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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河作证——记两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张光斗

光明日报 2002年6月3日

本报记者 周文斌

  6月1日,张光斗成为光华工程科技奖首次成就奖唯一的获奖者,获奖金100万元。

  张光斗教授的名字,不用说在科技界,即使在普通群众中,也早已如雷贯耳。他作为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的首批院士、清华大学著名教授,在90年的人生旅途中,已与水打了近70年的交道,以至被同行专家们称之为“我国水利工程学界的泰斗”。

  悬挂在张教授家里客厅中的许多重要水利工程的照片,既是这个俭朴家庭的一种装饰,也是张教授心目中的“家珍”。这些照片可以作证,张教授是如何呕心沥血、焚膏继晷,为我国水利水电事业贡献着自己的心血和才智;祖国的每一条江河可以作证,张教授是如何跋山涉水、不畏艰险,为全国人民和子孙后代的幸福描绘着美好蓝图;清华大学的五千多学子也可以作证,张教授是如何殚精竭虑、兢兢业业,为国家建设培养着一批又一批的栋梁之才。几十年间,张光斗教授的足迹遍布我国的东西南北,从黄河上游的龙羊峡、拉西瓦,到长江中下游的葛洲坝、隔河岩、三峡,从雅砻江的二滩,到红水河的龙滩,从华北平原的密云水库,到荆楚大地的荆江分洪工程,无不闪耀着这位科学家的智慧之光,体现着一个祖国赤子的拳拳之心。

四个第一的创造者

  在我国水利水电事业发展史上,张光斗教授是值得浓墨重彩书写的一位科学家和工程师。他所创下的四个第一,已得到水利水电学界的公认。

  在抗日战争的战火中,从国外留学归来的张光斗一头扎进水力资源十分丰富的四川,先后负责设计了桃花溪、下清渊硐、仙女硐和鲸鱼口等水电站,为长寿和万县的军工生产提供了电力,有力地支援了抗战。这些电站虽然装机容量很小,但它们却是中国人完全靠自己的力量设计、施工而建成的第一批水电站。这也是张教授在我国水利水电事业中创下的第一个“第一”。

  1951年,在清华大学任教两年的张光斗接受了黄河人民胜利渠渠首闸的布置和结构设计任务,首次在作为悬河的黄河下游破堤取水成功,做了中国人几千年想干而不敢干的事情。这是张教授创造的第二个“第一”。

  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进行院系调整,清华大学创办水利工程系。张光斗出任系副主任兼水工结构教研组主任。他在国内首次创建了水工结构和水电工程学科,开设了水工结构专业课,编写了国内第一本《水工结构》中文教材,建立了国内最早的水工结构实验室,开创了水工结构模型实验。这是张教授创造的第三个“第一”。

  1958年,水利电力部和清华大学合办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张光斗出任院长兼总工程师。就在这时,北京市决定修建华北地区库容最大的密云水库,张教授是这一水库设计的总负责人。按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凡有关设计图纸必须一律经张光斗教授签字才能有效。根据建设单位“一年拦洪,两年完工”的要求,张教授在设计中大胆创新,采用了大面积深覆盖层中的混凝土防渗墙、高土坝薄粘性土斜墙、土坝坝下廊道导流等技术措施。这些技术都是当时的国内首创,为张教授的科技生涯创造了第四个“第一”。

爱国的科学家

  1934年,张光斗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系,1935年赴美国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读水利工程硕士学位,次年又到哈佛大学读工程力学硕士学位。1937年6月,他在先后获得两个硕士学位后,计划留在哈佛进一步攻读博士学位,并获取了攻读这一学位的奖学金。但此时国内抗日战争爆发,张光斗毅然回到了战火纷飞的祖国。他的导师在得知这个决定后,虽然十分惋惜,但对他的爱国之举仍然表示理解和敬重,并申明哈佛大学工学院的门永远对他敞开。

  1947年,解放战争胜利在即,美国联邦能源委员会来华工作的柯登总工程师准备回国。临行前,他一再劝张光斗举家迁移美国,并答应为他办理签证、代付路费和在美安排工作;若张光斗同意,还可与他共办工程顾问公司。但这一切都被张光斗婉辞了。他说:“我是中国人,是中国人民养育和培养了我,我有责任为祖国和人民效力。”

  1948年,时任全国水力发电工程总处副总工程师兼设计组总工程师的张光斗,接到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电业处的通知,要求把技术档案和资料图纸装箱运往台湾。张光斗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和帮助下,将一些无用的资料废纸装箱送到了资源委员会,而将一些珍贵的资料和图纸悄悄保存了下来。这些资料和图纸在后来的共和国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敬业的“倔老头”

  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张光斗教授曾先后为官厅、三门峡、荆江分洪、新安江、丹江口、葛洲坝、二滩、小浪底、三峡等数十座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提供技术咨询,对工程枢纽布置、结构设计、工程质量提出了许多重大建议。他以科学家的严谨作风和科学态度,不畏压力,不怕权威,直言不讳,成了水利工程学界一位有名的、可亲可敬的“倔老头”。

  1950年夏季,张光斗陪同苏联专家查勘黄河潼孟河段,研究开发方案。在潼关坝址方案选择上,他同苏联专家产生了意见分歧,并毫不留情地批评苏联专家的想法不符合中国国情。在当时“一边倒”的声势下,敢与“老大哥”争论,不禁使同事们都为他捏了一把汗,个别领导也批评他不虚心向苏联专家学习。在这种压力下,张光斗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据理力争。

  在筹建和设计葛洲坝工程时,张教授提出将处于江中的葛洲坝岛炸掉,以增大二江泄洪闸和大江电站的布置长度。但这样做加大了工程的开挖量。工程局的一位副局长每天晚上拿上一瓶好酒,到张教授那里软磨硬泡,希望他放弃炸岛方案。张教授说:“酒可以喝,但岛必须炸。”后来的事实证明,张教授的这一方案对于改进枢纽水流河势、保证大江截流和扩大电站装机,具有战略性的意义。

  在丹江口大坝的浇筑过程中,张教授发现了工程的质量问题,他当即上书中央,陈述自己的意见。他的意见得到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及时对大坝采取了停工整顿措施,重新加固了大坝。事后,有位专家感慨地说:“若非如此,将是后患无穷。”

  在讨论二滩拱坝枢纽的布置时,张光斗教授根据该工程洪水流量大、且存在泥沙问题等特点,主张采用坝内、坝外多种方式结合的泄洪方案,并形象地将此方案比喻为“不把所有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他的这一比喻被同行专家传为佳话,其指导思想也为以后的许多电站所接受。

  1980年8月2日,张教授正在葛洲坝审查设计,突然接到学校催他尽快返校的电话。他急忙绕道武汉回到北京,才知道自己37岁的儿子不幸因病逝世。张教授强忍着“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巨大悲痛,就在等待为儿子开追悼会的日子里,仍然写出了一份长达十几页的《葛洲坝工程设计审查意见书》。时任水利部长的钱正英在接到这份意见书后,泪水不禁夺眶而出。

  三峡工程开工后,张光斗教授受任国务院三峡建委三峡工程质量检查专家组副组长,每年至少两次来到三峡工地的施工现场进行检查与咨询。2001年1月,年近90岁的张教授来到三峡工地,一定要爬上56米高的基坑,去看看那里的施工质量。他眼力不好,就用手仔细地触摸基坑导水表面。当他发现表面不够平整光滑时,要求一定返工补救。在场的三峡总公司陆佑楣总经理和其他同志,望着那脚穿套鞋、头戴安全帽的老人瘦弱而苍劲的身影,一个个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今年5月1日,张教授刚刚度过了90华诞,6月2日,中国工程院又决定将光华工程科技成就奖授给这位水利工程界的泰斗。面对荣誉和鲜花,张光斗教授显得特别平静。他感到自己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担子还相当沉重。他要继续奋斗—为中国的水利水电事业的发展,为年轻一代水电工作者的成长!

(http://news.tsinghua.edu.cn)
[更新:2002-0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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