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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岳霖的为学

刘培育

  金岳霖是一位大学问家,他在哲学、逻辑学等领域里都有很大的贡献。我1964年考取他的逻辑专业研究生。虽然我同他有整整20年的相处,但我不一定能把握准他的治学思想。我“生不逢时”,投奔到金先生的门下赶上了“四清”和“文化大革命”,10多年都是在政治运动和动乱中度过的。金先生是德高望重的大学者,一般人对他都有一种敬畏的心理,因此同他深谈的机会也不太多。这里,我只能根据读他的书,听同仁们的讲述,结合我的所见所思谈一谈。好在金先生的著作是公共财富,了解他熟悉他的人也不少,我有说得不准确的地方,劳驾各位读者帮我指出来。

  金先生16岁考取北京清华学堂,19岁以官费留学美国。开始学商科,因为“引不起兴趣”,不久就改学政治学了。他认为,商业学与政治学相比,前者只是“雕虫小技”,而后者才是直接关乎国家前途、命运的“万人敌”的学问。从这里可以看出,金先生青年时代就对国家怀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他的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都是写的政治学。

  金先生读博士学位时,重点研究T.H.Green的政治思想。Green是英国一位地方教长的儿子,他当过牛津大学教授,也干过牛津市议会议员。他不仅是当时英国极有影响力的政治学家,也是一位新黑格尔派的哲学家。金先生在研究Green的政治思想时接触到他的哲学思想,头一次感觉到“理智上的欣赏”,“最初发生了哲学上的兴趣”。1921年末,金先生到英国,由Green进而研究英国最著名的黑格尔主义者布莱德雷,又由布莱德雷而接触到罗素。因为在金岳霖看来,用罗素可以驳倒布莱德雷的诡辩。罗素自己也说过,在反叛黑格尔主义这件事情上, 穆尔带头,他是紧跟其后。金先生读了罗素的“Principles of Matematics”,认识到“精细的分析”就是哲学,从此他“注重分析,在思想上慢慢地与Green分家”。穆尔的思想也对金先生走上分析哲学之路产生影响。金先生说过,“我的实在主义是从早期的罗素、穆尔那里来的”。(见刘培育编《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增补本),第68页)

  金先生研究哲学也和休谟有关。休谟是英国人一向尊称为头号怀疑论者的哲学家。他的“Treatise”,尤其是书中讨论因果关系的那几章,给金先生以“洋洋乎大观”的感觉。金先生“敬服”休谟能够对许多重大问题作出深刻的讨论,从此他彻底摆脱了政治学或政治思想史,而“进入了哲学”。金先生晚年说:“到了读休谟的时候,政治思想史已经不是我致力的方向了。”(同上,第55页)

  金先生最后彻底放弃政治学而专心从事哲学研究,与他对政治学的认识也有密切关系。通过研究政治学,观察美欧以及中国社会的政治,他认为政治学根本“无科学可言”,政治领域里充满了“玩政治”的龌龊行为,他对政治有了一种“厌恶感”。他在回国后发表的第一篇论文中明确地说:“近年来对于政治——不仅是中国的政治,无论哪国的政治——极觉灰心,而对于哲学,颇有兴趣。”(《金岳霖文集》第1卷,第210页)

  金先生对哲学的“兴趣”达到怎样一种程度呢?就是在前面提到的那篇文章中,他说:“世界上似乎有很多的哲学动物,我自己也是一个。”就是把他们放在监牢里做苦工,他们仍然是满脑子的哲学问题。有一次金先生还说,自己的脾气是没有办法的,“一看到别人在报纸上讨论哲学问题,就觉得手痒,不知不觉地提起笔杆和大家讨论起来。”(《金岳霖文集》第1卷,第214,215页)

  金先生的两部重要的哲学著作《论道》和《知识论》都是在抗日战争期间完成的。当年,金先生随清华的师生从北京到长沙,再从长沙到昆明。据陈岱孙回忆,1938年8月,西南联大文法两学院在蒙自上完第一学期课后,奉命搬回昆明。金先生被安顿在昆明城西北城厢区的昆华师范学校。联大在昆师借赁的宿舍一共有3栋楼,南北两栋为学生宿舍,金先生住在中楼。9月28日,敌机第一次在昆明空袭。当空袭警报发出后,住在这三栋楼的师生都按学校规定立即离开了学校,跑到北城外的荒山上去躲避,而金先生仍然专心的在屋里写作,根本没有理会警报。这次敌机恰恰轰炸了昆师,扔下好几枚炸弹。所幸的是联大师生无一人死伤。不幸的是,有两名寄住在此的外省同学被炸死。炸弹的响声把金先生从思考中惊醒,他走出楼门才见到周围的惨景。当躲空袭的人们回到昆师时,还看见金先生木然地站在中楼的门口,手上还拿着一直没有放下的笔。后来,金先生和十来个同仁搬到北门街唐家花园的一座戏楼上住,他和朱自清、陈岱孙等五个人合住在楼上对着戏台的正中的大包厢里。同仁们考虑到金先生的工作习惯,在大包厢的最清静的一个角落,划出一块可以容纳一张床和一个小书桌的地方,作为他的“领地”。于是,金先生又恢复了他的老习惯,除上课外,每天上午仍然是研读写作时间,雷打不动。不过这次他答应如果再有空袭警报响,一定和大家一起“跑警报”。

  金先生的《知识论》从昆明写到四川李庄,又从李庄写到昆明,一部六七十万字的书稿终于完成。据金先生晚年回忆,那时候在昆明常有日帝飞机来轰炸,一次空袭警报又响了,他只好带着稿子跑到北边山上,他就坐在稿子上。那一次轰炸的时间长,解除警报时,天也快黑了,他站起来就走,稿子就丢到山上了。等他想起来赶紧跑回去找,已经不见了。一部花了几年心血写出来的稿子,一下子就没了,他的心情可想而知。但是他没有犹豫,“只好再写”。一部六七十万字的书稿是谁也没有办法记住的,所谓“再写”只能是从头到尾写新的。金先生又花了几年的功夫,终于在1948年12月写成了。这部关于知识论的巨著直到1983年即金先生逝世前一年才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金先生在《作者的话》中说,“《知识论》是我花精力最多、时间最长的一本书,它今天能够正式出版,我非常非常之高兴。”金先生重写《知识论》也成为学术界的一段佳话。

  金岳霖认为,“哲学”和“哲学家”这两个词的使用“一直极为含混”。古代与现代不同,西方与中国也不同。

  就西方而言,在古希腊,哲学“处理的是生活中最根本的问题”;哲学家通常都是大师,不仅是“知识的源泉”,也是“智慧的源泉”,后知后觉者可以从他们那里寻到“引导和启示”。到了后来,哲学不再关心人们的生活,而专门去获得关于客观真理的知识,它的“兴趣在于那些获得这些思想和使这些思想互相联系的方法”。哲学追随其他学科的榜样,分工日益细密,哲学就好像是一个“破落的乡村家庭”,它的财产被分割得七零八落,“分别落入都市代理人之手。”结果,越来越多的学者在越来越窄的知识领域里成为专家,于是有逻辑学家、认识论家、美学家等等,就是没有了哲学家。

  金先生认为,西方现代哲学重视理性,追求真理的知识,要求研究者学会让自己对于客观真理的感情盖过研究中的其他感情,从而达到超脱他的研究对象,这种哲学有助于知识的获得和积累,有助于知识的明晰性和可靠性。西方现代哲学要求人们的各种思维训练对于人们的生活也“特别有用”。

  和西方现代哲学相比较,中国哲学则明显地不同。中国哲学研究的动力是“企图理解人生,给人生以意义”,也就是企图提出现今所谓的人生观,让人们过上良好的、高质量的生活。金先生认为,中国哲学家到目前为止,与当代的西方哲学家“大异其趣”,而都是“不同程度的苏格拉底式人物”。因为在中国,伦理、政治、反思和认识总是集于哲学家一身的。在中国哲学家那里,知识与美德是不可分的一体。他的哲学要求他身体力行,他本人是实行他的哲学的工具,按照自己的哲学信息生活,是他的哲学的一部分。哲学家的事业就是继续不断地把自己修养到近乎无我的纯净境界,从而与宇宙合而为一。(参见《金岳霖学术论文选》,第361页)

  金先生一方面接受了西方现代哲学成果,去构建完备的哲学体系;另一方面又吸取了中国哲学和古希腊哲学关注人生、关涉政治的传统,反对哲学与生活脱节。他坦率地说,“在感情上我向往中国哲学的思想及其韵味”。他也不止一次地感叹,对于西方哲学来说,“在某种意义上,苏格拉底式人物一去不复返则是更加值得惋惜的”。金先生的《知识论》和《论道》两部哲学著作以及金先生的一生,鲜明地体现了他对哲学和哲学家的认识。他的学生王宪钧说,金先生是“一个真正的哲学家”。另一个学生胡世华说,金先生“本人就是他自己哲学的运行工具”。

  金先生认为,哲学的学习者和研究者们必须经过“严格的思维训练”。我理解,他所说的思维训练,主要指正确地怀疑态度和批判精神的培养,科学论证和逻辑推理的训练。

  金先生说,“为了求得可信的知识,怀疑是必要的,是具有引导作用的。”又说,无论从什么观点出发,哲学都应该包括“彻底的和经过训练的怀疑态度”。(《道、自然与人》,第205页)

  思想起于怀疑。不怀疑就不可能发现问题,也就无法进行科学研究。但是,对于哲学的学习者和研究者来说,存在着一个敢不敢怀疑和能不能正确地进行怀疑的问题。对于前人的研究成果,不管是什么大学问家、大权威的成果,都不能迷信,不能盲从,都要认真想一想,他为什么能得出某个结论,它的根据是否真实,是否充足。这就是怀疑。科学无禁区,怀疑也是无禁区的,这就要求有彻底的怀疑精神。“彻底的怀疑”不是不加思考的怀疑一切,更不是否定一切。因为否定一切不仅不符合事实,而且它同肯定一切同样是最简单的解决问题的办法,都是使我们不用思考问题,因而也就排除了哲学的可能性。

  怀疑的态度也就是一种批判精神。这里所说的“批判”,当然不是那种“革命大批判”,不是用某种权力去压制被批判者,也不是彻底否定被批判者;而是对某种研究成果进行科学的分析,实事求是的批评,肯定其合理的内容,否定其错误的内容,修正其不准确的内容,从而推动科学的进步。怀疑也好,批判也好,都包含某种信念作为自己一种必要的组成部分,作为一个出发点。因为不论任何否定,如果它不肯定任何东西,那么它就否定了自身,因此它就什么也没有否定。

  金先生在自己的哲学研究中充分体现了训练有素的怀疑态度和批判精神。他对深受其影响的休谟和罗素的著作进行了彻底的怀疑和科学的批判,既吸收了他们哲学的成果,也指出了他们哲学中存在的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也就成了金先生哲学的出发点。比如,金先生指出,休谟在归纳问题上的困难之一,是他在哲学上不承认人的理性抽象,不能正确地解决个别和一般、特殊和普通之间的关系,不懂得“特殊的事实表现普遍的理”,因此也就不可能解决由特殊到普遍的认识飞跃,也就在归纳问题上陷入了困境,并且束手无策。金先生正是从休谟出发,为了解决休谟的理论困难而研究知识论,完成了《知识论》这部具有重要意义的巨著。

  金先生告诉我们,怀疑的态度和批判精神都是可以学习和训练的。他在《逻辑》一书里,就明确地指出,他所以要那样写,目的就是“使初学者得到批判的训练”,使他们对“任何逻辑及任何其他思想均能运用其批判的能力”。(见《金岳霖文集》第1卷,第766页)他的学生乔冠华晚年回忆说,有一次金先生讲论理的知识,他让学生打开书的第一章第一页,叫大家看。然后他问,你们认为有什么问题没有?课堂上五十几个人没有一个回答的。金先生又问,大家是不是认为这一页讲的话都是对的呢?同学们还是不讲话。于是,金先生说,第一页开头用那么多词儿,大体的意思是说“人的知识是从感性来的”,作者说这是“很明显的”,你们说是很明显的吗?你们想一想,人类的知识是不是都是从感性来的呢?比如说2+2=4是从感性来的吗?他没有往下讲,停了停,他强调地说,我希望同学们注意:以后看书的时候,特别是作者说那是很明显的什么什么等等,你就要动脑筋想一想是不是很明显?问题往往就出在这里。乔冠华说,金先生的这些话对他震动很大,在某种意义上是金先生教会了他对任何事物都要好好地想一想,不要轻易相信书本上的话,也不要轻易听信旁人的话。乔冠华还说,是金先生教会他怎样去思考,半个世纪过去了,仍然觉得这件事对他帮助很大。(《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增补本,第133-134页)

  金先生认为,做学问,特别是搞哲学,一定要有清晰的思维,科学的方法,深邃的分析,正确的推理和严密的论证。从事哲学研究,每个概念、每个命题都应该是明确的、清晰的、不能含糊。他说,哲学的任务不在于告诉人们一些现成的结论,而是要“说出一种道理来的道理”,因此“必须以论证服人”。要论证,“严格的推理能力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哲学家的观点站得住站不住,“必定由他们推理的可靠性来决定”。推理和论证都是逻辑问题,金先生说,一些哲学家之所以受到批评,往往不是因为他们的思想,而是因为他们发展这些思想的方式,许多哲学体系都是“由于触到逻辑这块礁石而毁灭的”。(《道、自然与人》,第210页)

  徐志摩主持《晨报副刊》的时候约金先生撰稿。徐志摩读了金先生的文章后说,金先生“要求明晰的思想clear thinking,他自己也的确能明晰地思想”。徐志摩曾经这样形容金先生的分析精神和分析能力,说金先生“拣起一根名词的头发,耐心地拿在手里给分”,他可以暂时不吃饭,但“这根头发丝粗得怪可厌的,非给它劈开了不得舒服”。又说金先生手中“拿着一把小小的屋干剃刀,做分析的工夫。”(参见《晨报副刊》1926年8、10月)金先生的弟子冯契晚年曾回忆当研究生时金先生教他读休谟的“Treatise”的情形:冯契捧着书朗读,金先生半闭着眼睛听,读着读着金先生说“打住”,便发问,让冯契回答。针对冯契的答问,金先生往往是这样一个问题,那样一个问题,使他感到仿佛突然落到荆棘丛中,不知如何才能摆脱困境。于是,金先生就详详细细地给他分析和批判休谟的思想,“从这方面解析,从那方面探讨,又从第三方面考虑,等等,不一定得结论,但把问题引向深入”。冯契认为,金先生给他的“严格的思维训练”,真是对他的“一生影响至深的”。(《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增补本,第151-153页)当年,孙道升在《现代中国哲学界之解剖》一文中称道金先生在哲学研究中运用分析的方法“娴熟精到,恐怕罗素见了也得退避三舍”。(《国闻周报》第45期,1935年11月8日)

  金先生研究哲学的最重要的方法是逻辑分析方法。现在有必要谈谈金先生和逻辑的关系,即他是怎样与逻辑结缘的,以及他对逻辑研究的一些看法。

  1980年,有一天我去看望金先生,曾问过他是怎么样搞起逻辑来的。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1924年的某一天,他、张奚若和一位美国姑娘在巴黎圣米歇大街上散步,遇见一些人不知为了什么事情争得很凶。他们三个人驻足倾听,不自觉地也加入到辩论之中,张奚若和美国姑娘竟然各支持论辩的一方。辩论中有逻辑问题,可是他们当时却不知逻辑是什么,于是便对逻辑发生了兴趣。金先生晚年的回忆录中也说到这件事,不过比较简略,具体细节也略有不同。细思之,金先生对逻辑学发生兴趣,并非那么偶然,那么简单。在此之前,他读罗素的书已接触到逻辑。他欣赏分析哲学,必然欣赏分析哲学所使用的逻辑工具。说得再远一些,金先生早在中学时代就有很强的逻辑意识,也可以说是逻辑天赋,他曾从民间谚语“金钱如粪土,朋友值千金”中推出“朋友如粪土”来;他也指出过《世说新语》中孔融对陈韪的反驳是不合逻辑的。这些都为金先生后来搞逻辑埋下了伏笔。金先生1925年底从欧洲回国,正赶上在清华教逻辑的赵元任先生调到中央研究院工作,于是金先生在1926年应聘到清华讲逻辑。金先生搞逻辑不算是纯偶然,却是“无师自通”自学成才的。1931年他到哈佛大学进修,跟谢非教授系统地学逻辑。他告诉谢非教授,“我教过逻辑,可是我没有学过。”结果引起“谢”老先生大笑了好一阵子。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现代逻辑还是一门很新的学问,国内懂的人很少。当时金先生接触到现代逻辑的新成果,并且在自己的著作《逻辑》中同现代逻辑著名学者进行了对话。他后来对现代逻辑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金先生研究现代逻辑的主要目的,是要用逻辑分析方法研究哲学,构建一个完备的哲学体系。他认为,“逻辑就是哲学的本质”,搞哲学的人不能没有好的逻辑素养。当时,逻辑课是清华哲学系的必修课,也是主课。

  金先生一直认为,研究逻辑一定要有较好的数学基础。晚年他还提出,逻辑工作者应该学习两个专业:正业是逻辑学,副业是一门自然科学或工程技术方面的科学。金先生说自己从前是学政治的。差不多三十岁时“半路出家”才对逻辑发生兴趣。他不仅没有师承,而且没有青年人所容易得而中年人所不大容易得到的基本训练。他的数学基础也不好,当年上清华学堂考数学,是因为考题出得太难,数学好的考生也答不上,所以他占了便宜。他认为自己没有能力进一步研究逻辑,所以,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当他完成《逻辑》一书写作之后就决定不再搞逻辑了。他自己不研究逻辑,却关心逻辑学的发展,并且对逻辑普及工作十分热心,也做出很多成绩。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他领导哲学所逻辑研究组的同仁一块编写《形式逻辑简明读本》。六十年代,他主编高等院校统编逻辑教材《形式逻辑》。七十年代,他不顾工人解放军宣传队的反对,支持我们3个同仁撰写《学点逻辑》一书。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他号召逻辑工作者广泛开展逻辑学各学科研究,提高逻辑学水平。八十年代他受聘担任中国逻辑与语言函授大学名誉校长,多次强调逻辑的重要作用,鼓励逻辑工作者做普及工作,提高人们的逻辑思维能力。

  作者附注:本文使用了本人写的《金岳霖的为学》和《金岳霖的教育思想》两篇文章的部分文字。

  来源: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 2010-01-22

(http://news.tsinghua.edu.cn)
[更新:2010-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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