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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骥:中国面对低碳经济热潮需冷静

2009年10月23日 08:52《 中国能源报 》

 哥本哈根谈判成功与否,主要矛盾不是中国如何,而是发达国家是否切实有政治诚意采取实质性行动。

从2000年至今年8月,世界自然资源研究所中国区首席代表邹骥教授一直担任联合国气候谈判中国政府代表团谈判代表。邹骥教授近日接受《中国能源报》记者专访,介绍了自己的研究团队在“中国中长期低碳排放情景研究”方面的成果,并以研究为支撑,表达了自己对即将在年底举行的哥本哈根会议的期许。

短期内我国的绝对排放量达不到峰值

中国能源报:您有一个观点认为一二十年内我国的温室气体绝对排放达不到峰值,这是基于怎样的研究成果得出的结论?

邹骥:我们将未来与能源相关的减排情景分为三种:基准情景、控排情景和减排情景。基准情景是说,把现在的节能减排技术、政策措施都坚持下去,没有更进一步的措施、投资和新技术引进了。从什么都不做到进入基准情景就要花很多钱。

控排情景是说,在基准情景下继续加强控排,但是老百姓生活改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经济发展等基本上不受约束和影响,扶贫、全民社会保障等都继续取得较大进展。做到这一点中国也要支付很大的成本,但却是以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较小为前提,排放量要比基准情景显著下降。不过绝对排放量不会下降,只是排放的增加速率逐年下降。2030年之前排放量的增长还很快,但大约到2030年之后排放量增长率趋缓,排放总量趋于持平,几乎到2050年之前还没有达到绝对峰值。

还有一个就是更激进、更极端的减排情景。就是说我们不惜工本,不怕国民经济受损失、就业受影响、人民生活改善停滞、社会保障迟迟不能大范围地推开、贫困地区几十年里改变缓慢,把大量的社会财富都用到节能减排上来。从纯粹技术可行性角度看,是有可能在2030年出现峰值的,但经济代价巨大。

总而言之,在综合考虑人口趋势、社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改善的基本需求、能源禀赋和技术变动等各方面的情况之后,我们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所需要的排放空间在未来大约20年的时间内还需要继续增加,这个是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是经济规律、能源规律和科学技术发展规律决定的。国内也有一些学者要求中国在2015年、2020年以前达到排放峰值,但我们认为没有令人信服的依据支持这样的要求,不具有可操作性,所以不能苟同。

中国能源报:根据你们的研究,一二十年内我国的排放量达不到峰值,主要的制约因素在哪里?

邹骥:在几种排放情景下,能源结构是不一样的,在基准情景下,2050年煤炭在能源结构中的比重接近40%,控排情景下略高于20%,减排情景下不到20%,煤的比重会下降。

减排量背后蕴藏的实际上是未来的技术选择。现有的技术只能够对减排做出非常有限的贡献。即使达不到峰值,在基准情景下,中国也还需要60多种技术,包括能源生产、供给、使用的技术——未来的骨干技术来支撑节能减排。这样的技术必须要得到广泛的、大规模地运用,才有可能把排放控制住。从现阶段看,其中有40多种是我们自己不掌握的核心技术。从未来的技术情景来看,可再生能源、核能等清洁能源,可能会遇到一些技术上的制约,导致未来这些技术的进一步部署和推广受限。

按照基准情景,到了2050年我们要排放162亿吨二氧化碳,控排情景是95亿吨,差了将近70亿吨。那么好,你这么做已经大量减排了,但人家还不满意。美国、欧盟说你这个还在涨,地球不行了,你必须得减得更多。但是我们的结论是:2030年以前我们的排放量是绝对减不下来的,就是你给我钱,我也没那个技术。到了2030年以后,CCS这些技术都推广了,好,从技术上看达到峰值是可行的,但是在经济上代价是巨大的。问题就出在这里了。如果希望我们达到控排情景和减排情景的水平,按照2005年的汇价来算,2030年以前,我们每年的额外增量成本是从几百亿直到两三千亿美元。

以成本最小技术达到控排目标

中国能源报:作为中国人民大学“能源与气候经济学项目组”负责人,您能不能对该项目的研究框架和研究原理做一些介绍?

邹骥:我们做这项研究的分析框架就是从未来的社会经济发展入手,展望中国的未来人口、国民生产总值、产业结构、城市化程度等这些因素会怎样变化。然后推导出未来的主要能源服务需求量,即主要耗能产品的需求量,例如交通负荷、住房面积、一些主要的原材料的需求量(如金属、水泥、化工产品等)。然后从能源需求端来看未来提供这些能源服务的技术会如何变化。这就出现了提供能源服务技术的选择问题。从能源供给端来看,可以用石油、天然气、煤电,也可以用核能及水电等来满足这些需求,这些都对应着不同的能源供给技术(比如发电技术)。这些不同的能源需求端与供应端的技术组合则对应着不同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我们通过不同能源种类的排放因子把排放量转化过来。

关于技术,我们把能源价格变动趋势、技术数据(例如包括技术的寿命周期、成本、扩散率、学习率)、投资、市场份额等数据建成一个涵盖六大高能耗部门、388种技术的数据库,输入到优化模型中去运算。这里面主要用的是反映经济学原理和诸多能源科学技术常识的非线性优化模型。这个模型的目标函数是:以最小的成本实现既定的控排目标。 还有一系列假设:包括能源使用效率、能源效率改善的速度、一些燃料的价格指数、汇率等。

在社会发展的背景下看气候问题

中国能源报:今年年底联合国气候谈判大会将在哥本哈根举行,请问您做为一名了解谈判进程的中国学者,希望向世界传达怎样的观点?

邹骥:我的观点是:首先,要在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看气候变化问题,包括中国的气候问题。从主观上来讲我们恨不能让排放量从明天起就降下来,但是我们必须尊重客观规律,主观愿望不能作为解释现实进程和决策的依据。在全球掀起低碳经济热潮的时候,我们的头脑需要冷静,否则最终会不利于节能减排、保护气候。

其次,我们要表明中国的能力在什么地方,要有实事求是地、全面地判断。如果考虑中国的承诺,应当知道能承诺什么东西,承诺的时机是什么。在国际利益体系中,这些都是有讲究的。

在节能减排的核心技术上,我们需要国际合作,需要发达国家予以转让,使这些技术有可能在未来的二十年内,在中国得到广泛运用。否则我们需要的时间会更长,从而延误控排减排的进程。所以我们对哥本哈根会议提出的一个要求就是发达国家在技术开发和转让问题上必须予以全面的合作,必须采取实质性的行动。

对应的还有资金的要求。要实现节能减排,一方面我们自己要把社会财富投入进去,但另一方面如果希望达到控排、减排情景的水平,我们要支付很高的额外成本。完全由中国的企业负担这样的成本,来获取全球的气候利益,我们认为是不公平的,谈判就是要看看在国际社会如何分摊这个成本。这就需要全球讨论出一个资金解决机制,特别是对气候变化负有历史责任的那些发达国家,在补偿这些增量成本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我们有权利提出技术和资金上的要求,而发达国家也有义务来满足这个要求。现在哥本哈根的谈判在这个实质性问题上出现了巨大的分歧,使得谈判取得进展非常艰难。国际上有一种舆论,说哥本哈根谈判成功与否,就看中国和美国怎么做了。我不大同意这个说法。我认为主要矛盾不应当是中国如何,而是发达国家是否切实有政治诚意采取实质性的行动。

所以哥本哈根的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节能减排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环境问题,在其根本实质上已经成为不同国家在经济、环境的利益与权利上的一种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