地在他耳边说了一些话就离开了,长庚脸色变得凝重起来,他压低嗓音对我说:“你去告诉老秦,忠保昨天半夜被日寇抓去了,”我迅速赶到秦松涛家转告这个消息,秦松涛深情的说:“忠保是个老党员,我坚信他一定会忠诚于党,日寇甭想从他身上打开切口,但要告诉长庚同志,为了安全起见让他赶紧转移”。长庚叔却若无其事,和往常一样说说笑笑,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似的。他不假思索地说:“我想过,我绝不转移,如果我转移了就等于自我暴露,日寇一定会顺藤摸瓜,向与我关系密切的人下毒手,我与忠保多年相处,我坚信他决不会出卖组织,日寇若抓了我,也只能作为怀疑对象抓我,即使对我下手,他们也甭想从我身上得到什么,你去报告老秦,我不能转移”。长庚同志为了党的事业,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的精神震撼着我的心灵。

   第二天早上起床后,长庚和我一起扫院子时用低沉的声调对我说:“做我们这样工作的人尤其要沉着,对我们来说不仅仅是思想修养问题,而且是必须具备的政治品质的表现。沉着,才能对周围事物作冷静地观察和思考,迅速做出判断并果断抉择”。

   日寇为了威逼忠保交待狱内共产党情况,残暴地对他施以酷刑,忠保多次昏厥过去,可是忠保一口咬定“不知道”,终于因体力不支,壮烈牺牲。消息传来,大家都十分悲痛。长庚坦然地说:“忠保是个赤胆忠心的好党员,我思想上也早有准备,请组织放心”。忠保牺牲后,日寇果然立即向长庚下毒手了,在一个漆黑的夜晚,突然听见“嘭、彭、嘭”的敲门声,心里想一定是鬼子来抓人了,但是长庚仍很沉着,放大嗓门说:“去开门!”冲进来三个日本宪兵和七、八个保安队员,把屋里东西翻了个底朝天,并把长庚叔带走了。当大家收拾长庚叔东西时,才发现他只有三件褂子,两条长裤等破旧东西,没有任何其他财物和积蓄。老板娘得知长庚被抓走了,紧张地跑过来,一进门就问长庚说什么了?并单独问我,日本人抓长庚时提起“压单粮”吗?原来她所以这么紧张,就是怕泄露“压单粮”的事。事后,秦松涛激动地告诉我长庚同志曾当过矿工,当过游击队指导员,当过根据地区委副书记,他服从组织决定,改名换姓为严长庚,调到吉化配合忠保同志做金水桥监狱的情报工作。他忍辱负重,冒着生命危险在米行默默无闻地工作,他和忠保同志都是革命英雄。日寇秘密审讯长庚,软硬兼施,威胁利诱,逼迫长庚交待问题,但长庚叔在严刑拷打面前毫不动摇,但日寇还想从他身上打开缺口,不想马上整死他,暂时又把他关押起来。因为纪阿炳十分害怕日寇向长庚盘问“压单粮”的事,党就利用纪阿炳的弱点要他出面营救长庚,后来纪阿炳通过保安队长设法将长庚保释出狱,并立即把长庚送回皖北抗日民主根据地老家养伤,但因伤势过重,两年后不幸病故。

   在长庚叔出狱后三天,经组织安排,我辞去米行工作,赴皖江抗日民主根据地参加了新四军。在我的革命生涯中,在长庚同志谆谆教导下从事地下工作的经历,我将铭记终生。

(http://news.tsinghua.edu.cn)
[更新:2005-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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