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之声】 陈岸瑛:年画何以复兴

        关于年画的历史,迄今已有不少有分量的研究,但是关于年画如何能不“濒危”,如何能重新走进现代生活,至今仍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就笔者所见,年画的复兴,不是做一两次田野考察、发表一两篇文章就可以解决的事情,而是需要付之行动。具体而言,需要以传承人为中心而不是以研究者为中心开展有助于激活传统文化的社会实践活动。

2016年秋,刘钟萍在清华美院参加非遗研修班

        在这方面,从“非遗研培计划”到“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再到最近的“年画重回春节”活动,围绕年画传承创新,已陆续进行了一些探索和尝试。从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到举办展览、开展跨界对话,从开发体验课程到研发新产品、拓展销售渠道,在“见人见物见生活”、“用字引领”等新时代非遗保护理念引领下,年画从业者、地方民众和各参与方逐渐建立起年画重归生活的信心。

        万事开头难,有了良好的开端,还需持续推进,需抓住痛点、难点,提出有针对性、富于创造性、可落地的解决方案。作为一名实践参与者,笔者不揣冒昧,拟围绕实践探索中的几个关节点做一番思考,向从业者和决策者献言建策,期待有助于年画的复兴。中国已进入21世纪,那些年复一年赋予年画以意蕴的社会生活场景已烟消云散,我们很难要求人们将大门改回过去的式样,也很难要求年轻人照老习俗过节,但我们能做的并不仅仅是将年画收进博物馆,而是可以与时俱进,在新的生活场景中找到年画的用武之地。 

(1)复兴年画,须培养新一代接班人 

刘钟萍开展的“年画版秘密花园”体验活动,2017年

        在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轨的整个中国传统工艺行业,都面临着培养接班人的问题,年画也不例外。最近,桃花坞木版年画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房达志先生离世,75岁的叶保芬先生也因病住院,但是桃花坞木版刻印却没有中断。桃花坞年画社2001年并入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仍为集体所有制企业。学院每年选派在校生进入年画社学习,迄今已学成21位,有6位留社工作,成为中坚力量,其余学生或进入桃花坞木刻年画博物馆,或成立自己的工作室。这是现代职业教育与非遗传承融合的成功案例,可供其他年画产区借鉴和参考。

        在职业教育体系之外,年轻一代年画传承人如开封木版年画李力、佛山木版年画刘钟萍、滩头木版年画钟星琳等,也都在参与非遗研培过程中脱颖而出,成为“传二代”中的佼佼者。他们都是大学毕业生,都是80后、90后,除了以创新方式推广年画外,也都在拜师学艺过程中掌握了核心技艺,具备研发新产品的能力。以此为鉴,在年画产区,相关政府部门有必要有组织地选派年轻一代传承人外出交流学习,在这方面,可学习广东佛山、广州和青海玉树等地的经验,整建制地培养年轻传人,并在当地为他们提供多种多样的发展机会。 

(2)复兴年画,须增强核心竞争力

刘钟萍在佛山年画老铺接待来自北京的专家学者,2019年 

        在某种意义上,“年画”这个称谓并不恰当。春节期间张贴的“年画”只是木版印刷中的一种,同一种技术还能刻印神像、神符、戏曲故事或商业招贴。在云南大理等地区,至今仍有用途广泛的“甲马”,不仅能贴,还能烧。从更宽广的视野来看,“年画”、“甲马”也只是传统印刷工艺的一种应用可能,类似工艺还可以用于印制经文、书籍和插图。“年画”这个称谓是按功用来分类的,但同一种技艺可以有多种用途,同一个作坊也可以制作不同功用的产品。从技艺的角度来看,年画的核心是印刷(有时候是半印半绘),在西方的概念中,可归入“print”(印刷/版画)一类。

刘钟萍为方晓阳教授讲解佛山木版年画,2019年

        随着现代印刷术的出现,传统的印刷术变成了一种“低技术”。现代印刷工艺极大冲击了传统的手工刻印,但这是否意味着,在年画制作中,一定要用“高技术”替代“低技术”、用数码印刷替代雕版印刷?想想陶瓷和纺织行业,虽然早就进入了工业化大生产阶段,但缂丝、织锦、手工陶瓷和柴烧,不仅没有消亡,反而越来越为高品质生活所需要。再来看看传统印刷业,手工印刷在西方也并没有完全被机器所取代,而是转变为一种更为艺术化、个性化的创作形式。可见传统技艺并不必然被现代技术全面替代。

        从西方传来的手工版画,在中国成了一个大的专业门类,源自本土的年画却濒临灭绝。这固然与外在的体制性因素有一定关系,但也有年画从业者自身的原因。放眼国内年画界,只会印不会刻、只会刻老版不会刻新版的现象普遍存在,这种不思进取的现象是值得业界反省的。复兴年画不能靠情怀,年画也需要有技艺方面的核心竞争力,至少应该做到与院校中现有的版画技艺水准相媲美。 

(3)复兴年画,须关注材料和产品品质 

作者与年画传承人刘钟萍、李力相聚佛山,2019年

        随着消费升级,民众对生活品质越来越关注。传统工艺所使用的天然原材料,相对于人造材料,不仅具有稀缺性,而且蕴含着人与自然的本源性联系,在当今越来越受消费者青睐。年画在古代是价格低廉的快销品,但就这么薄薄的一张纸,其材料深究起来也有学问。年画用的颜料,自近代以来受西方化工颜料冲击,在生活越来越讲究的今天,能不能恢复使用矿植物颜料?用于雕刻的木板,能不能在选材上更为讲究,年画界能不能和木雕界多些来往?古代雕版插图往往以文人书画为范本,今天的木版水印界能不能和书画界重新建立联系?尤其是用于印刷年画或插图的纸张,能不能采用手工造纸,融合两项或多项非遗技艺?

        在古代,年画往往由纸铺代售,二者的关系能否在今天得以重构?清华美院的原博教授近年来关注手工造纸和传统印刷,与笔者共同参与了佛山木版年画重回春节的活动,在不久的将来,我们期望年画传承人能与手工造纸传承人产生更多的联系。佛山木版年画兴盛的时期,也是造纸业、颜料业兴盛的时期,与年画业相关的有扎作、灯笼、图书文具等十余个行业。文化在于关联。最精微的文化关联,既体现在语言文字方面,也体现在技艺的交叠与材料的综合之中,由此构筑起一个意蕴丰富的世界。年画的世界,原本也是这样一个意蕴丰富的世界。

        年画的历史意蕴是丰富的,对年画的创新不能是扁平化、单向度的。以往对年画的创意开发多数只注重图案,将年画图案印到马克杯或T恤衫上,以为这就是创新。然而,承载这些“创意”的载体,实质上是一种做工粗糙的小商品,不仅没有提升反而贬损了年画的价值。阿诺尔德·豪泽尔在《艺术社会史》中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有人把耶稣受难像递给一位即将咽气的信徒,这位信徒却嫌这座耶稣受难像太丑陋,他拒绝亲吻塑像,要求重新给他拿一个。豪泽尔耐人寻味地评论道,我们无法想象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文艺复兴之前的任何时代。告别温饱阶段、进入新时代的中国,正处在一个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时代。无论是年画创作还是年画衍生品,都需要从材料、工艺等细节入手,才能更好地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待。 

(4)复兴年画,须紧贴情感和生活需要 

作者在钟星琳年画店与湖南新生代传承人重聚,2018年

        传统印刷工艺用于印刷典籍,承载的是文人或宗教文化;用于民间节俗,承载的则是民俗文化、民间信仰。民间信仰对于传统年画来说至关重要,印在纸上的神是神,印在纸上的吉祥图案会给人带来好运,年画中的图案是民间信仰和价值观的视觉化呈现。毋庸讳言,这里面难免会有现代人难以接受的糟粕,如对封建统治秩序的肯定、对升官发财的向往等。在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占据主流地位的等级社会中,升斗小民难免会产生这样的思想观念。不过,“五子登科”、“马上封侯”等图案的寓意,除了反映当时的社会等级秩序,也包含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朴素向往,不能全盘否定。

        在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上,古今其实是相通的。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他乡遇故知,也同样是现代人的憧憬,虽说换了场景和人物,内在的情感还是类似的。佛山木版年画传承人刘钟萍在这方面做了不少有益的尝试,她在年画老店举办的“和合二仙脱单专场”年画开放日活动,吸引了众多单身人士,效果显著。不难理解,这么多有脱单意愿的单身男女相聚一堂,出现几个脱单现象倒也不足为奇。她的“状元及第”年画体验活动,也“保佑”了不少参加考试(包括考驾照)的朋友。在这里,古老的年画,成为了美好生活的见证和祝福。

        请回了年画,需要张贴才有效。以前是用浆糊,现在是用味道难闻的工业胶;在现代家居环境中,往钢板门上贴年画,不太容易贴平,室内的墙壁则不适合直接粘贴。笔者曾建议刘钟萍考虑这个问题:能否亲自熬浆糊,装在小瓶子里馈赠买家?这样既为使用者提供了方便,又增强了仪式感,还能唤醒儿时记忆。此外,能否研究一下年画的装裱、安置方式,使年画更容易走进现代家居?目前常见的做法是装框上墙,但问题是家里的墙壁是有限的。此外,市面上的画框,往往做工不精致,式样上也难以和年画搭调。这些问题看起来虽然琐碎,但也是年画从业者不得不考虑的。年画铺在过去是为千家万户服务的,在今天也同样应该具有服务意识。 (图、文:清华美院艺术史论系主任陈岸瑛)

注:本文完稿于2019年1月5日,经编辑修订,以“年画如何走进新年俗场景”为题发表于《光明日报》2019年01月30日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