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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者的速记人生

——记延安速记员周昆玉

学生记者 张元智

   二十多岁的她曾经在现场记录下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共产党领导人在延安的各种重要讲话;她曾在延安和中国共产党高级领导人朝夕相处;她兴奋地捧着一本厚厚的毛选第三卷,而其中不少内容都是出自她对毛泽东讲话的记录甚至润色修改。她就是周昆玉,曾经在延安担任速记员,后来到清华大学工作的一位老干部。

   一、少女求学路

   周昆玉1920年生于河南信阳一个书香门第,良好的家庭氛围让她在书卷墨香之中开始了自己人生的写照。1934年周昆玉进入当时河南省内的名校洛阳中学就读,从此开始与革命结缘。“当时我们在学校就经常传看苏联的进步小说,像《钢铁是怎样练成的》、《静静的顿河》这些书都在我们同学间广为流传,很受欢迎。一本书就能在几十个人之间广为传看。”提及年少时刚刚与革命进步思想接触的情形,年过80的周昆玉老人的眼神中依然闪烁着70年前阅读那些小说时的兴奋。

   1936年初中毕业后,在哥哥的帮助下(当时她哥哥已是中共秘密党员了)周昆玉几经周折来到北平,在北平私立大中中学继续自己的学业。进入高中的周昆玉相对于初中,更是增添了几分革命热情,一入学就经人介绍加入了民先队(民族解放先锋队),开始正式活跃于学生活动中。1937年夏天,已经读了半年高中的周昆玉决定报考北平最好的女子中学―北平女二中。然而走向考场的当天,原来拥挤热闹的街道两旁已经不见了熙熙攘攘的人群,取而代之的则是卢沟桥事变后侵华日军堆积在路边的军用麻袋和机枪。“当时走在街上看到日本人,我心里恨的直咬牙,恨不能立刻就把他们全部赶跑。”由于日军的入侵,已经不可能再参加考试的周昆玉迫于形势,不得已从北平回河南老家。于是在1937年夏天,周昆玉登上日本占领平汉铁路(北平到汉口)前最后一班车,回到了老家河南信阳。

   二、踏上革命征程

   1938年,已经在家中呆了近一年的周昆玉终于有点坐不住了,每天她接触到的信息都是日军一步步的扩大侵略地域以及国民政府军队一次次失败的消息。“要干革命,打鬼子”,周昆玉和家里人商量过后,很快便决定和好友一起向当时中国的希望所在—延安进发。“那时候延安可真的是我们心目中的圣地,革命的中心。我们一想到延安那座宝塔就心情激动不已,这是任何其他地方都替代不了的,也是你们想象不到的。”于是,和当时全国成千上万的青年一样,周昆玉踏上了前往延安的漫漫征程,而她的第一站则正是延安的前哨:西安。“我和好友俩人坐车来到西安,怀里揣着哥哥给的介绍信。可是在西安街头既不敢把信拿出来,更不敢找当地人去问路,只能跟作贼似的摸了一天才找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进了办事处后周昆玉很快便通过了组织的考察考试,而后作为当时成百上千投奔延安的青年所组成的3区队45分队的一员,被分配进入陕北公学分校学习。经过3个月的军事化学习生活,1938年12月周昆玉顺利毕业,而后又再次被分配在安吴堡的速训班,学习注定与她相伴一生的事业:速记。

   三、速记革命人生

   和很多人一样,周昆玉从前没有接触过这种先用简单符号把讲话人所讲述的内容记录下来,而后再翻译成汉字的记录方式。因此,开始的学习无疑是异常艰苦甚至枯燥无聊的。每天周昆玉和十多个同学所面对的就只是500多个换来换去的线条。语音、汉字、韵符、符号……这些构成了周昆玉当时生活的全部。“我从来没有考虑过跟领导申请变换岗位。支撑我的信念只有一个,就是革命到底。别的我从来没有考虑过,也从来不会去考虑。”85岁的老人坐在沙发上,在胸前挥了挥那皮肤已经起皱的拳头,字正腔圆的说道。

   经过3个月的学习,已经能够一分钟速记下200字的周昆玉等一批人从速训班毕业,这次他们要被分配到延安,开始实现自己的革命理想。“我们一部分人被分配到延安,可是大家要步行前往,一般每天要走八、九十里路,就这样我们几个人相互扶持着走了八天。到了第九天,要翻一座大山,那天一共走了90多里路。一翻过山就是一片空旷平地,有人告诉我们说这就是延安,一听到这话我们都兴奋极了。那种心情真是无法能用语言表达的。”

   到了延安后,周昆玉被分配到中央秘书处速记室,专门做速记工作。党中央大规模运用速记是在1939年。而当时的速记工作也主要运用于三个方面:记录中央领导的大型报告;记录小型会议;记录“山头”会议(毛泽东对各根据地主要负责人会议的昵称)。“我第一次参加速记工作是记录毛主席的《论平江惨案的讲演》,当时心里最大的感觉就是紧张,生怕自己工作不小心会耽误革命的工作。整场报告记录下来我都是如履薄冰,最后记录的还算顺利。”在延安几年时间,周昆玉参与了不知多少场重要讲话的记录。她甚至很自豪的告诉记者说,现在毛选第三卷中的很多讲话都与速记员当时努力工作分不开。“我们速记员记录各位领导的讲话,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大家逐渐摸出一些窍门。周恩来、博古的讲话最好记,他们讲出来得话都是文章,口音也比较轻。刘少奇、谢觉哉、张鼎承讲话就比较难记,他们的口音太重了,有时候就得等会议结束后我们再硬着头皮去找他们询问没有记录上的内容。而最不好记的就是彭真,他的讲话好像拉家常似的太碎了。毛主席讲话经常引用典故,还特别喜欢自由发挥,他的湖南乡音比较重,尤其是讲到兴奋时或者生气的地方,语速更快,每分钟都在200字以上,甚至接近过300字。开始我们速记员都听不太懂,不好记,听熟了,记多了,反倒觉得毛主席说话很有节奏感。”回想起几十年前在领导同志们身边工作的经历,周昆玉脸上露出了兴奋的微笑。

   在延安的几年间,周昆玉参加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全国土地会议》、“七大”等会议的速记工作。为党、为革命贡献了自己的全部青春与热情。1958年,周昆玉调入清华大学,从事人事工作,直到1980年从清华大学纪委副书记岗位离休。

(http://news.tsinghua.edu.cn)
[更新:2005-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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