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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校长论坛:“牛校”校长开大会

南方周末 2004-9-30 石岩

   13所世界一流大学的校长和120所“争创世界一流”的中国大学校长聚集在第二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他们的议题是“21世纪大学的发展战略......

   18种校长

   “1520年以来,世界上共有85个机构存活至今,其中50家是大学。大学依靠梦想、依靠希望生存下去——这是大学的历史。”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李.C.柏林格在中国教育部主办的第二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说。

   8月4日到l0日,耶鲁、哥伦比亚、牛津、剑桥等13所世界一流大学的校长和 120所“争创世界一流”的中国大学校长聚集在一起,他们的议题是“21世纪世界大学的发展战略”。

   18位校长在大会上作了发言,其中有包括香港大学校长在内的5位中国校长,每位校长演讲从风格到关注的核心问题都各不相同。

   众说纷纭。然而有些关键词却频繁出现。尽管议题已经提升到“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规划”,“何谓世界一流大学”依然是被广泛阐释的概念。除此之外,全球化语境下的生源争夺也成为讨论的重点。

   看得见的指标

   在开始正式演讲之前,剑桥大学校长艾莉森·F.理查德首先从电脑里调出了一份上海交大不久前公布的世界大学排行榜,并表示对这张榜单的不同意见,尽管在这份由欧盟资助进行的排行榜中,剑桥力压老对手牛津排名欧洲第一、世界第五。“这个评价体系太过狭窄——以拿获得诺贝尔奖的多少作为衡量标准。用这个标准对比不同类型的学校,就好比拿桔子和苹果相比。”他说。

   斯坦福教育经济学教授马丁.卡诺伊对排行榜的评价则颇具美国式的幽默:“说实在的,我也不知道哈佛或者斯坦福究竟好到什么程度,但我知道哈佛和斯坦福收的是最好的学生。大学排名是没有太大意义的,因为其中很多人为操控的因素,大学会为了提高自己的排名做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斯坦福教育学科全美排第一,哈佛排第三。但是哈佛还是从我们那吸引走了很多优秀的学生,因为哈佛比我们多给学生5000美元的奖学金,这就是所谓的排名。所以,我常跟同事开玩笑,咱们干脆把‘第一’让给哈佛算了,只要他们把挖学生花的美元给咱们。当然,排名还是有价值的,一百年来公认的好大学就那么几所。但也有反例,布朗大学曾经是常青藤盟校里最差的大学,但现在它几乎成为最好的了,因为肯尼迪家族有人去那里上学。”

   另外一个经常被用来衡量大学水准的量化指标是论文数量。

   来自教育部副部长吴启迪的数据:目前清华大学的物理学排名已经闯进世界前十位,这与该校该学科在国际学术界发表论文的数量密切相关。但问题的另一面是,这些论文的引用次数并不高。

   看不见的精神

   此次论坛,诸多“牛校”的校长济济一堂,听其言观其行,大致可以拼凑出“大学精神”的蛛丝马迹。有些品质大概是每一所一流大学共有的,这些品质包括:学术独立、批判创新、服务社会。

   与大学几百年的知识传承史相比,学术研究是大学承担的一个相当晚近的角色。自从摆脱了单一的经院式的知识传承角色,学术独立一直是一流大学不肯松动的原则。

   英国政府从1970年代对国内大学进行评估,从1990年代开始按照评估结果决定对大学的拨款比例:排前头的拿钱多,排后头的拿钱少。按照这种方式,剑桥这样的学校能从政府处获得相当高比例的拨款,但剑桥的校长依然对这种分配方式提出批评:它抹杀了后进学校的努力。

   伦敦经济学院的院长戴维斯·霍华德对此的评价更为犀利:类似如上的继续倾斜势必形成一种循环:好的越来越好,差的越来越差。

   而这种循环对大学的知识创新是有害的:一流大学学者的论文更容易被其他一流大学的学者引用——类似于近亲繁殖的知识生产体系只会带来学术想象力的萎缩。

   谈及大学承担的社会责任,国内校长不约而同地举出校科技园区的产值为例,但综观整个会议,这个话题显然更加宽泛。美国大学素有把全球问题纳入自己学术版图的传统, 与美国同行这种“放眼世界”的责任胸怀相比,中国校长的责任感要具体、务实得多。

   生源大战

   针对包括耶鲁大学、剑桥大学等国际著名大学欲与中国“重要大学”的种种合作,教育部副部长吴启迪说: “我想它们之所以对中国的高等教育这么感兴趣,还是因为我们有优秀的生源,有全世界最聪明的学生。他希望和中国的优秀大学建立直接的联系。”

   伦敦经济学院院长霍华德·戴维斯的表达更直接:“我们60%的学生来自英国以外。由于政府对学费的严格控制,招收英国本土的本科生无利可图。”随即,戴维斯又申明了学校对国际学生政策的审慎态度:“如果一个学校过度依赖国际学生,这个学校就要受制于汇率、签证政策、生源地经济社会状况等自身无法控制的因素。比如一些过度依赖印尼学生的英国大学在1990年代的印尼暴乱之后遇到了很大的麻烦。”

   这话刚好戳到美国大学校长的痛处。“由于降低了为国际学生提供奖学金的比例,美国已经失去了对国际学生的吸引力。去年,澳大利亚的国际学生入学率提高了25%,英国提高了36%。而同期美国大学联合会的报告显示,美国的数字下降了47%。显然,美国的签证政策是有问题的。”哥大校长说。

   虽然尚无力争夺国际生源,中国大学的校长和教授也打着自己的算盘:经过十年的“非升即走,非升即转”的人事制度改革,清华大学空出几千个研究、教学、管理岗位。这些位子是留给研究生的,他们将获得与劳动量相匹配的报酬——这是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酝酿四年之久,尚未得到教育部批准的一项计划。

   “我们有个计算,学生用在校时间的1/2或1/3做助教,学校每年向他提供24000元钱。他的24000元劳动所得大致这样分配:10000元钱交学费4000元交住宿费,剩下的10000元钱过体面的校园生活,”顾秉林说,“以小时薪酬计算,学校给学生的报酬只能比他们在外面打工赚得多,不能少。否则学生就会跑到中关村打工或者抱怨导师剥削他。学校有能力为 100%的研究生提供工作机会,但实际上我们只打算为90%的学生提供职位,得不到位子的学生要想其他办法支付学费——这就形成了竞争。同时,学生交学费之后就会对老师有严格的要求,老师讲不好课他不会答应。”

   “一个学校不是想招多少研究生就招多少,而是取决于它有多少职位和多少科研经费。目前在中国,这样的事情只有包括清华在内的几个少数的大学能做。”顾秉林说。

(http://news.tsinghua.edu.cn)
[更新:2004-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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