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名师】专访冯远:社会责任感、担当意识与对人之历史命运的关注

 

冯远  保卫黄河三部曲·北定中原日  纸本设色  210×150厘米  1984 

  今年,改革开放迎来40周年。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变革,中国画经历了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在这40年中,中国画有思考、有困惑、有争辩、有硕果。既有对传统精神的延续和继承,也有对形式语言的探索和革新。作为一位杰出的艺术创作与理论研究并重的国画家,冯远先生是这40年中国画发展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同时,政府官员和教育管理者等多重身份也使他对于40年的中国美术有着独特的感受。近期,《美术观察》策划“我与中国美术这40年”专题,特别邀请了冯远先生进行访谈,通过他的视角,对40年中国美术的历程进行回顾和讨论。 

  不同时期的艺术选择 

  戴子喻(《美术观察》特约记者、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研究生):1978年是改革开放开始实行的关键一年。对您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年,这一年您考取了浙江美术学院中国画系人物画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在这之前,您在北大荒经历了8年的知青生活,这段经历对您后来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冯远(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如果说这段经历对我后来从事的工作和40年改革开放的变化来说,最重要的是,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人,生活在当时的中国的社会底层。作为一个普通农民,自食其力,在北大荒这个地方耕耘。因为,农民来不得半点虚假,要靠自己种粮食收获来维持生计,这一点使我对于咱们国家整个国情、世情和最基层普通人的生活有了深切的理解。这8年应该说时间不短,对我后来几十年到今天的整个艺术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我们去的时候也就是十几岁,这段经历,对于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审美、价值取向都发生了重要影响,因为人在那里长成。 

  1978年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研究生招录,我是被方增先先生破格推荐,进入当时的浙江美术学院学习。那确实改变了我的后半生。从那之后到今年,正好是40年。

 

  戴子喻:1980年的时候,您完成了毕业创作《秦隶筑城图》,这件作品可以说代表着新时期学院写实人物画的高度艺术水准,您当时创作这件作品的初衷是什么?能否讲述一下这件作品是如何产生的? 

  冯远:实际上我创作这件作品,恰恰是对应了我个人的经历。因为经历过“文革”,我能体会到生活在底层的感受。接下来的8年农民生活,让我体会到毛主席所说的“人民创造历史”的真实含义,我就想到当年长城的修筑。当然这中间比较复杂,有农民,有劳役,就是派遣的徭役,还有一批是被罚没、遭贬、流放的犯人。长城本身是秦始皇暴政的一个见证,但是客观上它又造成了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是个悲喜剧。所以,当时构思画这张画,和我个人的经历紧密关联。我特别体会到个人在历史中,作为一分子的力量的微薄,但是,合起来是可以推动社会进步的。所以,长城也是这样修建起来的。那件作品,当时我是抱了一种对于中华民族坚韧不拔的品格进行抒写的心情。

 

  戴子喻: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中,您做出了属于自己的价值判断,即您所说的“并非背叛的选择”。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您是如何做出了这样的选择? 

  冯远:那个时候,可以说是一种思想的解放。多年的禁锢突然被打破以后,有一种不期然的兴奋,突然发现我们迎来一个新的时代。但是很快,在那个热潮中间,我是有一点疑惑的。当相当多的同行在套用、挪用、照搬,甚至于抄袭整个西方的价值观念、对艺术评判的标准和审美价值取向的时候,我一直存在着一个疑惑,就是——中国呢?中国的文化是不是真的像他者认为的是格格不入的?但这个时候的这种想法并不是很坚定。我只是觉得作为一个民族的艺术家,在学习他人的时候,学来是为我用,而不是从根本上改变我自己。这一点,随着后来担任一定的教学、行政管理工作,我是越来越清晰的。所以,后来我提出一个理念:我们可以学习他人,哪怕在某一个阶段临摹复制都可以,但那是学习的过程,它一定不是目的。所以,所有种种的“器”和“术”,一定是借来用的,不能丢了中国的所谓“道”的这种精神层面的东西。所以,我才在80年代后期写了这么一篇文章。实际上是对一些学术观点、甚至于一些偏激的观点,提出个人的一些见解。  

冯远  星火  纸本设色  210×190厘米  1992  中国国家画院藏

 

  戴子喻:1985年到1989年之间,是中国美术重要的转型时期,也是中国美术发展的激进期。在这一时期,您以饱满的热情还在进行着主题性创作,坚守着“现实主义”的路线,创作了《百年历史》(1987年)、《星火》(1989年)等作品。同时,您对调和造型与笔墨之间的矛盾进行了多种可能性的开拓性尝试,并在形式语言方面进行了多元探索。当时您是如何在艺术道路上进行了这样的选择? 

  冯远:首先我是个教师,必须按照教学大纲、教学的基本计划传授给年轻学子们。由于我从事的是中国画专业,所以对传统基本功的重视,这一点是毫不动摇的。但是我觉得仅仅这样是不够的。对于今后的年轻人来说,他们面临将来怎么办的问题。实际上,这个问题不光是对孩子们,对我们当教师的也是存在的,是横亘在你面前始终要面临的问题。不同时代、不同的阶段,你始终面临的核心问题是一样的,就是下一步怎么办?未来怎么样? 

  所以,我当时在完成基础教学、熟练掌握中华传统的一些绘画基本理念的基础上,开始尝试水墨的一种抽象拓展。比如,我画的一系列的水墨脸谱,从原有的戏剧元素的解构,用一种现代构成的方式重新组合。然后,我也从事了一些带有某些哲理性、观念性的艺术的创作。历史给了当时的我们这样一个机遇,这一段时间我觉得是可贵的。尽管从整体来说,当时的艺术创作呈现出一些问题。但是,我觉得这是中国艺术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换、发展、变化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阶段,这个阶段早晚要来。因为经历了这个阶段,回过头来思考中国艺术发展的时候,它迫使你沉静下来,找到自己发展的一个路径。最后的结论一定是这样的:中国艺术的现代化发展一定不是西方化,它一定是中国自己走出来的现代化。这是后来我们越来越清晰的认识。

 

  戴子喻:从90年代后期开始,尤其进入2000年以后,在您的作品中,除了重大题材、历史题材仍进行着稳定而持续的创作之外,开始更多地关注普通人,更加贴近当代中国群众现实生活的轨道,创作了一批表现当代农村题材、西部人物题材和都市题材的一些作品,比如《远山·拉哈屯的父老乡亲》(2006年)、《圣山远眺》(2004年)、《虚拟都市病症》(2002年)等。出现这一变化的原因是什么? 

  冯远:这跟我那8年的知青经历是紧密相关的。因为假如没有那段经历,没有当年当农民的时候帮助过我、教我如何种地的那些人,没有那一份情感的话,我大概不会有那样一种表现他们的迫切愿望。我一开始比较痴迷于画历史题材的绘画。但是,后来通过大型创作活动,有一些想法逐渐明晰起来。我觉得一个艺术家,他的作品的价值常常跟他能否记录他所生活的这个时代的图像有关联。能不能以一种真诚的态度,把握住那个特定时代中国人的精神状态、精神面貌。所以,我很快把我的绘画主题聚焦于这样一些普通人,普通人的形象、普通人的精神面貌上。

 

  戴子喻:当代艺术更注重个人经验和个人话语,“宏大叙事”在美术界的批评中,甚至曾一度被视为贬义。有些人评价您“挽救曾经拥有的崇高品质于即倒,以历史、主体和英雄的重新建构来恢复一个民族的尊严,反驳‘解构’‘颠覆’的思潮”,在当今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情境下,您是如何看待艺术创作的? 

  冯远:我觉得,作为艺术家要有一种仁爱精神,有一个高贵、高尚的灵魂。如果他的作品不能跟那个时代同呼吸、共命运,表现那个时代的人的悲欢离合,不能把自己放进去、作为一个普通人,跟你要表现的那些人能够平视、平等、平和地去叙说他们那种悲欢离合的话,那我觉得这个画家、艺术家太自私了。我们这些人本身是改革开放的获利者,是这个时代给了你这样的机会,通过你的努力,你获取了改革开放的成果,是得益者。当你有一天成为得益者的时候,你没想过你的益应该反过来也作用于这个社会的进步吗?所以,我觉得,一个艺术家自身的高度会决定他的艺术品、作品的高度。我想,一个优秀的艺术家,尤其对一个人物画家来说,不光是表现你看得见的东西,一定要把自身的情感和价值判断表现出来,而这种价值判断是跟普通的人息息相关的。你应该找到一种共鸣的声音,这样的话,你的作品中可能会有一些能够打动人的东西,那也许是今天的艺术家、相当多的作品缺乏的。所以,我相信,从事人文艺术工作,最终都会面临一个“载道”的问题。    

  记录时代与走向世界 

  戴子喻:您对于重大历史题材的关注,对于人的历史命运的重视,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是否存在联系? 

  冯远:有。就个人的艺术创作轨迹来说,我是从学习传统切入,然后经历了改革开放、国门打开以后,东西方文艺思潮的碰撞交流,对我个人产生的影响,包括一系列的实践的成果和创作。但是,当我们学习西方,艺术创作用西方的观念、现代绘画的理念,铺天盖地在让所有的年轻人趋之若鹜的时候,我很快就意识到,恐怕要提倡一点自己民族的东西。 

  我认同国家、党和政府提倡的,要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真吸收学习他人的优长的同时,来弘扬本民族的一些主流的东西。后来我到了文化部工作,我的责任使然,觉得在这个政府岗位上,应该在学习他人的基础上,认真来推行我们自己的特定时期的文化主张、主流的文化价值观念。所以,在那个岗位上,我就组织策划了“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原来只是简单的想法,我跟中国画研究院的院长提出,能不能策划一些选题,推出一批有分量的表现当代人的精神生活、生存状态和特定改革开放历史时期中国人精神面貌的人物画作品,原来是这个意图。后来我等于推而广之,就把它做大,表现这一百年中华民族从沉沦到崛起过程中的这段史诗。2009年这批作品出来,还是反响不错。 

  接下来,国家的经济经历了20年的快速增长以后,艺术品市场繁荣了。另外一股风气来了,就是艺术品可以通过换钱来体现艺术家的价值。但是,很快就出现了一种逐利、炒作,以卖出高价为荣的一种艺术创作的风气,这个我认为是很致命的。所以,后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大以后,提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红色文化、先进文化时,我就想到,我们既然有这一百年了,何不再把五千年也做一个?我就在中国文联把这个想法推动了出来,这就是“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这个工程历经了5年,到了2016年,文联十大、作协九大的时候,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这些作品尽管也存在一些缺憾,但是我觉得总体来说是有价值的。对于一个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国家来说,文化补课早晚要做。我们已经做晚了,但是也还来得及。希望将来的年轻人能接着做,特别是还有长长的一段未来,还是可以一张白纸去描绘的。  

冯远  逐日图  纸本设色  160×584厘米  2008

 

  戴子喻:就像刚才您讲到的,对内您推动“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和“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启动,取得了丰硕成果。对外您还致力于双年展的策划和推动,推动了多届“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的成功举办,引起了世界艺术界的广泛参与和关注,体现了中国美术的影响力。从改革开放之初的美术界的状态来看,中国画以及中国美术在这40年间的变化是什么? 

  冯远:首要的变化就是多样化了、丰富了,艺术样式、各种各样的语言技巧获得了尊重,这是必需的。以我个人的经历来说,我觉得从新中国成立,到后来我们党和政府提倡的,关于艺术,从来没有对艺术有严格的各种限制,当然,中间我们经历过文革时期极左的思潮,但那是一个特定历史时期。我觉得这40年最大的就是,我们经历了左的、右的这样一种思潮的变化,打开世界、面向世界,拥抱全人类的优秀成果,带给我们最大的收获就是文艺创作思想。只要是求真、求美、求善的东西,都会得到尊重。今天是个高度宽松的最好的时期,在我生命中经历的,纵向来说,我觉得是最好的历史时期。 

  我觉得中国美术应不仅关注自己的发展,还要不断地把它传播到世界各国去,展现当代中国的形象,早已告别了那个极左的特定时代。中国的艺术有一个百花齐放、完全自由成长的良好的空间。在西方当代艺术中,人越来越退场,在现在的各种作品中,越来越少见到人、见到人的精神的时候,中国在高扬艺术中的人的精神、大写的当代人的精神,我觉得中国是走了一条正路。而且我坚信,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华文化、中华艺术、中国的当代文化艺术的新成果,将有一个向世界更大范围内的传播、推介的过程。随着我们的朋友越来越多,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地位越来越高,很多国家都希望了解现代的中国,跟中国建立交往,那个时候人家是把你请出去,而不是我们主动要想方设法走出去。

 

  戴子喻:这就涉及一个问题,面对当今国际间的艺术文化交流,您觉得中国美术应该如何审视自身? 

  冯远:如果要说中国美术在当下的发展中应该引起重视的问题,还是习近平总书记说的那几句话。第一,思想如何更加精深。比如,让你这件作品在看到悦目的形式的时候,能够感受到作品背后所具有的丰富的内涵。第二,让你的艺术如何更加精湛。中国要有更多的当代艺术的面貌。向现代发展的过程中,第一,如何让艺术跟着时代走。第二,真正达到较高的水准,无论是形式、风格、语言的多样性或作品本身内涵的丰富性。至于技巧,我觉得东西方艺术家们没有高下,甚至中国有相当多的写实主义、现实主义画家的艺术技巧远远超过西方的同行。当然,我们在思想上能不能更加解放一点,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的理想目标,怎么通过艺术作品的丰富多样来阐释这样的理念也很重要。还有一点,中国的艺术家们对未来要展开大胆的想象。未来的世界中,中国在价值观、学术理念、科学态度,包括文艺上的一些思潮方面,不能还是跟在发达国家后面,我觉得应该由跟跑到逐步并跑,甚至有一些创新理念走在他们前面。习总书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是一个遥想的未来,就像是一个理想、一个梦。这个梦是要去描述的,它不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艺术家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去解释这个梦,去描绘这个梦。我觉得中国艺术家应该有更多的想象力、创造力。

 

  戴子喻:从一位国画家的角度,您对40年的中国美术有什么样的总体感受? 

  冯远:我对这40年中国美术的发展持充分肯定的态度。这40年中,我觉得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品和杰出的艺术家。我觉得相当多的艺术作品,虽然还差那么口气,但是如果还能继续打磨,那么拿到世界美术历史中相比,也不逊色。当然,每个时代的杰出代表就那么几位,就像文艺复兴时期的米开朗基罗、达·芬奇和拉斐尔,我相信他们是那个时代巨大的艺术金字塔顶端上的几个人,还有巨大的塔腰、塔的基座,有无数的艺术家们为此做出了努力,但艺术史就是这么势利,它只关注那尖尖上的人。实际上,那个时代涌现出文艺复兴三杰的时候,一定是整个社会的文艺创作进入了一个比较繁盛的时期,不可能在一个贫瘠的荒地之上突然冒出来三个代表人物。所以,我们今天要做的工作,实际上是要做好金字塔基座上的艺术教育、人才培养,做好金字塔腰上的艺术创新成果的积累和不断的锤炼,然后让这批人中间,随着他们的学养和综合素养、修为境界的不断提高,去自然生长出来这个时代的杰出代表艺术家,这就够了。(本文由访谈录音整理,经冯远审阅)(本文原载《美术观察》2018年第11期  作者: 戴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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