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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员之后的国立清华大学

●史轩

  抗战胜利后,曾遭日寇铁蹄蹂躏的美丽的清华园已是满目疮痍。但是,清华师生以高昂的热情投入到学校复建工作中去,克服重重困难恢复原貌,并使校园面积和教工住宅有所发展。清华承袭战前的办学方针、教学制度,并继续保持了已有的治学精神与文化氛围。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取得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胜利。9月20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召开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商讨当前高等教育所亟待解决的主要问题。会上,教育部长朱家骅指出:“复员决不是简单地“复原”,“我人对于战后专科以上学校之分布即其院系科别之增减,必须先有通盘计划,方足谋日后之合理发展。”蒋介石也与会并指示:各校不要匆忙搬移,“准备愈充足愈好,归去愈迟愈好。政府不亟亟于迁都,学校也不应亟亟于回去。”根据这一意见,各内迁大学一方面稳定师生情绪,继续教学上课;一方面积极做好迁移准备,如原校舍的接收修缮、师生迁移、物资输送、校产处理、复员费用的申领、交通工具的组织等工作。

  1946年5月前后,内迁各大学开始纷纷复员,返回原籍。1946年4月23日,教育部电令西南联大三校恢复原校。5月4日,梅贻琦在昆明宣布西南联合大学结束。5月至8月,三校学生分批北返,三校大部分教职工亦自6月起分陆路或航运经湖南、上海或重庆北返,一部分教职工等到9月底,在西南联大全部事务及三校物品迁运结束后才离开昆明。梅贻琦本人于9月6日离开昆明,11日到达北平。抗战期间,三校精诚团结,复员北返,三校亦一致行动,“以表现八年来通力合作之精神,彻始彻终,互助互让。”三校还约定于10月10日同一天开学。1946年10月10日上午10点,复员后的清华大学在大礼堂举行开学典礼。

西南联大结束及国立清华大学复员迁校的布告

  满目疮痍的清华园

  日军在侵占清华园的八年中,清华大学优良的教学设施、丰富的藏书、优美的建筑等,都遭到严重破坏。

  建筑物:校内图书馆、各院系馆、教授住宅以及学生宿舍均受严重毁坏。图书馆书库做了外科手术室,阅览室做了病房,钢书架被拆,图书被洗劫一空。前体育馆被用作马厩和食物储藏室,嵌木地板全被拆毁。更有甚者,新南院竟成了日军随军妓馆。据统计,图书馆、体育馆、大礼堂、化学馆、生物学馆、气象台、电机工程馆、土木工程馆、机械工程馆、水利工程馆、航空研究所、第一院、第二院、工字厅、古月堂、医院等建筑损坏40%,第三院损坏75%,甲乙丙三所、北院、南院(西式住宅)、新南院、新西院损坏50%,南院(中式住宅)、西院、新职员住宅损坏80%,春润庐一处更是毁坏殆尽。

旧南院教授住宅成了马厩

  图书:清华一贯重视图书馆建设,至抗战前夕,馆藏书刊已极为丰富,计36万余册。1937年“七•七”事变后,学校被迫南迁抢运出一小部分图书。1938年4月,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在昆明建立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清华图书馆运抵昆明书刊23000余册。在运抵过程中,暂存重庆北碚的1万余册图书遭日军轰炸,损失惨重,仅烬余3千余册。抗日战争胜利后,清华大学1946年复校北京清华园时,图书馆已面目全非,未及运出遗留的馆藏图书损失达17万5千余册。抗战期间,图书馆图书总损失超过79%。

  仪器:日军将各系馆全部改为伤病员住房,馆内器物设备或被占用,或挟出变卖,或肆意摧毁,或付之一炬,各实验室之设备全部被拆除,机械设备被运至南口修理厂供日军修理军械之用。沦陷期间,未来得及运出的仪器全部荡然无存。

机械馆内机器荡然无存

  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不仅是对中国社会、经济造成了严重破坏,更是一场文化的浩劫。

  困难重重的接收

  抗战胜利,清华大学立即派人返回北平接收清华园,并于1945年12月成立了由陈岱孙主持的接收委员会,负责处理接待和复员工作。但在随之而来的接收工作中,国民党军队却将“接收”变为“劫收”,给学校工作造成极大障碍。

  日本宣布投降后,国民政府第11战区接收委员会卫生组抢先接管清华园内日军医院,封存了该院所有物资,不久,军政部又将清华园日军医院的接收权转交给后勤司令部第五补给区。

  后勤司令部第五补给区不但封存了校内所有仓库,并声称一切物资均要听其发落。无奈,梅贻琦致电何应钦,要求按教育部的指令由校方接管校内一切普通物资。何应钦表示同意。但当清华代表前往第五补给区交涉时,却被对方以未曾收到何应钦指令为由拒之门外。其后在军政部部长陈诚批转清华的书面请求后,接收大员却以直接受命后勤司令部为由相推诿。直到1946年7月中旬,在清华大学被迫割舍全部医疗器械、药品和大部分车辆、被服的条件下,这场争执近一年的财产纠纷案才告解决。

  就在清华方面与军方交涉收回校园时,第五补给区却动议将日军医院改编为后勤部第二十八兵站医院。清华校方立即致电第五补给区司令部,要求军方尽快迁出,以免“滋生误会”。同时电告李宗仁:“该批伤患兵士现余不过90余人,治病己久,遣送回国自属轻而易举,似无另行组织兵站医院之必要。而敝校自敌人盘踞八年有余,破坏特甚,修缮维艰。又复员期迫,刻不容缓。”

  直到1946年4月中旬,日方“续借”期满,日军伤兵也己全部回国。此时,驻扎清华园的军方人员虽再无继续滞留的理由,但仍无迁让之意。在迫不得己之时,清华一面越级上告到行政院院长临时驻北平办公处和军政部,要求其出面主持公道;一面将军方代表上述行径公布于众,并向全社会呼吁“甚盼其能木维护教育之旨即行迁让,不再延宕,否则不惟摧残教育,责有攸归,而军令不行,纪律何存?”在多方压力下,第五补给区又拖延了3个月之后才勉强离开。但此时,复员师生己大批抵达北平,离开学之日已不足2月,不仅校园整修工作被严重贻误,而且军方留下的创伤更是短期内难以抚平。

  艰难的恢复

  北上复员后的清华,校园满目疮痍。各项重建工程需费浩大,而教育部拨给的复员修建费远远不敷各项工程和家具设备修理的开支。在学生人数增加一倍情况下,学校无力扩建学生宿舍、教室与实验室,造成“宿舍拥挤,教室不敷分配,实验更成问题”的紧张现象。工学院学生“按合理分配,每六人应有车床一部,现每百人仅有一部”。理学院因战时仪器设备损失很大,复员时各实验室四壁萧然,虽勉强有所恢复,但仍不足以应付教学需要,学生实验条件远不如1937年前。由于图书损失严重,对文、法学院师生教学与科研,也造成严重困难。图书馆馆长潘光旦制定了“以适用为主,不存偏见,不究版本,不专收买太贵的学生并不常用的专书”的购书原则,到1947年3月已购进新书3万多册,初步满足教学需要。

  内战期间,物价暴涨,政府拨给清华的经费根本不足以应付日常教学与科学研究工作的需要,学校的教学与学术研究只得处于维持状态,甚至师生的生活也难以为继。

  学校设有教务处、秘书处与训导处三处,另外还有校长办公室、会计室及聘任、工程、图书等协助校务、学生管理、职工福利等工作的各种委员会。

  虽然条件简陋,学生人数却比战前几乎增加了一倍,全校师生员工总数逾3000人,校舍日趋紧张。复员后,经校方的不懈努力,校园面积和建筑逐步增加:学校接收了原日伪土木专科学校校舍及附近土地,用作战后增设的农学院的校舍;在校园以南购地建设教授住宅,即“胜因院”;又建设了教职员住宅区,取名“普吉院”;在校园以东购地若干,供清华工学院新建实验馆舍。到1948年,校园面积扩大到1600多亩,建筑面积增至104935平方米。

  扩大院系

  抗战胜利后,清华对复校有长远宏大的规划。不仅仅满足于恢复到1937年前的水平,还力图更上层楼。清华“复员不是‘复原’,而是要从原来的地位上向前不断地迈进,它有积极的新生,改进的意义。清华的复员工作,不只是使她的外表恢复旧观,更重要的是她有新生的改进的内容。”

  学校恢复且扩充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扩大学校的院系、研究所设置规模,全校设有5个学院,26个学系,1个研究院。

文学院

中国文学系  外国语文学系  哲学系  历史学系  人类学系*

理学院

数学系  物理学系  化学系  生物学系  地学系  气象学系* 心理学系

法学院

法律学系*  政治学系  经济学系  社会学系

工学院

土木工程学系  机械工程学系  电机工程学系  航空工程学系*

化学工程学系*  建筑工程学系*

农学院*

农艺学系  植物病理学系  昆虫学系  农业化学系

注:标*为新建院系

  这一时期,教育部鉴于清华体育师资设备较好,曾要求清华开办体育系。学校考虑到开设体育系与学校性质不合,又限于经费等条件,未予照办。清华也曾筹划添设艺术系,也因种种原因未能实现。

  至1947年度,全校教职工有391人,其中教授、副教授110人;在校学生总数增至2300多人,其中工学院学生超过半数,有1200多人。

  复员后,清华大学继续保持过去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治学精神和文化氛围。梅贻琦明确指出,学校“在政策方面,则于计划训练大量青年之外,尤应注意于学术研究之提倡。”学校发展要控制规模,“毋宁多重质而少重量,舍其广而求其深。”

  这个时期的本科生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教育部规定有应试大学资格之学生、且经清华审查合格的中学毕业生;一是在其他公立或曾经立案之私立大学,本科修业满一年或二年之学生,得有原校之修业证书及成绩单,经清华审查合格准予参加转学考试的转学生。学生入学后,可以申请转系。关于转系,学校规定:本人申请并经所在系的系主任核准后,方可转出该系。转入系后,按照该系的规定课程,重新审定其原有学分,并核定其年级。本科期间,学生只能转系一次。

  研究生培养在各研究所内,清华大学研究院设中文、历史、哲学、外文、社会、经济、政治、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学、气象、心理、土木、机械、电机、航空、化工、建筑、植物病理、植物生理、昆虫等23个研究所。研究生入学后,会同研究所主任确定导师。研究生修习课程,由所主任与导师审定。研究生学制一般为2年,最多不超过4年,修习学分不少于24学分。各项考试,以70分为及格,研究生学年平均成绩不及65分,即令退学。这个时期研究生培养规模较小,工科的6个研究所都无研究生,其他多数研究所也未招研究生。全校研究生总数不足50人,1947、1948年两届仅有5名研究生毕业。

  由于三校分别复员,师资较之西南联合大学时骤然减少,加之一些教师由于种种原因不能按时到校,致使学校能开出的课程相应减少。而且战争使大部分教师长期呆在国内,图书资料缺少,导致教师对国际科学技术的发展前沿缺乏了解,讲课思路与内容存在部分局限性。后来,学校新增了几位国外归来的教授,如钱伟长、钱三强、张维等人,开出了一些反映当时科学技术最新成果的课程,如《原子核物理》;或开出了原属缺门的课程,如:机械制造方面的课程,等等。这个时期,清华还与燕京大学加强交流合作,交换培养学生,以有限的资源培养更多更优质的人才。

  由于经费方面原因,战前清华的一些学术性刊物,如《清华学报》、《科学报告》、《社会科学》、《工程学报》以及新创办的《农学记录》等,均先后勉强出版了一期停刊。

  学校在努力加强教学、科研的同时,仍非常重视社会服务。除了已有院系外,新建院系同样如此。以1946年新成立的气象系为例,仇永炎校友回忆“当时在华北地区,清华大学气象系的资料是最完整、最准确、最全面、最可靠的。北京、天津、太原等地的营造建设单位常到清华气象系收集资料,咨询问题,特别有意义的是:唯独清华清华气象台才有的深达12米的地温观测资料,对于农林发展、国防建设都有重要用途。”

  紧张丰富的校园生活

  这个时期,同学们的生活仍非常丰富。各类社团、协会纷纷成立,丰富了同学们的校园生活。当时曾有学生评论“学校里的社团一天比一天多,体育会,壁报社,团契,读书会等纷纷成立,大家在社团里过着如家人团聚的生活,一块学习,一块玩,一块工作。从团体生活中大家不但得到了精神的慰藉,健康的生活,正当的工作,而且在学习上求得了长足的进步;这个可以从民主墙上的许多壁报得到证明:壁报上披露出他们的工作报告,读书笔记,生活检讨,以及对时局的研讨。”其中,出版物先后有《清华周刊》、《清华旬刊》、《清华新闻》等;文艺团体有阳光社、新诗社、文艺社、大家唱、“新生”歌咏队、管弦乐队、军乐队、剧艺社、国剧社、中国音乐学会等;体育类社团有“铁马”、“金刚”、“黑桃”等体育会。其中,“铁马”的特长是篮球,“金刚”的特长是排球,至少有一百多人;联大时期金刚、铁马多半是工学院的,1946-49年间都是全校性的。“黑桃”是垒球为主,是全校性的组织,有七十多人,有男垒、女垒,垒球教练是外文系的陈福田教授。也有篮、排球队,“悠悠(优游)”是乒乓球队,还有其他球类的球队。

1947年校庆36周年,校友们进行体育游戏。打驴球。

  “除了社团的活动外,还有许多全校性的活动,譬如自治会号召之春耕,民众识字班发动的教学,医疗工作,工友夜校的工作,都需要大批的人去推动它。我们常常可以看见,提着药箱下乡医病的‘大夫’,或是那一群乡下小孩子围着一个‘女老师’,或是炎阳下一个赤着膊子在耕种的‘老农夫’,或是开夜车赶着写壁报的‘编辑先生’,这些都会给我们一个极深的印象——生活得快乐而有意义!”

  这个时期,虽然国内政局动荡不安,学生运动持续不断,但在学习之余,同学们的业余生活,不可谓不丰富多彩。

  抗战胜利后,清华大学师生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复员重建工作中去。但在此后几年间,国民党在政治上腐败与独裁、经济上的恶性通货膨胀以至于彻底崩溃,尽失民心,与共产党在政治、军事上节节胜利形成鲜明对比。清华广大师生在进步思想引领下、在中共地下党组织下,逐步放弃对国民党的幻想,积极投身于“反独裁、反内战”和反对美帝国主义等爱国民主运动中,以饱满的热情迎接清华园的解放与新中国的诞生。

  延伸阅读:

  清华早期发展原子能计划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曾欲发展原子弹事业。1946年夏,国民政府军政部约见吴大猷、华罗庚、曾昭抡3位教授,着意策划组建原子弹研究机构;还选派物理(朱光亚、李政道)、化学(王瑞駪、唐敖庆)、数学(孙本旺、徐贤修)各两名年轻学者赴美学习与考察,但该计划很快搁浅。

  1946年11月底,梅贻琦致函在法国的钱三强,邀请其回母校任教。1947年2月1日,钱三强给梅贻琦校长的回信中,接收清华聘请,并提出“甚望教学工作外,尚能树立一原子核物理研究中心。”梅贻琦5月15日回信:“原子核之研究,实今日科学上最重要之工作,而国内尚少推进。”并“即决以五万元(美金)作原子核研究设备之用”。表示清华将积极支持钱三强的提议,开展原子能研究。梅贻琦与叶企孙、周培源等一起策划,立即着手酝酿一个发展原子能科学的计划。清华发展原子能的计划切实而可行,并依钱三强建议筹措原子核物理研究中心,研究力量方面计划将清华、北大、北平研究院三家联合起来共同发展原子能。

  其时,北京大学也在酝酿研究原子能,校长胡适曾于1947年初聘请钱三强去北大发展原子能,此外中央研究院、中央大学也多次致函相约钱三强。钱三强因“已与母校有约,故皆婉辞”了胡适等的邀请,并退回北大寄出的归国旅费。于1948年5月,钱三强、何泽慧夫妇和襁褓中的女儿一起从马赛启程回国,历经一个多月海上颠簸达到上海,因一大批行李被海关扣留迟迟不能北上。清华特派叶企孙专程抵上海接钱三强来清华工作。

1947年2月1日,钱三强就发展原子能科学致梅贻琦函

  然而,就在该项计划积极推进之时,美国得知此计划后,出于自己全球战略利益需要,由美国大使馆出面干预,迫使国民政府下令清华、北大、北平研究院等机构终止这一计划。中国早期发展原子能事业的努力遭受严重挫折。

  转自《清华人》2008年第1期

(http://news.tsinghua.edu.cn)
[更新:2008-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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