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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中国社会结构新变化

——访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

中华工商时报 2002-6-13

□本报记者杨晓平

摘要: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结构逐渐显露断裂迹象:新的技术革命打造出的饭碗与传统产业的下岗工人越来越无缘,城乡差距迅速拉大,政府行为的市场化、企业化值得关注,各个层面缺乏有机联系的断裂社会呼唤政府管理归位。

  问:人们知道,在任何社会中,弱势群体或底层社会都是存在的。那么,这在目前中国社会,特别是在社会结构的含义上,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孙:我认为,中国目前的社会结构已呈现出种种断裂迹象。

  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法国访问的时候,我们曾向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图海纳(TOURAINE)提出一个问题:法国近些年来社会结构最重要的变化是什么?图海纳的回答是,从一种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变为一场马拉松。他的意思是说,过去的法国社会,是一种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在这样的一种结构之中,人们的地位是高低不同的,但同时又都是在同一个结构之中。而在今天,这样的一种结构正在消失,而变成一场马拉松。今天的法国,就像一场马拉松一样,每跑一段,都会有人掉队,即被甩到了社会结构之外。被甩出去的人,甚至已经不再是社会结构中的底层,而是处在了社会结构之外。他认为,现在法国还在继续跑下去的只有四五百万人,其余都是掉队的了。坚持跑下去的,就是那些被吸纳进国际经济秩序中去的就业者。

  图海纳所说的这种现象,实际上也正在今天的中国发生。

  马拉松:产生被甩出的群体

  问:您提到,在法国坚持跑下去即被吸进国际经济秩序中的仅有四五百万人,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是否也由于其社会结构的逐渐变化出现了掉队或者叫被甩出去的群体?

  孙:近些年来,我国失业下岗现象增加。但在前几年,由于持续的经济低迷,这样的事实被掩盖在经济低迷或国有企业的不景气的表面性理由之下。学者们一般是从三个角度来解释失业下岗问题的。一是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和普遍的亏损;二是连年的经济不景气,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三是产业结构的转换。总之,都是一些暂时性的原因。于是,就造成人们(包括政府在内)的一种幻觉:失业或下岗是由某些暂时的原因造成的,一旦这些暂时性的问题(如经济不景气或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得到解决,这些人就会获得重新就业的机会。事实是,由于新的技术革命的作用,一些传统的职业正在被淘汰。

  说他们被甩到社会结构之外,还有一层含义。在我国,由于过去的社会保障大都是与单位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因而下岗和失业并不仅仅意味着失去工作和工资收入,同时也意味着失去许多福利和社会保障。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进行的调查显示,职工下岗之后最担心的是“失去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83.4%)。其他的一些调查也表明,在下岗和失业人员中,其基本生活发生较大困难者,并不多见。其生活上遇到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缺乏基本的社会保障,特别是在发生较大疾病的情况下,将会造成严重的生活困难;二是在支付住房、子女教育等大宗费用上发生困难;三是在生活中遇到某些突发性事件的时候,会出现难以应对的局面。

  问:这当中也许还应当注意到的一个因素就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影响。

  孙:是的,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因素。我认为,入世会使得中国社会中发展水平最高的部分日益与国际市场或国际社会结为一体,在其变得“更为先进”的同时,与这个社会的其他部分越来越没有关系。整个社会会变成一个断裂的社会。

  在加入了世贸的情况下,“接轨”的“拉断效应”会更进一步地表现出来。这是我们现在就必须加以正视的。这种“拉断效应”至少可以通过两个方式表现出来。首先是“接轨”在社会的不同部分可能带来完全不同的结果。先看下面的两篇报道:其一,据《解放日报》1月20日报道:在19日举行的上海信息产业人才招聘会上,“参加招聘的民营、股份制和国有企业的比例也有较大幅度提升,占60%,超过了外资企业。提供的岗位月薪在3000元至8000元之间的,约50%,其中高级管理人员、质量工程师、电子工程师等职位的月薪较高,而硬件工程师、客户经理等则相对偏低,月薪最高开价1.65万元,最低月薪仅1000元。”另外的一则报道则是:1997年以来全国粮食价格连续大幅度下降,1996年1月三种粮食平均价格为每担86.4元,2001年1月为每担50.4元,减少了36元,农民种植三种粮食的平均每亩纯收入由1995年的367.4元降到2000年的161.6元,下降幅度高达56%。

  从两个形成鲜明对照的现象:一方面是农民的粮食减产,收入增长缓慢,而另一方面,则是一些行业的就业机会大大增加,复合型人才成了猎头公司猎取的重点对象:一是农业、信息、金融、财会、外贸、法律和现代管理等领域的专业人才;二是生物技术、环保技术、新材料等领域的高层次科技人才;三是熟悉世贸组织规则、适应国际竞争需要和能够参与解决国际争端的专门谈判人才;四是了解国际惯例、符合行业需要的外语人才;五是跨领域、跨行业、跨学科的复合型人才。在这种背景下,猎头公司奔走与人才市场,金融业、投资银行、保险公司、保险基金公司等方面的高层人才,年薪一般都在40万至50万元。

  城乡结构开始断裂

  问:我们都知道,在改革之前,中国社会就存在城乡的二元结构。现如今的二元结构是否更令人担心?

  孙:人们经常将改革前中国的城乡关系称之为二元结构。当时的二元结构主要是由一系列的制度安排造成的。以户籍制度为核心,当时的制度安排将城乡人口和城乡的经济与社会生活,人为地分割为两个互相隔离的部分,形成人为的制度壁垒。城乡之间人口不能自由流动,两部分居民两种不同的经济和社会待遇,农村的资源大量被抽取到城市,以支撑城市中工业化过程。那时的城乡二元结构,也许可以称之为“行政主导型的二元结构”。

  而到了耐用消费品时代,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变化同样发生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看看今天城里人的消费项目和收入的支出情况。假定一个城市家庭的每月收入是3000-4000元的话,花费在主副食品上的,可能只有几百元。其余的花费在住房、汽车或其他交通的费用、电器、医疗、子女的教育、旅游以及其他的服务等。城里人的支出,很难流入到农村去。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城市和农村之间一种新的形式的断裂,这种断裂主要不是由人为的制度造成的。而是市场造成的。但这同样是一种断裂,甚至是一种更为深刻的断裂。这种断裂造成的城乡二元结构,我们也许可以将其称之为“市场主导型的二元结构”。

  问:要管理好断裂社会中无法理解、互相矛盾的不同群体可能是件相当困难的事。

  孙:是的。社会的断裂,实际上增加了社会管理的难度。但我们在这方面的情况真的不容乐观。

  有人从香港进入深圳,然后说,进入内地首先一个最突出的感觉,是政府管理淡化了许多。这话可能说得极端了一点,但不是没有道理。他说的意思是,只要在内地走一圈,就会有一个感觉:许多应该由政府管的事情现在似乎没有人管。从市政管理到公共秩序到社会治安,都会给人这样的感觉。这是一个让人奇怪的现象。然而今天中国的政府规模,都远远超出了改革以前。

  问:那么,政府和政府的官员们都干什么去了?

  孙:这就涉及到一个值得我们注意和警惕的问题,就是政府行为的市场化和企业化。

  政府行为经济化和企业化的倾向,所带来的消极后果是非常明显的。

  政府从事赢利性的经营活动,将导致对其掌握的权力性资源或垄断性资源的滥用。利用权力资源的,我们可以称之为腐败,利用垄断性资源的,我们可以称之为行业不正之风。但无论是属于哪一种类型,都是对公共资源的一种滥用。而在公共资源被滥用的情况下,不仅会导致严重的社会不公平,而且会造成社会功能的紊乱。

  从这几年的实际情况来看,政府的“下海”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政府行政经费紧张的问题,但同时也严重地损害了政府的功能。政府是整个社会生活的调节器,政府功能的畸变,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这个调节器的丧失作用,于是便导致社会生活中的种种紊乱现象的发生。

  在一个功能配置正常的社会之中,绝大多数非赢利性的公共事业都是由政府来负责的。特别是科学、文化和教育事业就更是如此。 

(http://news.tsinghua.edu.cn)
[更新:2002-0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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