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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浴新时代阳光 投身新中国伟业

●校史研究室 许诺

清华大学国徽设计组成员与各种国徽设计方案

  历史篇

  1948年底,清华师生终于迎来了解放的时刻,历经沧桑的清华园从此翻开了崭新篇章。“我们终于在长夜渴望中获得了解放,我们对人民解放军进行革命的英勇和坚决,感觉无限的振奋……我们为中华民族的光明前途而鼓舞,我们为中国人民的新曙光而欢腾!”这是广大师生发自肺腑的时代宣言。沐浴着新中国的阳光,师生们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新中国建设的伟大事业中。
  
  为新中国命名

  当人民解放军正式接管北平城,有责任心的知识分子都在认真思考着:怎样才能在国家建设事业中发挥作用,来迎接这个伟大的变革。

  1949年6月,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在北平召开,研究建国的有关事项。国名问题是会议的中心议题之一,各小组对此争论颇为激烈。有人提议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也有人提议用 “中华人民民主国”,简称“中华民国”或“中华民主国”。清华大学张奚若教授以爱国民主人士的身份出席会议,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他提出:“叫 ‘中华人民共和国’好。有‘人民’,就可以不要 ‘民主’二字,焉有人民而不民主哉?”“去掉‘民主’二字,从下面的解释也是很容易明白的:是共和而非专制,是民主而非君主,是人民而非布尔乔亚的国家。”与会代表经过反复讨论,一致同意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为新中国设计

  1949年7月,新政协筹委会在 《人民日报》等全国各大报纸上刊登《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的启事》,全国各界人士纷纷投身其中。同时,清华大学营建系(1949年前和1952年以后称为建筑系)主任梁思成教授与中央美术学院徐悲鸿院长、诗人艾青被聘为政协筹委会国旗国徽初选委员会顾问。由于国徽设计具有很强的专业性,截至8月20日,征集到的国徽设计方案由于存在各种不足,均未被采纳。因此,在1949年9月下旬的政协全体会上,只通过了国旗方案和国歌词谱,没有公布国徽方案。由于一时间无法挑选出合适的国徽图案,政协常委会决定另请专家来设计。

  清华大学营建系林徽因等应邀于1949年10月23日提交了一个国徽图案。该图案以璧或瑗为主体,以国名、五星、齿轮、嘉禾为主要题材,红绶穿璧的结衬托而成图案的整体,寓“和平统一”之意,注重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且首次将国旗上的五颗金星纳入国徽设计。

  在此期间,美术家张仃和仲灵也被委托进行国徽设计,提交了5个设计方案。后来,张仃受开国大典盛况的触发,又设计了一个以彩色斜透视天安门为主体的国徽图案。

  1950年6月10日,全国政协常委会原则通过使用天安门图形,因为它既代表了中国古老悠久的历史文化,又是中国革命的发端 (五四运动)与胜利(开国大典)的见证,但总体方案仍需修改。6月11日晚,周恩来总理亲自约请梁思成先生,请他在清华大学组织教师,按政协常委会提出的要求,以天安门为主体设计国徽图案。梁思成和林徽因第二天一早在清华新林院8号家中召集营建系教师莫宗江、李宗津、朱畅中、汪国瑜、胡允敬、张昌龄开会,组成清华大学国徽设计小组,开展设计工作,同时传达了周总理要求国徽图案内容增加稻穗的意见。

  清华设计组根据实测,采用建筑立面图,极其精准地绘制出一个庄严雄伟的天安门城楼,并在天安门上方布置了五颗金星,红底五星寓意一面满天空的国旗。设计采用金、红两色,庄严大方,既具有民族特色,又避免与其他国家国徽相雷同。1950年6月20日,国徽审查小组最后一次召开评审会议,最终选定清华大学营建系完成的国徽方案。1950年 6月 23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主席主持通过决议,同意国徽审查组的报告和所报送的国徽图案。9月20日,毛泽东签署中央人民政府命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及说明是:“国徽的内容为国旗、天安门、齿轮和麦稻穗,象征中国人民自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的胜利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的诞生。”

  后来,国徽图案由清华营建系教师高庄进行了深度加工,他对原有图案进行了精心修改与完善,处理了天安门、麦穗、齿轮和五星之间的审美统一,实现了国徽设计从平面图案到立体浮雕的品质飞跃。

  国徽作为新中国的标志,凝结了一大批专家、学者的集体智慧。就像高庄所言,每一位参与设计者都有一个愿望:“就是想使我们的国徽更庄严,更明朗,更健康,更坚强,更程式化,更统一,更有理性,更有组织,更有纪律,更符合于应用的条件,并赋以更高的民族气魄和时代精神,以冀我们的国徽的艺术性提高到国际水平和千万年久远的将来。”

  在完成国徽设计任务之后,清华大学营建系在梁思成、林徽因的带领下,马上又投入到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之中。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一致决定在北京天安门前建立一个纪念碑,纪念在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通过决议后遂即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纪念碑的奠基典礼,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专门成立,北京市市长彭真任主任委员,郑振铎、梁思成任副主任委员,开始向全国征求设计方案。然而,纪念物用什么主题,采取什么形式,各方意见不一。

  梁思成和林徽因一致主张,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应以碑的形式为主,以碑文为中心主题。当时,他们最担心的是,如果以雕像为主,天安门前建筑群的和谐可能会被苏联的青铜骑士之类的雕像破坏。中国的现实情况与外国不同,人民英雄纪念碑是纪念鸦片战争以来跨越百年的无数人和事,无论用具体或抽象的雕塑都难以构思和表达。经过反复讨论,委员会采纳了梁思成和林徽因建议的设计方案,即以碑为主,以碑文为主题,碑身四面有大型的浮雕。为了确定浮雕的题材内容,还专门成立了一个 “史料编审委员会”,由历史学家范文澜主持,最终用10块浮雕全景式地展现了中国近现代革命历程。

  为了纪念碑的设计,以梁思成、林徽因为代表的许多建筑师、雕刻家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和劳动。林徽因还未见到她参与设计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矗立于天安门广场,便与世长辞了。这批可敬的知识分子,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对新中国的热爱,将自己的知识与智慧无私奉献给新中国的建设伟业。
  
  为了新家园

  1949年2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北平,盛大的入城式鼓舞了百万市民,让人们体会到身为城市主人的新气象。清华学子和各界民众一起热切迎接解放军入城的队伍,兴奋地向人民子弟兵欢呼致意。随后,党中央发出了 “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号召,北平的大中学生十分活跃,同解放军座谈联欢,恳切要求参加解放军。在2月24日至3月1日的短短几天内,就有1000多名清华学生报名参军,约占在校生的1/3,有的甚至全班报名。根据北平市委的要求,清华大学党总支安排了250余名师生参加四野南下工作团,还选拔了150余人参加北平市新政权建设工作。据说,傅作义对青年学生踊跃参加革命的热情非常不理解。他曾问陶铸:“解放前,我用美援的白面、奶粉供养北平的大学生,但他们还要反饥饿,我用中校军衔政治教官的优厚待遇招聘他们,也没有肯来应征。可是共产党来了,给他们吃高梁小米,大学生们不但不反饥饿,反而大批脱掉西装,打起绑腿,跑到你们部队甘当普通战士。我真想不通。”

  1950年6月,新中国建立不到一年,朝鲜战争爆发。清华师生甚至家属、妇女们同仇敌忾,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校园里出现了报名参军(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参干(参加军事干部学校)的热潮。清华有1500多人自愿报名去前线参战,最后50名学生投笔从戎,被批准参加军事干部学校。唇亡齿寒,户破堂危。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清华师生以空前的爱国热情守护新中国家园。

  除了保家卫国,清华的知识分子也成为国家经济建设的生力军。解决首都用水问题的密云水库、解决核废料后处理问题的“721任务”、标志国家工业制造能力的数控铣床、自行设计建设的屏蔽式实验核反应堆、新中国第一套电视发射转播设备等,这些成果无不凝结着清华师生的智慧和汗水。清华人在新的历史舞台上谱写出一篇篇崭新乐章。

  往事篇

梁思成编写的《全国重要文物建筑简目》

  保护灿烂的古建文化遗产

  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曾选择以研究中国古代建筑文化作为毕生追求。从20世纪30年代到解放前的艰难岁月中,他们到访过全国十余省份、百余县,对两千多个古建遗存和文物进行了勘测研究,使一大批重要古建筑和古文物见诸世人。

  北京解放前夕,由于和平谈判尚存在不确定性,中国人民解放军也没有完全放弃武力解放北京的可能。北京城是辽、金、元、明、清五朝国都,如何避免城中大量的名胜古迹、古建群落毁于炮火一直是解放军关注的问题。1948年12月18日晚,两名解放军代表秘密来清华找到梁思成教授,请其将北京城内重要文物建筑标在一份军用地图上,以备一旦攻城时保护它们免受炮击。这使倾心于古建文化的梁思成夫妇感动不已,连夜标注,这一直是他们担心而又不敢奢求的大事。平津前线指挥部以梁思成夫妇提供的蓝本给部队下发了保护古都文化遗产的通知,力争把北平的损坏程度降到最低。

  然而,在幅员辽阔的中国大地上,灿烂的文化瑰宝又岂止一件两件,举世闻名的文物遗迹也不在屈指之间。解放全中国的战斗还在继续,还将会遇到与北京故都类似的问题,任何真迹的损毁都将是整个人类文明的巨大损失。不久,解放军又请梁思成编写一份全国的重要文物建筑简目,准备发到解放军各作战部队。梁思成立即带领年轻教师胡允敬、朱畅中、汪国瑜、罗哲文等连夜工作,对书的内容、封面和版式设计都亲自指导、定夺。一个月后,一本 《全国重要文物简目》和一份《古建筑保护须知》送到解放军手中。在该书的说明中,明确写道:“本简目的主要目的,在供人民解放军作战及接管时保护文物之用。”不仅在解放各个城市、地方时避免了不少盲目的破坏,对保护古建文物起到了切实作用,而且对解放初期开展古建筑调查、保护、研究工作也提供了指导和方便,具有积极作用,它可以称为新中国文物保护史上早期重要的历史文献。解放后,国务院于20世纪60年代颁布的 《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和《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即以梁思成的两个报告为蓝本制定。

[更新:2010-0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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