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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岳霖:真正的哲学家

作者:刘培育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时间:2014年04月08日

1982年,金岳霖(前排中)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逻辑室的同志们合影留念。

  金岳霖是20世纪中国最有成就的哲学家和逻辑学家,也是杰出的教育家。我于1964年考取他的逻辑专业研究生,同他有整整20年的相处。至今,回想起金先生的音容笑貌和点滴往事,都还历历在目。

战火中著书立说

  记得1980年的某天,我去看望金先生,曾问他是怎么搞起逻辑来的。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1924年的一天,他、张奚若和一位美国姑娘在巴黎圣米歇大街上漫步,遇到一些人不知为什么事情争得很凶。他们三个人驻足倾听,不自觉地加入到辩论之中,张奚若和美国姑娘各支持论辩的一方。辩论中有逻辑问题,可是当时他们却不知逻辑是什么,于是便对逻辑发生了兴趣。

  1925年底,金先生从欧洲回国,到1949年,先后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清华大学任教,完成了《逻辑》、《论道》和《知识论》三部重要学术著作。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现代逻辑还是一门很新的学问,国内懂的人很少。金先生在《逻辑》一书中对罗素的一些观点提出商榷意见,他还在逻辑史上第一次提出必要条件假言推理形式。当年,有学者评价《逻辑》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部纯粹逻辑著作”(殷福生),“为国内惟一具有新水准之逻辑教本”(贺麟)。《逻辑》的出版不仅夯实了金先生哲学体系的逻辑思想基础,也为在中国传播现代逻辑发挥了重要作用。

  金先生的另外两部重要哲学著作《论道》和《知识论》都是在抗日战争期间完成的。据陈岱孙回忆,1938年9月28日,敌机第一次在昆明空袭。当空袭警报发出后,住在宿舍楼里的师生都按学校规定立即离开了学校,跑到城外的荒山上去躲避,而金先生仍然专心在屋里写作,根本没有理会警报。炸弹的响声把金先生从思考中惊醒,他走出楼门才见到周围的惨景。当躲避空袭的人们回来时,还看见金先生木然地站在楼门口,手上还拿着一直没有放下的笔。后来,金先生和十来个同人搬到一座戏楼上住,他和朱自清、陈岱孙等五个人合住在楼上对着戏台正中的大包厢里。同人们考虑到金先生的工作习惯,在大包厢最清静的一个角落,划出一块可以容纳一张床和一个小书桌的地方,作为他的“领地”。于是,金先生又恢复了他的老习惯,除上课外,每天上午仍然是研读写作时间,雷打不动。不过这次他答应如果再有空袭警报响,一定和大家一起“跑警报”。

  金先生的《知识论》从昆明写到四川李庄,又从李庄写到昆明,一部六七十万字的书稿终于完成。据金先生晚年回忆,那时候在昆明常有日本飞机来轰炸,一次空袭警报响了,他只好带着稿子跑到北边山上,他就坐在稿子上。那一次轰炸的时间长,解除警报时,天也快黑了,他站起来就走,稿子就丢到山上了。等他想起来赶紧跑回去找,已经不见了。一部花了几年心血写出来的稿子,一下子就没了,他的心情可想而知。但是他没有犹豫,“只好再写”。一部六七十万字的书稿是谁也没有办法记住的,所谓“再写”只能是从头到尾写新的。金先生又花了几年的工夫,终于在1948年12月完成了。这部关于知识论的巨著直到1983年,即金先生逝世前一年才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金先生在《作者的话》中说,“《知识论》是我花精力最多、时间最长的一本书,它今天能够正式出版,我非常非常之高兴。”金先生重写《知识论》也成为学术界的一段佳话。

搞哲学的品格

  金先生认为,做学问,特别是搞哲学,一定要有清晰的思维、科学的方法、深邃的分析、正确的推理和严密的论证。他说,哲学的任务不在于告诉人们一些现成的结论,而是要“说出一种道理来的道理”,因此“必须以论证服人”。一些哲学家之所以受到批评,往往不是因为他们的思想,而是因为他们发展这些思想的方式,许多哲学体系都是“由于触到逻辑这块礁石而毁灭的”。

  徐志摩主持《晨报副刊》的时候曾约金先生撰稿。徐志摩读了金先生的文章后说,金先生“要求明晰的思想clear thinking,他自己也的确能明晰地思想”。徐志摩曾经这样形容金先生的分析精神和分析能力,说金先生“拣起一根名词的头发,耐心地拿在手里给分”,他可以暂时不吃饭,但“这根头发丝粗得怪可厌的,非给它劈开了不得舒服”。又说金先生手中“拿着一把小小的屋干剃刀(今译“奥卡姆剃刀”或“奥康剃刀”),做分析的工夫”。

  金先生的弟子冯契晚年曾回忆做研究生时金先生教他读休谟的“Treatise”的情形:冯契捧着书朗读,金先生半闭着眼睛听,读着读着金先生说“打住”,便发问,让冯契回答。针对冯契的答问,金先生往往是这样一个问题,那样一个问题,使他感到仿佛突然落到荆棘丛中,不知如何才能摆脱困境。于是,金先生就详详细细地给他分析和批判休谟的思想,“从这方面解析,从那方面探讨,又从第三方面考虑等等,不一定得结论,但把问题引向深入”。冯契认为,金先生给他的“严格的思维训练”,对他“一生影响至深”。金先生的另一位弟子周礼全回忆听老师讲知识论的情形:他坐在讲桌旁边的一把椅子上,闭着眼睛,一边思考一边讲。他总是先叙述一下他要讲的哲学问题,然后分析这个问题,提出初步的解决意见。进而又指出这个解决意见的缺点,再提出一个新的解决意见,这样一步一步地深入,一步一步地提高。最后他提出自己认为正确的意见。金先生讲哲学课,不仅传授学生许多哲学知识,更重要的是教给学生们思考问题的方法,培养学生们解决问题的能力。张岱年先生在一篇文章中称赞金先生说,他“以严密的逻辑分析方法讨论哲学问题,分析之精,论证之细,在中国哲学史上,可谓前无古人”。

为学术而争辩

  金先生在学术上是很民主的。遇到不同的观点,不论是同事,还是自己的学生,他从不依权威、师长压人,而是进行充分说理的讨论,谁说得对就听谁的。20世纪60年代,金先生写了篇五万多字的论文《论“所以”》,这是他在1949年以后花心思最多的一篇论文。在征求意见时,逻辑研究室的同人有不同的看法,他的学生周礼全认为此文许多论点都有问题,如果发表会产生不良影响;而多数人对《论“所以”》提出的论点表示赞成,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当《论“所以”》在《哲学研究》发表之后,周礼全写了《〈论“所以”〉中的几个主要问题》,约2.5万字,也发表在《哲学研究》上。文章指出,《论“所以”》中的许多基本概念“不够明确”,许多论证“不够严谨”,因此“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一些混乱甚至错误的结论”。当时,所里曾有人担心此事会影响金先生和周先生之间的师生情谊,而事实上二人并没有因此产生任何隔阂。金先生读过周先生的文章后,亲切地对他说:“你如果有时间,我希望你能多花些工夫,把《论“所以”》提炼和修改一下。”因为金先生认为《论“所以”》提出的问题是重要问题。

  从北京大学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人们都知道,逻辑室的人最喜欢争论,金岳霖、沈有鼎、周礼全三代师生常常会为某个问题争得不可开交。其实,他们都是为学术是非、判断真伪而争辩,在争辩中获得真理认识。

  金先生是自己哲学理念的践行者。他研究哲学、撰写哲学著作,不是挂在空中让人欣赏的,也不只是为了布道、引导他人,它更是自己行为的指导原则。金先生一生把治学和修身融为一体。在做学问上,崇尚科学,追求真理,取得了很多重要的学术成果;在修身方面,崇尚纯朴,追求完美,铸就了许多令人敬佩的美德,正如金先生的学生胡世华先生所说:“龙荪先生本人就是自己哲学的运行工具。”

(本文转自中国社会科学网)

 

(http://news.tsinghua.edu.cn)
[更新:2014-04-15 11: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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