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语言文学系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清华大学-哥伦比亚跨语际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座谈会
 
主题:中国人与国际纵队:西班牙的召唤 (1936-1939
与会嘉宾: 倪慧如、张承志、韩少功、李  陀、索飒、
  禾、鲍  昆、格  非、王中忱
时间:2013年6月14日14:00—16:00
 
【说明】 20世纪30年代,在震惊世界的西班牙内战中,有一批华人志愿者加入国际纵队,投身到壮烈而惨烈的反法西斯战争。但后来的历史叙述却遗忘了他们,甚至遮蔽了这段往事。直到八十多年以后,才有两位自然科学研究者不懈地在尘封的历史中探寻这批中国志愿军的踪迹,并将之行诸文字。这就是倪慧如、邹宁远合著的《当世界年轻的时候—参加西班牙内战的中国人(1936—1939)》。
2013年6月14日下午,由清华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跨语际文化研究中心主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协办的学术座谈会在甲所二楼会议室召开,中心主任刘禾教授首先对此书简体字版的出版经过做了介绍,作者倪慧如女士做了主题发言,与会嘉宾张承志、索飒、韩少功、李陀、鲍昆、格非、王中忱等围绕此书畅谈感想,开放讨论时气氛更为热烈。在此,谨选录座谈会的部分发言,以供关心者分享。
 
 
刘禾:
大家好,今年很特别,因为今年是西班牙内战的国际纵队撤出西班牙第75周年,今年也很特殊,因为《当世界年轻的时候》这本书的简体字版终于在大陆出版了。我先简单说几句,然后请倪慧如女士给大家讲讲这本书写作的过程。
2011年我在哥伦比亚大学与纽约的国际摄影中心合办了一个会,配合国际摄影中心在纽约举办的一个有关罗伯特•卡帕摄影生涯的展览,他是当年在西班牙战场上最著名的摄影师,也是纪实摄影的始作俑者。我们的会请到了鲍昆先生,也请来倪慧如女士和她的先生邹宁远。他们当年在台湾由人间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标题和现在的书名不一样,叫《橄榄桂冠的召唤》。我读了这本书极为感动,觉得这段历史被我们大家都遗忘了。我感慨的是,倪慧如和邹宁远是从台湾到美国的科学家,并不是历史学家,但他们花了十几年时间寻找那些曾经参加国际纵队,投身于反法西斯战争的华人勇士,同时也记录了很多后来从西班牙内战辗转到延安的外国人,比如说德国人、保加利亚人、印度尼西亚人、还有印度医生。我读到这些故事,非常震撼,鲍昆先生当时也受到了震撼,我们认为这本书的读者应该在中国大陆,开始商量怎么在大陆出版简体字版。鲍昆先生一回北京就四处联系出版社,两年后,这本书终于以一个新的标题《当世界年轻的时候》和中国大陆的年轻读者见面了,我特别希望年轻人关注这本书,尤其是因为这个历史长久被遗忘。
    
              
 
倪慧如:
在讲之前我要特别感谢刘禾老师和鲍昆老师,这本书的繁体字版已经出版了十二年,如果没有你们两位的推荐的话,今天这本简体字版还不能跟中国大陆朋友见面,所以非常感激你们。很巧的是西班牙文版也是上个月在马德里出版,我们非常高兴,在今年国际纵队撤离西班牙75周年的时候,居然这两个版本都出版了。我要向一石文化的马健全女士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曹凌志先生致谢,他们非常认真,在极短的时间内把书印出来,因为赶着配合我们在上海的一场演讲。现在我就很简单的讲一下西班牙内战跟参加战争的中国人,把多余的时间留给这些嘉宾,谢谢刘禾老师请来这么多我非常尊敬的老师们,谢谢你们能够出席这场座谈会,我也非常期待能够听到你们的发言。
    西班牙内战是1936年7月份爆发的,佛朗哥将军在西班牙的教会、地主和保皇派的支持下,发动了军事叛变,想一举推翻人民选出来的西班牙共和国。这个时候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马上派军队送军火支援佛朗哥叛军,使得西班牙变成法西斯试验新式武器的战场,为他们未来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做准备。当时西方国家的态度是怎么样呢?他们签订了不干预的协定,表面上是表示中立,不支援任何一方,但实际上他们不但运石油运卡车,而且运军火去支援佛朗哥叛军。所以在兵力跟军火极端的悬殊底下马德里告急,全世界有4万多人来自53个国家,纷纷赶到西班牙,组织了国际纵队,跟西班牙人民一起来抵抗法西斯。当时中国正受到日本法西斯的侵略,自身难保,我们万万没有想到在国际纵队里面居然有中国人!这本书就是描写我们所找到的中国志愿军的事迹。
    1937年4月份,希特勒为了试验新式轰炸机的性能,轰炸了西班牙北方的一个古城格尔尼卡(Guernica),毕卡索把轰炸的惨状凝缩到画布上,创作了一幅很大的壁画。这巨大的不义,触动了全世界各个角落、各行各业人士的心灵,不论是作家、艺术家或者是科学家,都纷纷站出来,仗义执言。譬如匈牙利的一个摄影家卡帕(Robert Capa),他赶到西班牙的前线,拍摄了相当多珍贵的照片,传布到全世界。爱因斯坦当时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他非常关心西班牙内战,他说“在我们的时代,唯一使我们对未来抱着希望,就是西班牙人民为了自由和人类尊严的英勇奋斗。”英国作家奥威尔(George Orwell)索性投笔从戎,1936年跑到西班牙去参加当地的民兵,后来他根据在战场上的经历写成了一本书《向Catalonia致敬》(Homage to Catalonia)。加拿大的白求恩医生,在中国是一个家喻户晓的英雄,但是在他到中国之前,1936年就来到了西班牙参加国际纵队,把流动血库的技术带到前线。智利诗人聂鲁达,当时在马德里的智利领事馆工作,他说“我要使自己谦卑的诗成为他们的剑和手帕,来抹去他们悲痛的汗水。”在 “国际纵队到马德里来了” 这首诗里,他是这样描述国际纵队“因为你们舍身而把新生命注给失去信念,空虚的心,对大地的信赖。” 美国作家海明威根据美国一位参战者的故事改编成《战地钟声》这部小说,后来拍成电影。
    西班牙内战时有一张海报,背景是一个贴着国际纵队红色三角徽章的地球,上面有三个战士的头像,代表黄种人,白种人和黑种人,显示全世界四万人从53个国家,不分肤色,统统来到西班牙参加国际纵队,支援西班牙人民抵抗法西斯。那位黄种人是根据日本参战者白井而画的。据我们所知白井是参加国际纵队唯一的日本人,后来战死在西班牙。
    当西班牙内战厮杀如火如荼时,远在千里外的中国,正受到日本法西斯残暴的侵略。中西两国人民同是法西斯的受害者,因此两国人民惺惺相惜,当时在西班牙战场的消息常常上中国报章头条新闻,而且文艺界经常有许多西班牙的报导文学,譬如1937年4月《译文》杂志就刊出了一个西班牙专号。
    1936年上海有两位年轻的音乐家麦新和吕骥,他们根据报纸上报导西班牙战场的情形写了一首《保卫马德里》歌曲,献给西班牙人民,据说当时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的学生都非常喜欢唱这首歌。
    即使远在对外交通不便的延安,也对西班牙的战情消息掌握神速。1937年毛泽东在给西班牙人民的公开信上写道:“你们所努力的事业就是我们所努力的事业,我们激动的读着由各国人民组成的国际纵队,我们很欢喜的知道,有中国人和日本人参与其间。”
         1986年正好是西班牙内战五十周年,美国林肯兵团出版了一本纪念册,里面列出美国志愿军的名单,浏览中我们意外地发现了三个像似中国人的名字,于是开始寻找,找的过程中我们才发现原来这段历史空了白。1988年在美国老战士家里我们看到第一张中国志愿军的照片,在未来的十余年,我们便利用工余的时间,到处寻访认识中国志愿军的国际老战士和他们的亲友,查询各国挡案馆资料。2001年我们把研究的成果写成《橄榄桂冠的召唤》一书,由人间出版社在台湾出版。
         参加西班牙内战的中国人,我们能够确认的有十二位,其中只有一位直接来自中国,他是上海人陈阿根,年纪二十四岁,因为组织工会,被国民党追捕,情急之下他跳到一艘法国汽轮,在驶往欧洲的旅途上,一位越南籍的厨子说服了他去西班牙参战,于是他来到了西班牙北方的阿斯图里亚斯省(Asturias)参加当地的矿工民兵,1937年下半年他被佛朗哥军队逮捕,在圣佩德罗(San Pedro de Cardena)牢狱的囚犯名单中就有他的名字和资料。他在牢里饿肚子做苦役,吃尽了苦头,1942年在马德里获释。
    有两位中国志愿军来自美国,陈文饶是其中的一位。他是广东台山人,移民到美国之后,在纽约的中国城餐馆打工,工余便从事争取华工权益的工作,1937年他志愿去西班牙参加国际纵队, 9月初在贝尔奇特(Belchite)战役右脚受伤,送到贝尼卡西姆(Benicasim)医院疗伤。在医院里他写信给纽约的先锋报,讲述他参战的经过、受伤的情形跟他在医院里面的工作。1937年年底他伤愈重返战场,第二年4月他在甘德萨(Gandesa)战役阵亡。
         参加国际纵队的中国人,分散在不同的部队,难得见面,有一回三位中国志愿军喜相逢,于是拍照留念。他们是来自瑞士的林济时,来自巴黎的刘华丰,在国际纵队里面当护士,还有一位是来自美国的张纪。张纪是湖南长沙人,早年留学美国,在明尼苏达大学取得矿冶工程学位,后来经过30年代初期经济大萧条,使得他的思想有一个彻底的转变。1937年他奔赴西班牙,但是因为身体不好,所以只能在后方做后勤的工作。他也提笔写信给纽约先锋报,描述他工作的情形,还提到遇到其他的中国人。因为他老是生病,到了1938年秋天他便离开西班牙,到了香港为八路军做英文翻译的工作。
         中国志愿军中多数就近来自法国,其中张瑞书和刘景田在法语的第14纵队颇有名气。张刘两位都是山东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协约国招募到法国去的华工,战后他们留在法国,在雷诺(Renault)汽车工厂当工人。1936年11月他们断然放弃了稳当的工作,来到西班牙,要求参加机关枪队,但是没有被批准,原因是他们年纪太大了,都四十多岁,后来就派他们当担架兵。刘景田有张在战场背负伤兵的照片,刊登在西班牙内战一周年的纪念册上。张刘两位的英勇在国际纵队里是出了名的,第14纵队的《联队》杂志常常刊登赞扬他们勇敢的文章,张瑞书还成了马德里Estampa杂志的封面人物,这个后面有一个小故事,张瑞书忙碌成性,每次从战场上退下来休假的时候,他一个人老是留在营里面工作,不肯外出休假。有一次他的队长命令他去马德里休假,他只好听从,到了马德里大街,远远看到报摊上挂着一张光头大照片,他走近一看,大吃一惊,心想怎么这张照片这么像我?围观的一些路人马上一涌而上,争相拥抱他,这时他才明白为什么他的队长命令他非去马德里休假不可。
    1938年国际志愿军因为种种原因被西班牙政府要求撤退,希望所有在西班牙境内的外国势力都能够撤离,使得这场战争真正是一场内战,由西班牙人自己来解决。可是实际上法西斯军队并未撤离西班牙,而国际纵队的确撤退,收押在法国集中营里。张瑞书跟刘景田很快受到法国工人的保释救了出来, 1939年的年底他们辗转到了延安。在延安他们俩老是当上模范工人,当年延安解放日报还有报导他们的文章。
    那位从瑞士去西班牙的林济时,他的本名叫谢唯进,是四川璧山县人,早年勤工俭学到了法国,最后辗转落脚德国,在哥廷根(Göttingen)大学念书,接受了左翼思想,加入共产党。希特勒当权以后,林济时带着年幼的儿子逃到瑞士避难,1937年4月份,他把他的儿子托给瑞士的朋友照顾,自己跑到西班牙申请加入国际纵队,但是没有被批准,6月他写了一份详细的陈情书,终于获得批准,加入了坦克部队。1937年8月底,他在金托(Qinto)战役右脚膝盖受伤,在医院里疗伤时,经常向西班牙的媒体宣传中国的抗日战争,西班牙报纸Ahora就有一篇这样的报道。
    在医院里林济时收到一个非常珍贵的礼物,那是一面大锦旗,由毛泽东托付一位海员从上海辗转运到西班牙。这面锦旗是大红底金黄字,上款是国际纵队中国支队,其实并没有中国支队,中国人都是分散在不同的部队。锦旗上写着:“中西人民联合起来,打倒人类公敌--法西斯蒂”,下款署名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同赠。1939年国际纵队统统撤退到法国,中国人住在戈尔斯(Gurs)集中营J16号的一个木屋,门口挂着那面大红锦旗,中国地图,和他们在集中营里办的中国抗战情报。
         在戈尔斯集中营,中国人同其他国际志愿军合照。因为张瑞书和刘景田早被法国工友救出,所以中国人只剩张树生、李丰宁、杨春荣、张长官和林济时,还有一位是印尼籍的华裔毕道文医生。在集中营里面他们忧心如焚,巴不得能够尽快回到中国参加抗日战争,于是由林济时起草写了一篇向海外侨胞的呼吁书,里面还列举了在集中营里面的中国人名单,这篇呼吁书刊登在纽约的救国时报。1939年10月份他们终于获救,离开法国集中营,分别奔赴中国。
    总的来说,我们所找到的中国志愿军,陈阿根是直接从中国去西班牙,陈文饶和张纪两位来自纽约,有七位来自欧洲,其中除了林济时是从瑞士去的,其他六位位都是来自法国,张树生和张长官两位是西班牙当地的华侨。这12位中国人中绝大部分是工人,只有张纪跟林济时两位受过高等教育。中国志愿军的年龄普偏偏高,他们到达西班牙的时间多半都是1936,1937年,只有杨春荣在1938年才到西班牙参战,中国人都分散在不同的纵队里面。
    参加西班牙内战除了中国人以外还有其他的亚洲人,他们来自印度尼西亚、日本、菲律宾、印度和越南。
    还有一批外籍医生,他们参加西班牙内战之后又到中国去参加中国抗日战争。中国人比较熟悉的是白求恩医生,对其他医生可能知道的不是很多,他们来自印度,印度尼西亚,保加利亚,德国,波兰,奥地利,罗马尼亚,捷克,匈牙利和苏联。因为他们从西班牙来,所以中国人称他们为“西班牙医生”。能够参加西班牙内战,就已经难能可贵,能够参加两个反法西斯战争更是了不得。在贵阳有一个纪念碑,纪念他们参加抗日战争。
对于在西班牙阵亡的国际志愿军,海明威写过一篇悼念的短文,结尾是这样写的:“没有人比在西班牙阵亡的人还要光荣的入土,这些光荣入土的人士,已经完成人类的不朽。”
西班牙人民是不会忘记国际志愿军的。1938年10月在巴塞罗那送别国际纵队的大会上,西班牙女英雄伊巴露丽(Dolores Ibarruri)致词,她说:“你们是民主团结四海一家的英雄典范。我们不会忘记你们。当代表和平的橄榄树枝重新发出绿芽,编结成西班牙共和国胜利的桂冠时,请务必回来!”
西班牙人民果然没有忘记他们。60年后,也就是1996年他们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当那些拄着拐杖、坐着轮椅的老战士们缓缓进入马德里的体育场时,立刻万人起立垂泪欢呼“¡No Pasaran!”, 这句话是当年西班牙内战的口号,就是不许法西斯通过,那个欢迎的场面令我终身难忘。
因为有了国际志愿军他们,世界再也不一样了,他们活出了一个没有国界不分种族的未来新世界。直到现在全世界人们还在谈论国际纵队,年年有新书出版,有纪念活动。
1938年巴黎“救国时报”赠送中国志愿军一面锦旗,上面诗文的最后两句话,总结了国际纵队的精神:“人类是兄弟姐妹,全世界是咱们的家乡”。
有人问,这样四海一家的壮举,是否随着西班牙内战的结束而终结呢?
我认为当然不会。人类在不同的时期,在不同的地方,都有类似的行动,只是强度不同,规模不一样。就举近年来的两个例子。
十年前,2003年2月15日,全球3千万人,从60几个国家、600多个城市走上街头,想阻止美国布什总统,不要发动伊拉克战争。台北和香港也都参加了这场全球反战活动,连南极也有科学家参与,一个月后北京大学学生也举牌反战。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抗议活动,纽约时报的记者有感而发,他说:“這個星球上的兩個超級大國:美國和世界公眾輿論。”
第二个例子就是前年开始的全球的占领运动,2011年10月15日,全球82个国家的人从951个城市走上街头,他们呼喊:“我们是99%”,反对1%的人压迫99%的人。这场全球占领运动还在进行中。
虽然全球反战运动和全球占领运动,参与的人数远远超出国际纵队的4万人,但是国际纵队用自己的生命来体现四海一家的理想,是后人追随的典范。但不论如何,人类追求四海一家的理想的确从未停止过。
 
                  
 
张承志:
西班牙内战问题,虽然在中国不仅已是一个被彻底遗忘的话题,而且是被相当多的知识分子有意否定的话题。但我想,人类的思想,包括中国的思想不会甘于堕落。正确的思想、对世界历史的看法,早晚会重新形成。
对西班牙内战的历史的了解,对于我这样习惯从感性了解问题的人,有两个契机。一是在2003年,刚才的幻灯片中有2003年2月15日全球的大游行的画面。要知道,那次游行在全世界共有2000万人、600个城市参加;而西班牙的马德里排在全球第一。我目击了婴儿车都被推上了街,参加了反战游行。反战游行中人们打出了各式各样的口号,这些口号非常富有文学意味。那是我第一次到达西班牙,我们在西班牙得到了抗议列强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场所和机会。我在马德里、萨拉曼卡、加的斯,三个城市参加了游行。我们在游行抗议的人群中,体验和享受革命与造反的、人民的节日感觉。
当时的反战口号中我注意较多的是“No a la Guerra(不要战争)”,当时我完全没有学西班牙语,但是另一个口号更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它是2003年西班牙人民会意地喊着的一个口号,也是西班牙内战时人民的誓言般的口号,“No Pasarán!”意思是“它们别想通过”。
我是在后来,包括在马德里的大街上听人解释后才开始明白,这句话,乃是1937年西班牙内战中最响亮的口号。这个口号甚至成了西班牙人的一个精神象征。西班牙的进步人类,追求自由和正义的年轻人,在一切表示抗议和不同意见,表示自己异议的场合下,都把这个口号重新喊出来。
2013年,为了抗议小布什的美国国际战争集团和他们背后的国际金融资本主义,为了阻止它们发动的对伊斯兰世界的大战争,全世界600个城市联合举行大游行。而西班牙1937年的口号“No Pasarán!”又一次响彻云霄,表达了人民对历史与对现实的一个辑本观点。这一反复表达的誓言,给了我非常强的刺激,使我觉得,以2003年我们获得了理解1937年的标准。从人民的心声,我们似乎感受到了1937年的西班牙发生的事,也懂得了它是一次革命。
再有一个契机。
西班牙是一个绵延八百年之久的伊斯兰历史的国家。换句话说,在公元9世纪前后的时候,世界伊斯兰的文明中心并不在巴格达或大马士革,而是在西班牙南部的科尔多瓦。科尔多瓦代表的伊斯兰文明,曾经是世界文明无可争议的顶峰。科尔多瓦代表的宗教宽容、学术文化,知识渴求,人种平等,至今被历史学家不断地缅怀。伊斯兰西班牙时代的各种人民自由融合,共同拿出智慧创造文明的图景,作为人民对历史的憧憬和人类的美好回忆保留下来。
但是这种历史彻底结束了。在一种弗朗哥式的意识形态指导下,在一种弗朗哥式的斩尽杀绝的异类扑灭战争之后,历史被埋葬了,西班牙变成了弗朗哥口号呼喊的“一个”(佛朗哥时代在会议或仪式上喊着三个口号:“西班牙是一个(uno),西班牙伟大(grande),西班牙自由(libre)”。
西班牙的独裁者弗朗哥与历史上断绝了多文化共存的八百年文明的天主教政权,有着酷似的意识形态。历史在非常近似地演出着,甚至连地理都在重合;我们能在共和派身上,清晰地看见一个曾被残酷压迫的摩里斯科的影子。在西班牙,不管是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都不能容忍与历史和当代的弗朗哥同流合污。他们要追求那个憧憬的民主、共存、多彩的理想。
历史在前后相连,这就是我简短发言的总结。
我们已经看见:1937年的历史,公开地、高声地连接着2003年。应该说,它也一直连接到今天。还应该说,它一直追溯、延伸、连接着过去的历史。
历史从来没有改变,对历史清晰的人们,在向我们释放一个信息:你们不要觉得太遥远,你要注意,口号永远是那个口号;我们奋斗的目的,从来没有改变。我们反对的,就是那个东西。只是在历史上它有那个嘴脸,今天有这个嘴脸。我们对他们的态度,也只有一个,“No Pasarán” !
 
                                        
 
索飒:
首先我想说抢救记忆这样一个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书里有一个细节,我读至此页几乎要惊呼起来:当年国际纵队到了西班牙以后,首先要到西班牙中部的阿尔巴塞特(Albacete)报到,去的人有的是厨师,很多人不会打枪,都得训练。周围许多小村子当年都有国际纵队的训练营地。有一个村子叫马德里格拉斯(Madrigueras),听起来耳熟,一查2008年的笔记,我们到过那个地方!当时我们去了一天,却不知道这个地方当时是训练基地之一,在政治意义上我们与这么一个重要的地点擦肩而过。1996年西班牙内战60周年,全世界残存的300个国际纵队老战士回到西班牙重访故地,有一个英国人,叫David Crook,他坚持要到马德里格拉斯去。他18岁的时候在这个村子训练,与一个西班牙姑娘的家庭交往很深,那个姑娘教他西班牙语,他们恋爱了,甚至想到结婚,后来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直到今天,他已经已经白发苍苍,坐着轮椅去了。分别时,那个老太太拥抱着他,给他们塞面包等好吃的,像当年一样。这么感人的事情,我居然一点不知道。
   如果只是因为自己的阅历不够,或者说世界之大无法尽览,倒也无妨。问题在于我们所了解的历史,可能被主流话语故意压制或遮蔽了。西班牙内战和二战关系密切,举二战历史为例,二战使美国窃据自由世界的盟主地位,宣传二战的电影如盟军登陆等,这样的题材源源不断、涌流不尽。而对于西班牙内战,如果不是西班牙国内共和派知识分子坚持写书,坚持出电影,世界可能不知道这段历史。再比如战后对于犹太人受到迫害的历史人人皆知,但是跟犹太人同样受到很大迫害的吉普赛人,很少有人知道,在战争法庭上也基本是空缺。
    抢救记忆不是我的提法。有一个乌拉圭作家叫爱德华多•加莱亚诺,即《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的作者,乌拉圭国内独裁时期他流亡国外到西班牙,这个抢劫记忆是他的话。我为他的《镜子》在《读书》上写过书评。《镜子》讲的是另类世界史,是被我们主流的世界历史所掩盖的那些边缘人记忆里的历史。他说:“我是一个希望为抢救记忆做贡献的作家,抢救整个美洲被劫持的记忆,尤其是拉丁美洲——这块我深爱着而被人歧视的土地——被劫持的记忆。”抢救记忆是有觉悟的知识分子的义不容辞的责任,像倪慧如、邹宁远他们做的就是这种工作。
历史是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被“理性”梳理过的文字的历史,还有一部分是活在人们记忆当中和口头流传的历史。正因为主流话语占据了文字历史的舞台,所以记忆和口传的历史不能说只是对前者的一个补充,有可能它们正包含着真相。
他们两位身上还表现了一种行动精神。在西班牙偏僻山村驱车寻访非常艰难,况且他们还不懂西班牙语。书中有一段写他们要找当年一个内战的战场甘德萨(Gandesa),非常困难,车几乎从悬崖上翻落,没有这个行动精神是做不到这一点。而且她的爱人邹宁远,于1988年、1996年两次跟着国际纵队的老战士跑到西班牙,他不是去捞材料,而是去感受人的真情实感。这本书从1988年酝酿到现在,本来可以急功近利很快抛出来,但是他们没有。更近一步,他们还没有止于出这本书,邹宁远在2011年参加到加沙支援的救援船队,在前一年土耳其那只船队被以色列人杀死了九个人后,再次冒着生命危险到加沙去,当然这个船在希腊被希腊扣住了,还让美国船队的一个老船长上了法庭,邹宁远就参加了这个船队。也就是说他们的这种精神前后是一致的。西班牙内战不是历史上的孤立事件,它是精神史上的重要一环,包括我们的作者也已经参与了这样一种精神、这样一种行动。
   西班牙内战具有有非常鲜明的阶级色彩和非常鲜明的西班牙色彩,我认为它撞上了二次世界大战,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偶合。它也许可以与智利的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政府相比。非常清楚,共和派政府是劳动人民通过选举建立的民主政府,曾有口号称之为劳动者的共和国。在有些省份,两三个月中分给农民的土地超过了1900年到1936年三十多年分的土地。佛朗哥作为一个将军背叛政府以后,军队却并没有一致跟着佛朗哥,西班牙海军四分之三的士兵和下级军官站到了共和派一边,为什么?他们是穷人。他们把西班牙海岸全封锁了,不让佛朗哥从非洲把叛军运过来,后来佛朗哥借用了墨索里尼的飞机才运过来的。马德里、巴塞罗那、瓦伦西亚的士兵把他们的将军处决了或者取代了,坚决站在共和派这边,这在历史上也是很少见的,一般军人政变很快得手。另外,当时从全世界各地去的,多是劳动者,书中记载的中国人下层人比较多,有法国雷诺汽车厂的工人。我在《丰饶的苦难》中写过一个秘鲁的诗人叫塞萨尔•巴列霍,他也是非常贫穷的诗人,当时流亡到巴黎,整天关心西班牙。他写的诗在西班牙共和派士兵战壕里流传。有一本题为《我作证》的纪实文学作品,其中讲到有一个农民共和派战士,他的尸体被打成一个个枪眼,全打破烂了。人们从他口袋里找到一张传单,这张传单写的都是错别字。我在翻译时采取了汉语谐音,将“速告全体战友”,译作“束告全体战友”。刚才讲的秘鲁诗人,就此写了一首诗,说“他的尸体充满了生命”,这些文学作品在共和派的战壕里传诵。就是这样一种色彩很像阿连德政府时期的色彩。所不同的是西班牙进行了三年的抵抗,有抵抗才有全世界人民的支援。像今天巴勒斯坦,他们抵抗了这么长时间,如果他们早早成了犹太复国主义的良民,也不会有今天全世界的这样一种支援活动。
    西班牙内战根源很深,人们形象地说自古以来就有两个西班牙,一个代表光明进步,一个代表黑暗保守。内战结束以后,有些流亡的共和派知识分子、历史学家开始研究他们国家从中世纪起的历史。西班牙国家是在一种排斥他者文化,强化中央集权,依靠教会上层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个色彩一直延续下来。以佛朗哥主义为代表的国家对八百年的伊斯兰文明史只字不提,年轻人根本不知道还有八百年这样的文化融合时代。它对美洲殖民史也没有做过严肃反思。我们经常觉得西班牙内战非常血腥,非常残酷,就缘于这种长时期的对立。西班牙艺术也反映了这种色彩。像毕加索的画,戈雅的画,还有电影大师布努埃尔,他们的艺术都是变形的,怪诞的,这都跟扭曲的历史有关。而且这个历史的确绵延不断,比如刚才讲共和派一边的“No Pasarán!”口号,还有一个佛朗哥式的国家主义口号叫做“Arriba, España!”,可以翻译成“前进,西班牙!”,这个口号从15世纪的“反宗教改革”运动,喊到了美洲殖民地,又喊到了今天。今天你看西班牙内战的电影,佛朗哥分子就是这样呼口号,在中世纪也是这样,到了美洲攻打印第安人时同样是这个口号,非常有意味。
    西班牙内战是二战前期发生的,看了这本书以后我更明确了这样一个想法,二战和一战本质上是一样的。二战后,政治文化最大的得利者是美国,它被树立成自由世界盟主的形象,不同的资本主义集团在二战中和战后,被渲染成一边完全是法西斯,另一边就成了自由世界,自由世界在捍卫西方文明。这个东西非常虚伪,从西班牙内战可以看出来。西班牙内战时,英法宣称中立,在意大利和德国都派了飞机轰西班牙国土时,它们也保持中立,但并不妨碍自己国家的军火商卖武器给西班牙的佛朗哥。西班牙共和派打到不能再打的时候,盼望二次世界大战能改变战局,以为打败了希特勒他们就来打佛朗哥,结果佛朗哥刚上台,英法马上就承认,这很说明问题。佛朗哥在战后本来有点孤立,联合国不让他参加,因为他是法西斯这边的。但是佛朗哥非常聪明,他说我是反共的先锋,你们现在要反苏联得拉着我,所以他很快又跟美国站在一起了。所以,我觉得在西班牙内战的问题上很能说明二战的本质。
    还有一个事例也是从这本书里看出来的,这本书里有一个国际纵队战士叫毕道文的,他是印尼的华侨,印尼本来在二战前是被荷兰殖民主义占领的,二战的时候日本占了,照理说,西方自由世界在战后应该让人家独立了吧。不,荷兰又跑回去了,继续统治印度尼西亚。美国这时候参与谈判,美国对印尼说,你如果承认荷兰的统治权,我就给你经援,否则就不给你经援。这样的自由世界盟主也是看得很清楚的。越南是一个同样的例子,越南原来是法国殖民地,把日本法西斯赶走了以后,法国又跑回去占领殖民地。我印象中好像是美国派船把法国兵运到越南的。这一点也是我从这本书里引申的一种感觉,不一定对,供大家参考。
   
                                      
 
李陀:
我看书,喜欢对比现在,经常有一个感想,就是知识分子的情怀问题。我最近越来越觉得中国的知识界麻烦比较大,首先是,老师被学生看不起,教授被写成“教兽”,这是很大的一件事,师道尊严,被如此的蔑视、被如此的践踏,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从这里看出中国知识分子有很大问题。但是如果我们回到历史去看,回到世界历史当中去看,知识分子的情怀曾经有过非常的扩大,非常的饱满,有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在我印象里头,不往远说,比如一战前后欧洲的知识分子,他们不太在意国家,国家意识并不像今天这么强烈,那个时候,现代主义写作和现代主义艺术正在彭勃兴起,没有一个作家说你是这个国的、我是这个国的,考虑的问题都是全世界的问题。当然他们有时代的局限,他们所谓的人类问题其实只是欧洲问题。不过,那时候他们共同都有一个毁灭感,都觉得人类文明产生了巨大的问题。所以当时欧洲的知识分子,他们无论是左翼也好,右翼也好,考虑的都是大问题,不是那么琐碎、那么阴暗、那么狭隘的,不是的。
    还有,我的少年时代,50年代,那时候的一个历史今天被遮蔽了,就是和平运动,我相信在座的年轻人已经没有多少人知道50年代的和平运动。二战以后,战争给全世界的知识分子一个深刻的认识,就是我们再也不要战争了。但是这个反对战争,跟今天我们国内有一些年轻人理解的反对战争是不一样的,是全世界的知识分子都联合起来要争取和平,声势非常大。中国知识分子那时候也积极地投入到和平运动,和世界各国知识界来往非常多,视野非常开阔,而且,这个追求和平运动充满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社会主义的追求,特别是反殖民主义,跟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紧紧结合在一起。对比五十年代,比起参加西班牙国际纵队的这些人来,我们显得那么猥琐,充满了市侩气,充满了小市民的小算计。
    我也不多说了,同学们看看《当世界年轻的时候》这本书,对照对照你的师长,对照对照你周围的公知,对照对照我们自己,胸怀是不一样的,品质是不一样的。我们应该考虑一下,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一个知识分子情怀,是不是应该关心更多的事情,是不是应该像西班牙国际纵队那些普通人一样,把世界的事情当成自己的事情。刚才倪慧如再三说到四海为家,四海为家这是咱们中国话,“龙灯花鼓夜,仗剑走天涯。大地春如海,男儿国是家。”应该有这种气魄。所以,我觉得我们看一本书,要考虑考虑到底读书为什么,我们能不能做一个有情怀的知识分子?
   
                                        
 
韩少功:
很感谢国际纵队在七十五年前给我们留下来这一段历史,也感谢这本书的作者,还有支持者,让我们终于看到了这本书。我读书的第一个感觉,简单说来很感动也很感慨。我特别喜欢这本书的简体版的书名《当世界年轻的时候》,为什么我们感觉到很年轻?在我的理解中,年轻也好,青春也好,这是一种热情,跟年龄没什么关系。现在年纪很轻的人没有热情也会显得很衰老,有点像你(李陀)说的这个市侩化。那么所谓热情是什么呢?热情就是对他人的一种关切,或者说他的关切半径比较大。比如有人可以关心到西班牙怎么样,关心到世界的另外一个遥远的角落怎么样,而我们现在很多人,按照利益理性人的这个逻辑,只关心个人利益最大化。这成了一个金科玉律。如果把它稍微放大一点,就是我们家庭利益的最大化,社区利益的最大化,民族国家的利益最大化。这就牵扯到民族主义的问题。刚才索飒说到西班牙历史。当时西班牙内战爆发,为什么英法那些所谓自由主义的国家保持了一种非常阴暗的态度,袖手旁观,甚至暗中纵容和支持佛朗哥?实际上,那时候民族主义或者国家主义已经开始变成强大的政治势力,种族主义也夹杂其中。希特勒对犹太人的迫害,是一种特别集中的表现。但在这之前,欧洲的种族主义也好和民族主义不断升温,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对犹太人的歧视和迫害哪只是纳粹德国?英国、法国、波兰、俄国等国家都有排犹的法案和运动,只是二战以后这些东西都通通被掩盖了,大家把所有账都记在希特勒的头上。
    倒是一些左翼,像国际纵队这样一些人,有一种世界主义的情怀。比如我们唱的《国际歌》,作为共产主义的圣曲,它一开始就是带有国际视野和全球抱负的。我小时候觉得奇怪,我是指一些俄国人、德国人可以跑到中国的井冈山这种深山老林里来,同中国人一起穿草鞋,吃红薯。那时也有很多中国人去苏联参加抗击法西斯的战争,像刘伯承他们都去了前线,还有《当世界年轻的时候》这本书里写的中国人,活跃在西班牙的战场。那时候真是四海为家。大家都觉得这个很正常。但是后来随着种族主义、民族主义越来越强大,乃至我们今天,“民族”“国家”已经是一个了不得的东西了,大家能想到“民族”“国家”,那已经是了不得的崇高境界了。“振兴中华”“民族复兴”已是这个时代最正统、最主流、最高调的口号。对于一个曾经积弱、积贫的国家来说,这个口号当然有它的合理性,但这其实是不够的。把民族复兴作为我们最终极的目标,在朝鲜人、越南人、印度人、俄国人、欧洲人听来也是不具亲和力与感召力的,缺少价值观的温暖与光辉。民族主义也好,种族主义也好,尽管它们与极端个人主义有区别,构成了一种紧张关系,但是在价值观方面却有具有连续性,是一个逻辑的延伸。这就是说,如果我们个人利益最大化是合理的话,那它的政治放大就是民族主义,甚至种族主义。这种东西与我们所说的那种热情,那种四海为家的情怀还是有很大的距离。
    我同一些知识分子朋友出国,有时候的感受特别奇怪。因为在国内我这些朋友都是非常自由主义的,批评极权,批评腐败,我都觉得不错。但我同他们一起到印度,到东南亚某个地方,我会突然发现这些自由派朋友们变得非常势利,瞧不起印度人脏兮兮的贫民区,瞧不上这里或那里的破破烂烂,很容易产一种种族的优越感。他们不愿意在历史、制度、文化等方面展开思考,最常见的傲慢是:那些劣等民族还应该在世界上存在下去吗?我当时就设想,如果我这些朋友是总督,是殖民者,他们的八面威风该何等了得!广州眼下有几万非洲人,当然其中有一些是非法移民,甚至在中国做了些不好的事情,让我们很头疼。但是一些知识分子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他们对待很多黑人的那种表情、那种口气,那种不由分说的歧视与厌恶,那种不分青红皂白的排外主义态度,与当年上海滩“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告示有何区别?他们的那种自由主义到哪里去了?我们中国人是从来被人家看不起的,在白人面前受老鼻子气了,但是一转脸,我们说的平等和自由,我们说的互相尊重,便变得非常脆弱。这是我们文化与精神上一个非常大的缺陷。
    联想到这本《当世界年轻的时候》,我觉得中国知识界在精神上暮气沉沉。其实我们的一切都很新,我们的建筑、我们的服装、我们的汽车、我们的飞机,都是非常新的,光鲜耀眼。但在这样一个国家,我们在某些方面非常衰老,热情成了稀有元素。一个冷漠的世界里不可能有幸福。只是热情才能越过我们个人的边界,越过我们家庭的边界,越过我们国家的边界,使这个世界重新找回青春和尊严。
   
                                        
 
鲍昆:
我先说说为什么当时我决心把这本书引进到中国来。我第一次听到倪慧如和邹宁远演讲的时候特别激动,因为当时是一个特别特殊的会议,是我们纪念罗伯特•卡帕1937年在中国武汉拍的很多照片的会议。这些照片曾经长期在我们革命历史叙事中不断地出现,可是我们一直不知道拍摄者是谁,实际上是卡帕。因为卡帕在1937年到中国来的时候,正是前面几位都讲到的这段历史,卡帕当时来的时候还有一个著名的导演叫伊文斯,荷兰的导演,他当时拍了一部给世界带来巨大影响的电影,叫《四万万中国人》。这些人到中国来,我突然发现倪慧如和邹宁远的演讲,让我自认为一直知道的现代史,尤其有关中国的现代史和中国与世界之间关系的历史,有一个重大的间断。我立刻意识到这个间断不是我的间断,是整个中国知识分子的间断。也就是说这些年来,中国的知识界对上个世纪,从一战到二战之间,甚至我们还往前推,推到19世纪中期以后,马克思主义兴起,和当时欧洲的知识分子开始突然意识到资本主义这个魔兽在改变世界的时候,于是大家对资本主义开始反省和批判的历史是不清楚的。比如说,现在我们小资爱谈的波德莱尔,他的《恶之花》,以艺术家和批评家的角度,已经开始强烈地抵制资本主义,在反抗它。这种反抗后来实际上形成了集体的声音。这个声音在今天看,我们应该把它叫做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政治学,一直到文学、艺术形成的一股思潮和社会实践。而且它形成了统一的战线,这个战线我个人认为可以叫做左翼运动。我说的我们一个大间断,就是间断了一个对叫左翼思想史的认识与记忆。
    我们那次会议的探讨由卡帕的照片展开。我从摄影史的角度谈到了布列松的左翼背景,还有当时一个更重要的人物,是中国人不熟悉的一个叫维利•罗尼的一个法国左翼摄影师。从这些摄影师又展开谈到海明威、斯坦贝克、聂鲁达一大片人,包括毕加索。他们当时为什么都跑到了西班牙,西班牙当时对全世界的左翼知识分子象征着什么?因为在一战以后,马克思的很多预言不幸被言中了,也就是很多知识分子意识到了这个世界出了问题,整个人类文明出问题了。问题出在哪里?出在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所以全世界的知识分子们,包括少功刚才用的这个词汇不太准确,但是他后面这个对了,前面叫世界主义,实际上是国际主义。请大家注意,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的时候,他提到的是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可是我们当时会把它作为一般的修辞来认识,而恰恰忘了当时就叫国际主义者。这些国际主义者和左翼运动、左翼知识分子都是一回事,也就是当全世界在20年代,尤其到一战之后到二战之间知识分子基本都是左翼人士。我们在那次会议上有一个美国的教授,我忘了他的名字,他当时在会上说了一句话,他说在一战以后到二战之间,你如果自认为你叫知识分子的话,你要不是左翼就奇怪了。也就是说所有的自认为知书识字能够思想的人,全部都是左翼分子。你要是右翼分子,一定是一个坏人,知识分子你要是站在帝国主义立场和资本主义立场上,你一定是有问题的。
    我想说这段历史,为什么那么多人到西班牙?就是因为全世界意识到了以希特勒、墨索里尼为首的法西斯分子和势力,可能是资本主义更凶恶的代表者。所以全世界的艺术家、知识分子、左翼人士都去西班牙支援代表民众的共和军。当然左翼运动中成分非常复杂,左翼这个名字之下,包括无政府主义者、托派、社会主义者,各种各样的。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为了这个世界的正常运行,希望人类的社会正义和公平,这些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大家跑到西班牙,全部要实现自己未来的理想,要抵抗一种邪恶的势力。这个重大的背景一定要弄清楚。刚才索飒说,毕加索画《格尔尼卡》,就是希特勒直接用他的飞机轰炸格尔尼卡这个地方,所以毕加索画了这么一幅画。后来共和军战败以后,这些左翼分子又很多都来到了中国。咱们大家知道建国以后曾经有好多所谓的国际友好人士,后来很多人还加入了中国国籍,比如有国际友人爱泼斯坦、马海德等等。他们中有些人就是这样来到中国的。可是我们原来都不知道,觉得是一些人喜欢中国,跑到中国来体验中国文化,根本不是。他们是一群怀抱理想的国际主义战士。如果我们把这个历史背景展开以后,我们再看中国革命,中国革命实际上是有一个巨大的国际背景。当然,它有另外一个具体的路径,是从共产国际那边过来。不管怎么说,左翼的大背景,就是全世界都要抵抗资本主义,就是要追求贫苦人民的生活幸福。这是一个伟大的可贵的价值观。
   19世纪资本主义产业逐渐形成的以后,它和劳工之间形成的矛盾越来越尖锐,所以才产生了左翼运动、工人运动,而且这场斗争运动一直持续到二战以后。但是左翼运动,现在为什么被历史遗忘,甚至有一部分人要彻底消灭这段历史?我想我们应该回顾一下现在为什么对这段历史这么陌生?原因很多。国际上,二战以后美国实行麦卡锡主义,他们觉得中国革命的胜利,苏联的强大,尤其是发生在1950年的朝鲜战争,所以美国人认为共产主义对他威胁太大。美国有个麦卡锡议员跳出来,成立“非美委员会”,进行反共排外活动。他背后是美国的政治集团和资本集团。他们采取了很多极端的政治手段,直接迫害左翼分子,造成了整个左翼运动在西方受到政治上的直接打击。
    再有一个杀手,二战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获得高速的发展,我们今天看到这种高度物质化的消费主义的资本主义出现了。和早期工人运动的直接对抗不一样,这种消费主义的资本主义直接把很多贫穷的人殖民了。它告诉你买车、买房,过小康日子什么的,让人们忘记阶级的差别。左翼运动渐渐被这两重挤压,受到很大冲击。可是实际上所有矛盾都是在的,只是程度上不同而已。但是我们在今天这种现实中,如果忘却了这段历史,实际上忘却了我们一个历史的根本。
 
                                       
 
格非
我很抱歉,因为昨天中午的时候,刘禾才把这本书给我。昨天开完会,晚上回家很晚,我花了两三个小时看了一下。我是先从刘禾的这个序看起的。她在序里说到这么一段话,她说毛泽东在写《纪念白求恩》的时候有一句话,说白求恩是一个纯粹的人。刘禾说她当年读这篇文章时,不大明白什么叫做纯粹的人,言下之意现在她明白了。我很想知道刘禾是怎么理解的,换句话说,什么样的人可以被称为“纯粹的人”?我在刘禾的序里面找,找到最后她也没说,没有告诉我们答案。在这里,我也许可以就这个问题谈一点看法。
说实话,平时看人,我比较留意的一点是,在多大程度上一个人能够超越自身的处境、身份、阶层、地位乃至种族。我这觉得有没有这种超越能力,是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纯粹”的标志。白求恩的事迹,由于特殊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的带入,我们很难“纯粹”和“客观”地看待这一历史记忆。我们的认知要么发生了这样和那样的偏离,要么慢慢地钝化了。刚才韩少功和李陀都讲到,我们今天的社会是一个功利化的社会,我们为自己考虑,为自己的家庭考虑,为国家民族考虑,这似乎都是正当的,天经地义的。问题在于,没有“他者”,也就无所谓主体;没有外部,内部也不会存在;没有对于人类命运的共同关切,个人的生存实际上也不会有什么意义。参加过西班牙内战的海明威,在《丧钟为谁而鸣》中曾引用约翰•堂恩的一段话,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谁都不是一座岛屿,自成一体;每个人都是欧洲大陆的一小块,那本土的一部分;如果一块泥巴被海浪冲掉,欧洲就小了一点,如果一座海峡,如果你朋友或你自己的庄园被冲掉,也是如此;任何人的死亡使我有所缺损,因为我与人类难解难分。
昨天晚上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引起我思考的最大的触发点就在于,我们应当如何认识、思考并处理我们与他人、他国、他民族之间的关系,并对狭隘的民族主义进行必要的反省。这当然是一个老问题,可是由于整个社会世界越来越功利化,我们好像把它忘记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世界年轻时》是一个重要的提醒。
 
                                        
 
王中忱:
我自己读了这本书也特别受感动,实际上我是几年前到台湾的时候,主持人间出版社的吕正惠老师特别隆重地向我推荐这本书,我看了台湾版,但是今天听了倪老师现场讲,特别是看到倪老师这个人,更受感动,觉得他们的写作,不是一个简单的去寻找历史遗迹问题,我从倪老师从写这本书到实际投身反对跨国资本强权的运动,看到一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国际主义者的精神追求和实践态度。倪老师、邹老师的这本书,是因为有这么多朋友有志于国际主义理想的朋友的努力,才能够来到大陆,出版简体字版。我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人间出版”在台湾是什么样的出版社,实际上也不是一个商业出版社,是陈映真先生主持的一个真正坚持理想,坚持左翼理想,坚持得很苦的出版社,这个出版社出的这个书,经过了这样一个旅行到了大陆,非常有意义。
 
                                 
刘禾:
非常感谢大家今天出席这本书的座谈会,各位朋友都谈到对这本书的感受,而且还谈到了国际主义问题,谈到了热情的消失等等。《当世界年轻的时候》提醒我们大家,世界变得多么衰老,一个衰老的世界,我不想再多说。我要特别感谢倪慧如女士来讲述他们写书的经历,以及国际纵队的那些理想主义者给人哪些启发。张承志把西班牙的历史带入我们的思考中。索飒呼吁我们必须抢救记忆,而且告诉我们为什么要抢救记忆,这非常重要。李陀谈到知识分子的情怀,大家对此有很多的共鸣。韩少功先生提到了热情的半径,这很重要,提到如何思考自我与他人的关系,如何警惕国家主义等等。这本书告诉我们,国家主义的边界在哪里,与国际主义相比它是多么渺小的情怀。鲍昆明确指出左翼思想运动在20世纪是一个怎样的状况,它怎样被人遗忘。格非最后提醒我们,这本书提供一个宝贵的机会让我们反省自己,反省我们跟世界的关系,跟历史和文化的关系。
感谢大家提出的问题,有一些问题要引起我们进一步的反思。这本书不是一个普通的历史钩沉,当然不能跟像大家读的那些畅销书相提并论,希望大家好好读一读,这两位作者不仅花了十几年在全世界各地搜集材料,他们还参加很多当下的国际主义的运动。我跟李陀几年前在占领华尔街的过程中,一天下午在路上碰到他们两个人,这两位作者在所有的运动中都是非常投入,在此我向倪慧如女士致敬。感谢各位嘉宾,感谢各位来宾参与讨论,谢谢大家!
 
 
清华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跨语际文化研究中心2013年的学术活动
 
跨语际文化研究中心博士论坛(四),2012年12月28日
 
题目:思想如何表述:都市的“起兴“——论鲁迅的创作与北京文化氛围
报告人:陈洁,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
 
题目:条约的签订与“同文”的政治——以中日“修好条规“为中心
报告人:孙洛丹,清华大学中文系博士
 
 
 
跨语际文化研究中心博士论坛(五),2013年3月29日
 
“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从Lauren Berlant“私密公众”的角度看杨绛与读者的亲密关系
主讲人:Jess Field,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东亚系博士
内容:芝加哥大学英文系教授Lauren Berlant在考察美国通俗(包括文学和电影)文化的时候,提出一个“intimate public”的概念,指的是美国通俗文化的生产和消费过程中在女性的读者以及观众之间形成的一种有关情感认同,这种认同也许与身份政治并无太多关联,某种程度上是“并列政治”(juxta-political)的。这个概念是否可以拿来考察杨绛先生的散文写作?是否在杨绛先生的读者、杨绛先生的家庭故事,以及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文学文化阅读之间形成了某个程度的关于家庭、个人和历史的“intimate public?”
 
恋爱与神经病——读徐祖正《兰生弟的日记》
主讲人:任勇胜,清华大学中文系博士
内容:爱情是现代性的话语中是有关个人、情感和身体规训的很重要的一部分。徐祖正早年留学日本,深受日本大正时期贵族学校教育的影响,尤其是其中有关“烦闷”身体美学上的教育。日记体和书信也是近代文学发生发展之中很重要的一种体裁。如何理解徐祖正的这种跨文化的情感体验和书写,如何历史化地看待身体、情感和近代文学媒体之间的关系?
 
跨语际文化研究中心博士论坛(六),2013年4月19日,下午2-5pm
 
题目:纪念张晖:阅读《中国“诗史”传统》
地点:清华大学凯风研究员(清华大学人文社科图书馆四楼,从图书馆东南门乘电梯)
 
介绍:
张晖(1976-2013),上海崇明人,香港科技大学中文系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中国诗学、词学、清代文学和古典文学理论。著有《龙榆生先生年谱》(2001)、《诗史》(2007),曾点校《施淑仪集》(2011),编有《量守庐学记续编:黄侃的生平和学术》(2006)。
 
陈国球:本书是我所见讨论“诗史”这个文学观念最为详切深明的著作。是书从《本事诗》开始,往下搜罗了两宋到明清重要的“诗史”论述,提其要,钩其玄,既“读入”也能“读出。”张晖语细致剖析“诗史”这个概念之时,常常将相关论述放置在中国诗学的“抒情传统”主潮中思考,指出两个论述传统往往互为作用,或者互相牵制。这种“诗史”与“抒情”关系的观察最能启发人思,相信对往后学界于中国批评观念以至文学思想的探索,有很大的帮助。
 
蒋寅:张晖这部著作,不仅在文献上下了一番深挖的功夫,广泛地占有材料,更本着尊重历史复杂性的态度,力求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把握不同时代人们对“诗史”的不同理解,完整地勾画出中国文学批评史与“言志”的抒情传统并立的另一个“诗史”的纪实传统,并对二者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全书征引文献丰富,分析透彻,在对《本事诗》、明代复古诗论及清初王夫之、钱谦益“诗史”观念的讨论中均提出饶有新意的结论。
 
使用版本:三联书店2012年版。
  

清华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跨语际文化研究中心2012年的学术活动

 

I. 博士论坛

II. 文明优劣论与殖民史学研讨会

III. 跨语际文化研究中心系列演讲

 

 

I. 博士论坛

 

a)目的:

清华大学中文系和清华-哥大跨语际文化研究中心举办的博士论坛2012年春季学期进行“博士论坛”旨在为本系博士生提供谈论自己所做学术工作、彼此间进行学术交流的机会,创造各种可能来鼓励本系博士生进行学术交流、生产和发表,同时又不局限于本系学生,积极地和国内外各学术机构和学者的合作和交流。

国外知名大学研究生院系中都有相对小型的、固定周期的研讨会,以提供博士

生发表自己论文、进行学术交流的机会,以此帮助博士生熟悉和进入学术界。跨语际文化研究中心之美方的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更是有全北美闻名的、每年一次的博士生研讨会,提供给全世界各地博士生共同进行学术交流的机会。清华大学正在努力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中文系又具有悠久的人文和历史资源,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清华-哥大跨语际文化研究中心举办本系的“博士论坛,”并且将其固定化、机制化起来,鼓励学术生产在不同语言、文化和学科之间进行。

 

b)形式:

 

论坛除了由博士生自己报告之外,同时会一起进行阅读和相关的学术访问活动。读书内容可考虑本系 教授作品、本系访问学者作品,或者目前较为显著的学术著作。比如,2012 年秋 季学期日本学者柄谷行人来访,即进行了相关的柄谷先生的作品阅读和讨论,且由柄谷先生亲自来讲述自己的著作。

 

论坛举办地点大多在新斋 304。但是,若报告内容,或者阅读讨论内容有与相关文化生产场所(如博物馆、纪念馆或者是文化人物故居)关联,也会在这些场所举办,以促进了解历史的某种程度的在场性。

跨语际文化研究中心同时恢复清华中文系的刊物《国际理论空间》(2003年第一辑,清华大学出版社),主要刊登国外较为前沿的理论文章。博士论坛利用和《空间》刊物重合的地方,比如可以共同阅读理论文章、刊登相关讨论结果,以及训练博士生写新近理论著作的学术书评。

 

目前,“博士论坛”暂由本系博士后一名负责召集,会成为中文系和跨语际文化研究中心一项比较固定的学术活动传统。

 

c)目前已经进行的次数:

 

 

三月九日

 

报告人:戴安德(Anatoly Detwyler),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博士生

题目:三十年代的资讯发行和茅盾的作品

 

报告人:曾嵘,日本大阪大学博士生,清华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题目:堀田善衞与中国追溯其思想的形成轨迹

 

 

四月六日

 

报告人:高莉(Gal Gvili),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博士生

题目:宗教精神的拯救:救国主义、宗教科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

 

报告人:仓重拓(Taku Kurashige),清华大学中文系硕士生

题目:沈从文的革命题材小说

 

四月二十日

 

报告人:洪理达(Leta Hong Fincher),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

题目:后社会主义中国住房商品化和性别等级制度

 

报告人:刘凯,清华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题目:关于国木田独步的北海道书写-从《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韩文版序》谈起

 

五月十一日

 

报告人:桑海,清华大学中文系博士,《清华学报》编辑

题目:胡适的诗学及言文一致的问题

 

六月八日

 

报告人:安吉(Angie Baecker),清华大学中文系硕士

题目:韦伯的阅读在中国

 

报告人:姜文涛,清华大学中文系博士后

题目:从媒体理论看近代文学的形成-博士论文的反思

 

七月十三日

 

报告人:林惠彬,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题目:略说近代基督教汉文小说

 

报告人:苏真(Richard So),芝加哥大学英文系助理教授

题目:张爱玲与中央情报局的关系

 

九月二十一日

 

报告人:宋溟,清华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德国自由柏林大学访问学者

题目:张君劢与生命哲学

 

十月二十六日

 

报告人:曾嵘,日本大阪大学文学博士,清华中文系博士

题目:日本战后文学与第三世界

 

报告人:齐晓红,清华中文系博士,历史系博士后

题目:1930年代的民族主义文学

 

十一月十六日

 

与柄谷行人教授一起读《跨越性批判:康德与马克思》(中央编译,2011年)

 

 

II. 学术会议

 

 

文明优劣论与殖民史学

六月二十三日-二十四日

 

会议主旨:在文明关系的研究和论述当中,文明等级论或曰文明优劣论影响深远。其源头可追溯到十八至十九世纪的欧洲和北美的殖民历史和殖民话语,此话语渗透到了历史学、哲学、人类学、政治经济学以及语言学研究等众多学科。经过长期的渗透,文明等级论形成了巨大的规模,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流传。日本福泽谕吉的文明论正是通过这样的传播渠道,于十九世纪末进入中国,早期国际法和历史地理教科书的译介也极大地推动了文明等级论的传播,从而奠定了一整套进步主义的历史想象。从梁启超、梁漱溟直至当代,东西文明比较的论述长期以来指导着中国人对自己以及对世界的认识,然而,隐藏在这种认识背后的殖民话语的意识形态则往往被人忽略。

 

近几十年以来,国外当代学术对殖民主义的知识谱系进行的检讨和批判,主要来自后殖民等理论的视野,在今天,我们认为国内的人文学者也有必要积极地,对我们现有的知识结构和知谱系进行深入地检讨和批判,尤其是反省殖民史学中的文明等级论。

 

为了使这次座谈会有一定的针对性,我们愿意事先提供一些理论和学术方面的材料,供大家参考和准备发言。其它细节,我们将通过电邮另行通知。

 

本次座谈会不要求与会者发表正式论文,但我们计划在未来合适的时候举办一次有关这个题目的正式学术会议,届时将邀请与会者提交论文。

 

研讨会议程

第一日:2012623

上午(地点:紫光国际交流中心地下二层会议室,清华大学东门外西侧向前50米)

第一场

主持人:王中忱(清华大学)

9:00-9:30   罗钢(清华大学)  致欢迎辞

9:30-10:00  刘禾(哥伦比亚大学):文明论——现代学科的政治无意识

 

第二场

主持人:杨念群(中国人民大学)

10:00-10:30  唐晓峰(北京大学):“文明” 概念与地理学思想

10:30-11:00  梁展(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科学·标准·等级——文明概念与西方的知识/权力

11:00-11:30  李零(北京大学):什么是东方?——波斯与中国

11:30-12:30  提问与讨论

 

12:30-13:30  午餐(清华大学观畴园三层餐厅)

 

下午(地点:清华大学新斋353会议室)

 

第三场

主持人:胡志德(洛杉矶加州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

13:30-14:00  赵京华(中国社会科学院):

“脱亚入欧”观念与东亚现代性问题

——对子安宣邦文明史论批判的进一步思考

14:00-14:30  倪伟(复旦大学):福泽谕吉的“文明论”与鲁迅早期思想

14:30-15:00  孙郁(中国人民大学):鲁迅与1927年中国考古学的建立

15:00-15:30  提问与讨论

 

15:30-15:45  茶歇

 

第四场

主持人:陈雁(复旦大学)

15:45-16:15  杨念群(中国人民大学):

近代中国“新史学”的演化路径与殖民想象

16:15-16:45  程巍(中国社会科学院):

“做一个文明人”——清末民初的“世界语”运动

16:45-17:15  王中忱:1920-1930年代日本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讨论

17:15-18:00  提问与讨论

 

18:00  晚餐(西贝莜面村:颐和园北宫门对面)

 

 

 

第二日:2012624

 

上午(地点:清华大学新斋353会议室)

 

第五场

主持人:孙郁(中国人民大学)

9:00-9:30  刘大先(中国社科院):

“民间” 、“民族”的诞生、分合演变及其背后

——从时间与他者谈起

9:30-10:00  罗岗(华东师范大学):

西洋和东洋关于现代中国的乡村社会与革命的论述

10:00-10:30  熊鹰(柏林自由大学):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全球化和东亚现代性

10:30-11:00  提问与讨论

 

11:00-11:10  茶歇

 

第六场

主持人:罗钢(清华大学)

11:10-11:40  陈雁(复旦大学):性别、文明与后殖民史学

11:40-12:10  孟庆澍(河南大学):

文明等级论与古文的命运——从章士钊的政论文谈起

12:10-12:30   提问与讨论

 

12:30-13:30  午餐(清华大学观畴园三层餐厅)

 

下午(地点:清华大学新斋353会议室)

 

第七场

主持人:罗岗(华东师范大学)

13:30-14:00  郭双林(中国人民大学):

他者“世界”的发现与自我“家园”的迷失

14:00-14:30  胡志德:现代、现代主义和现代性问题

14:30-15:00  姜文涛(清华大学):文明论中的“耽溺”与启蒙运动的历史叙述

15:00-15:30  提问与讨论

 

15:30-15:45  茶歇

 

第八场

主持人:刘禾

15:45-16:15  圆桌讨论

16:15-17:15  后续工作商讨

17:30  晚宴(清华东门 全聚德)

 

媒体所发会议发言

 

文明优劣论与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叙述

 

中华读书报 》( 20120711 13 版)

 

近几十年来,国外当代学术对殖民主义的知识谱系进行的检讨和批判,主要来自后殖民等理论的视野,今天,国内的人文学者也有必要积极地对我们现有的知识结构和知识谱系进行深入的检讨和批判,尤其是反省殖民史学中的文明等级论。据此,清华哥大跨语际文化研究中心于6月下旬在清华大学校内举办了一次工作坊性质的研讨会,该研讨会由哥伦比亚大学刘禾教授和清华大学王中忱教授共同发起并主持,主要围绕文明等级论与殖民史学等一系列的历史叙事问题进行了探讨。文明论-即文明等级论-是现代学科共有的政治无意识,这是因为文明论与现代学科——以社会科学和文科为主——的发生和传播有着密切的历史渊源,这里指的是欧洲的殖民史和资本主义向全球扩张的历史,以及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所逐渐形成的现代知识结构。长期以来,欧美国家的文明等级论早已潜移默化,当这种文明论以政治无意识的方式运作时,它尤其危险。对于当前近代史研究来说,反省过去两百年的知识结构,审视殖民史学的大叙事,也是非常必要的。

 

文明等级论与殖民史学这个题目是刘禾教授提议的,我觉得现在就这个题目进行研讨是非常重要和有意义的。下面我想就三本书来谈谈我对这个题目的体会,这三部著作都是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上有影响的作品。

 

第一部是一篇历史学里非常重要的文献,即梁启超在1902年发表的《新史学》。梁启超虽然被人们称为改良主义者,但其实很喜欢革命,搞过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又搞史学革命。这篇文章就是他发动史学革命时的一篇代表作。在一个文明优劣论或殖民史学的背景下来重读这篇文章,会读出一些有意思的东西。梁启超在这篇文章中认为,中国过去的史学有很大的问题,他甚至说:虽谓中国前者未尝有史,殆非为过。所以需要建立新史学。他所谓的新史学其要义有三点。第一,新史学是叙述进化之现象;第二是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第三是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和公例。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客观规律。我们都知道,梁启超的西学并不好,他的新史学主要取材于一位日本学者给当时日本专门学校写的教材。这本教材又主要是依据一个英国学者博克尔的《英国文明史》写成的,所以梁启超的新史学和西方的文明论是有一种直接的关系的。正如费边在《时间与他者》中指出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殖民主义有一种内在的共谋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达尔文主义就是这种文明优劣论的一个理论载体。梁启超在接受进化论史学的时候,实际上也就间接地接受了这种文明优劣论。在这个文明进化的阶梯上,西方文明处于高级的阶段,东方文明、中国文明处于低级的阶段。近代以来,欧洲始终充当着人类历史的火车头,殖民主义正是以这种文明优劣论作为殖民侵略的口实。而梁启超的史学观也是以这种文明优劣论为基础的,在他看来中国的史学属于一种低级的、低劣的史学,而西方的史学代表一种进化的、高级的史学。二十世纪中国的史学,尽管经过了很长的发展,有了很多的变化,比如说有维新派的,像梁启超的史学,有后来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如胡适的史学,再有后来的郭沫若、范文澜等人的唯物史观的史学,但是这种文明优劣论实际上一直是一个潜在的预设。

 

我曾经读过一位印度学者写的关于印度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著作,他说,这些史学著作在叙述印度近代历史的时候,采用的是一种所谓过渡叙事,也就是在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叙事中来呈现他们的历史。在读这部书的时候,我觉得很有意思。这种历史呈现和我们过去在中国近代史中读到的竟然十分类似,比如说,印度学者说,为什么印度的资产阶级革命没有取得最后的胜利呢?是因为印度的资产阶级很软弱,革命的条件还很不充分,一下就让我想起过去我们对辛亥革命的评价。其实我们的近代史的叙述也是这样一种过渡叙事,印度和中国近代所走过的道路很不相同,但都被纳入了同一种过渡叙事中间。这说明第三世界国家在叙述自身历史的时候,都很难完全摆脱欧洲史学,或者这种文明优劣论的影响。

 

第二本书是一本哲学著作,这就是胡适著名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后来学界对这本书评价并不高,但认为它对二十世纪中国学术的发展起到了一种范式的作用,为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的写作提供了一种信仰、价值和技术支持系统,因而为很多后来者所效仿。和梁启超一样,胡适也认为中国过去没有真正的哲学史,他说中国过去的哲学都是没有统序,没有条理,没有系统的,因此有必要构建一种系统的历史,他说这是他写这本哲学史的一个最大的愿望。但是如何构建这个历史系统呢?他的方法是用别系的哲学作一种解释演述的工具,他说的别系的哲学实际上就是欧洲哲学。所以胡适的这本哲学史基本上就是用欧洲哲学的方法来处理中国古代思想。后来金岳霖批评这本书说,读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就好像在读一个美国人写的中国哲学史,胡适在这本书里表现出来的偏见是大多数美国人的偏见。问题在于为什么胡适乐于将所谓别系的哲学拿过来,来条理、来剪裁中国自己的哲学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认为中国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哲学和西方人相比,是落后的、没有系统的。所以当时他虽然提倡整理国故,但他说整理国故的目的是捉妖,是打鬼,是所谓的化神奇为臭腐(不是化臭腐为神奇)。胡适这种哲学史的写作方法对后来有很大的影响,我们知道后来有各种各样新的哲学史的写法,比如说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斗争等等。但这种用别系的哲学来条理中国的思想、文化和历史的做法并没有根本的改变。

 

第三本书是一本文学领域的著作,就是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这本书和胡适的书完全不一样,胡适的书只写了上卷,他后来一直说要写下卷,但一直没有写出来,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而郭绍虞这本《中国文学批评史》被认为是这个学科的奠基之作,他从二十年代写起,一直到1947年出齐,上下卷一共七十五万字,他做了非常绵密、细致的文献的搜集和考辨工作。所以至今人们仍然认为它是二十世纪影响最大的一本中国文学批评史,他在写作上同样有与梁启超和胡适相似的思想背景,宽泛的说,是同一种文明论优劣论的背景。在这本书里,郭绍虞试图用西方的理论和观念来处理中国文学批评的材料,他的这本书也是以进化论作为基本线索,他把中国文学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是演进期,从先秦到魏晋南北朝;第二是复古期,即隋唐,第三是完成期,从宋到晚清。为什么他会把隋唐说成是复古期呢?主要原因就在于,他认为从先秦到魏晋南北朝,文学是在逐步的自觉,到了隋唐,无论是当时的新乐府运动还是古文运动,它的整个潮流是重新强调政教与文学的关系,他认为这就是复辟,是一股逆流,是应该否定的。他的这种历史评价的根据是从哪儿来的呢?也是从近代西方以康德为代表的那种审美独立、审美超越利害的理论那里来的。此后,中国文学批评研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五十年代以后,人们改用所谓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作为贯穿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基本线索。文革以后,又来了一个否定之否定,把所谓政教中心主义与审美中心主义的对立看作是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基本规律,这实际上又回到了五四时期流行的所谓载道和言志的对立,这种方法一直沿用至今,人们认为这是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阐释,而且发展到最新的阶段,出现了更加荒谬的结果,比如前几年国内文学理论界有一场很热烈的讨论,叫做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为什么要对中国古代文论进行现代转换呢?原因是人们发现我们现在所用的文学理论术语都是从西方来的,没有中国的话语,这就造成了中国在国际理论对话里的失语,我们没有自己的语言,怎么办呢?这就需要到中国古代文论里去寻找,但找来的东西又是用不得的,它不适合我们现在国际对话的需要,所以我们要对它进行现代转换。我觉得这个现代转换很有意思,比如他们说意境是一个中国古代的术语,那么就把西方的什么形象思维啊,什么接受美学啊等等,都把它注入进去,他们用的叫注入,像打针一样打到里头去,打到里头去以后它就变了,就转换了。虽然还是叫意境,但它已经转换成现代的东西,也就是西方的东西,这样就国际化了,就可以接轨了。在这场讨论中人们争辩的焦点是古代的东西是否可能转换成现代的东西,但是却很少有人对这种转换本身提出质疑。大家都认为转换是对的,应该转换,不转换怎么拿来用呢?实际上这背后仍然是一种文明优劣论,就是认为中国古代的文论不行,我们必须要用现代西方的理论来对它点石成金”“脱胎换骨,最后它才能够进入国际符号的生产和流通体系。这其实是一种政治无意识,没有谁意识到它的背后竟然是同一种文明优劣论,这种文明优劣论从五四以后逐步构成了我们现代历史叙事最重要的一块基石。

 

我记得做学生的时候,有一个老师跟我聊天,他说特别羡慕五四那一代人,那一代人真是得天独厚,拿个锄头走到田里去,随便找个地方开垦,就可以开拓一个新的领域,我们现在没办法,都只能跟在他们后面走,当时我也说是,你看我们现在的博士生找个博士论文选题多么难。而那时候,比如胡适,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就是他在美国的博士论文改写的,二十几岁就出版了,一下子就暴得大名,所以说他们那一代人确实是幸运的。但是现在我觉得这样说可能是轻率的,在他们所谓的里也有不幸。他们的历史功绩里可能也包含着重大的迷误,他们当然是我们现代学术道路的开拓者,但他们开拓的这条道路并不一定完全是正确的。我们今天应该对他们的选择进行深刻的反思,而这种反思就应该从文明优劣论和殖民史学的问题入手。

 

文明等级论:现代学科的政治无意识

 

中华读书报 》( 20120711 13 版)

 

清华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的跨语际文化研究中心成立于20116月,中心成立以后,我们计划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举办这个工作坊,所谓的工作坊就是不太正式的学术讨论会,不发表论文,只希望学者相互之间进行一次特别充分和坦率的思想交流。我们这次不但请来文史领域的权威学者,而且还邀请了年富力强,思想活跃的中青年学者一起参加讨论,因此,对这个会,我们有很高的期待。

 

为什么要提出文明论和殖民史学这个话题?我想最好的答案应该是在两天之内的会议讨论中凸现出来。这里只是初步谈一点我们的想法,作为引子,抛砖引玉。近些年国内的学术发展出现了一个相当繁荣的局面,论文的产量很高,其中有非常好的成果,但也出现不少问题。大家熟悉的那一类问题我就不在此多说,我要说的一点,是国内外学者共同碰到的问题,那就是学科之间的分野和界限过于严格,不同的学科之间画地为牢、各自为政,学者们自觉不自觉地充当起学科边界的警察,设立太多的禁忌,告诉他们的学生,这个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这个局面今天已经是学术进一步发展的障碍,我觉得值得大家重视起来。

 

文史哲原本不分家,可是一画地为牢,种种学术利益就容易干扰我们的思维和视野,限制学者的想象力。我们这次会议讨论的重点——文明论,就经常被学科的藩篱挡在门外,成为无论哪一个学科都忽略的课题。而最有意思的是,其实文明论-即文明等级论-恰恰正是现代学科共有的政治无意识。为什么说它是现代学科共有的政治无意识?这是因为文明论与现代学科——以社会科学和文科为主——的发生和传播有着密切的历史渊源,我指的是欧洲的殖民史和资本主义向全球扩张的历史,以及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所逐渐形成的现代知识结构。无论什么原因,当代人对这个历史的遗忘,就是政治无意识的一种表现。

 

现代学科的建立和发展,与殖民史之间的联系涉及到方方面面。比如亚当·斯密提出的社会阶段论,以及后来出现的形形色色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包括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假说;再如比较语言学,包括比较的方法论,比较的对象和比较的前理解,其研究方法往往离不开公开或暗含的文明比较。还必须提到的是历史地理学,唐晓峰的研究能帮助我们深入理解这一点,因为历史地理学作为一个学科出现——经由教科书和学术研究的传播——对改造现代人的世界观产生了重大影响,至今仍在发挥作用;而政治经济学阐发的四段或五段这些以文明比较做前提的社会阶段论,曾经在历史地理学里得到了充分的展开。此外,我们不能忽视文学叙事——尤其是现代游记和探险文学——的力量,从《鲁滨逊漂流记》一直到今天,文学叙事贯穿了众多领域,它是巩固人们的政治无意识的强大力量,值得我们重视起来。最后我要提一下,人类学这个学科也是在18-19世纪以后成熟起来的,这次我们为与会者提供的参考资料里有一本著作叫《时间与他者:人类学如何炮制其研究对象》,它检讨了人类学在建立和维护文明等级方面,尤其在把历史时间进行空间化处理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作用。

 

我自己最早关注文明等级论这个问题始于对国际法翻译的研究。许多年前,我在读1864年出版的中译本《万国公法》时——这部最早的国际法著作的中译本是基于美国法学家Henry Wheaton亨利·惠顿的原著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国际法原理》——发现文明等级论在现代国际法里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于是我想,恐怕有必要系统地检讨我们所熟悉的现代知识结构。稍后,我读到另一本书,大受启发,它是Gerrit Gong的《国际社会中的文明标准》(The Standard of Civilization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这本书详细地梳理了国际法与文明标准之间的关系,对近些年海外的国际法研究和与之相关的法学领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政治经济学的四个社会阶段论在18世纪被亚当·斯密提出后,又出现过五阶段论,总之,无论是四个阶段,还是五个阶段,政治经济学展开了一种进步主义的思维方式,这种进步主义与文明等级论有着十分紧密的逻辑关系。亚当·斯密在1760年提出的四个社会阶段 stages of society) 分别为狩猎、游牧、农耕和经商,他的思想后来被许多欧洲思想家做了进一步的发展。值得提一句的是法国思想家基佐,尤其是他的那本《现代欧洲的文明史》,影响深远,福柯在《知识考古学》里提到过他,但今天多数人都已不记得基佐的名字。这些著述或者直接弘扬文明等级论,或者是传播文明等级论的重要载体,但是它们多被人遗忘。这种遗忘其实很有意思,有时,一个思想流行起来,当它传播最广的时候,作者的名字也随之消失,因为大家都接受了他的观点,于是他的观点成为人们的无意识。总之,从政治经济学一直到国际法,从历史写作、民族志写作、人类学写作,到旅行文学,欧洲人的文明标准逐渐在人们的脑子里生根。

 

那么,文明的标准是怎样设定的?简单说来,在文明等级论的视野里,人类社会被分为野人savage”蛮人barbarian”半开化half-civilized”——福泽谕吉在《文明论概略》中把半开化译为半开”——“文明civilized”开化enlightened”,在这里,文明开化有时是并在一起用的,比如福泽谕吉说的文明开化。日本人最早翻译enlightened civilized的时候,他们使用汉字很灵活,有时候叫人匪夷所思。按道理,用开化来翻译civilized,用文明来翻译英文enlightened,恐怕更贴切一些,因为enlightened英文字面的意思就是照亮的,后来人们又把这个词译为启蒙当年翻译《万国公法》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和协助他工作的四位中国学者选择的是另一个词翻译civilized,它既不是开化,也不是文明,而是服化,丁韪良的翻译早于福泽谕吉。

 

1836年穆勒撰写的《文明》一文,较能体现十九世纪的文明阶段论和进步主义观念,他很重视利用女性的社会地位判断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这里的性别意识不是可有可无的,因为它经常是欧美人士——包括来华传教士——用来实行文明等级判断的标准。为什么晚清的进步知识分子忽然集体地转向中国妇女的缠足问题?为什么这些男士积极发动废缠足运动?因为让他们极度焦虑的是,妇女的地位与欧美人眼中的中国社会的文明等级有极大的关系,而从18世纪末到整个19世纪,欧美人的文明论始终是把中国、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划入半开化的社会阶段。

 

福泽谕吉在《文明论概略》中也如法炮制,他承认中国和日本属于半开化的社会阶段,这也是他提出脱亚入欧的基本前提。那么,福泽谕吉的文明论是从哪里来的?按通常的说法,他算是日本西学东渐的先驱,不过,我们千万不要高估了当时的西学。福泽谕吉远渡美国的时候做短期访问的时候,他的英文程度很有限,他回日本之前买了一大堆英文的中学教科书,因为教科书容易看懂。于是,这些书就成为他后来撰写《西洋事情》和《文明论概略》这两本书的基本材料。福泽谕吉的这些书都属于编译,其实,明治维新日本和晚清出版的大量著作都属于这一类的编译,于是,迈过编译这样一个门槛,欧美的中学教科书摇身一变,成为所谓的西学

 

比如,其中一本美国中学教课书叫做《地理学基础》,作者是威廉 ·伍德布里奇,它是一本地理学的畅销书,出版在鸦片战争之前的1825年。我们来看书中第128条对文明标准的设定和对文明等级的分类:人类文明由低至高分为五个发展阶段,即野人、蛮人、半开化人、文明人和开化人。再看这个教科书的第132条:半开化的社会就如同中国、日本和亚洲南部的其他地区那样 ……这些社会都奴役女性。上面说过,是否奴役女性始终是文明标准的一部分,到了19世纪初期,政治经济学有关狩猎、游牧、农耕和经商的社会阶段论,也被纳入种族优劣等级的标准。这是1825年前后欧美中学生耳熟能详的教科书,也就是说,在鸦片战争之前,所有受过中等以上教育的欧美人都读过这一类的历史地理教科书,他们的世界观和知识结构也是这样形成的。

 

但欧美人的世界观和知识结构如何变成了我们的世界观和知识结构?这个问题往往被近代史学家们忽略,而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因为我们所接受的那个文明等级论生命力极强,至今还在驱动我们的发展观,驱动今人对现代化前景的想象。晚清以来,中国人虽然不像福泽谕吉那样崇尚脱亚入欧,但实际上都这样或那样地默认了所谓半开化的文明身份。(比如在北京、上海和其他中国城市的街道上,我们经常看到做一个文明人的标语,其实,做一个有公德的人不是更准确的说法吗?)

 

回到《万国公法》的翻译。《万国公法》给我们提出的问题是,文明等级论和国际法有什么关系?我们知道,主权这个概念sovereignty是现代国际法的根本,主权国家之间是不承认治外法权extraterritoriality的;严格地讲,治外法权违背国际法的主权原理。但有一个重要例外,这个例外是,主权国家可以对非文明国家实行治外法权。治外法权适用的非文明国家包括,半开化社会,野蛮社会,异教徒,劣等种族(非白人) 等,因此,治外法权始终是在欧美国家以外实行的,比如19-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文明等级论一边调和了治外法权与国际法的主权原理之间的矛盾,一边巩固了欧美人在殖民扩张中的唯我独尊的地位。

 

除了指出现代国际法与18-19世纪的文明等级论的关联之外,我最后想强调的是,文明论的核心是进步主义历史观,它是产生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社会基础。人们通常以为,生物进化论导致了进步主义世界观,其实刚好相反。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是1859年才问世的,而政治经济学的社会阶段论和文明等级论,早在此前就已经流行,为进化论提供了大量的思想和话语资源。因此,我们只能说生物进化论加强了文明等级论的科学地位,同时又把文明等级论推向了政治无意识的境地。

 

长期以来,欧美国家的文明等级论早已潜移默化,成为屡屡威胁世界和平的导火索,我们必须意识到,当这种文明论以政治无意识的方式运作时,它尤其危险。最后,对于当前近代史研究来说,反省过去两百年的知识结构,审视殖民史学的大叙事(如天朝闭关自守),也是非常必要的,因为蒋廷黻和费正清等人留给我们的殖民史学,至今仍然影响着近代史的写作,影响着人们对鸦片战争和中外关系的研究,因此,也必然影响人们对现代中国和未来中国的思考,在这个意义上,发动一场对文明论和殖民史学的检讨不仅很必要,而且势在必行。

 

III.清华-哥大跨语际文化研究中心系列演讲之(一)(二)

 

(一)十二月二十一日,911am,清华近春园会议室

 

演讲人:Ira Livingston,美国纽约市普拉特艺术研究所人文与媒体研究系系主任,教授

题目:New Convergences of Poetics and Science

 

(二)十二月二十四日,1517pm,清华近春园会议室

 

演讲人:Iona Man-Cheong (文朵莲),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校区历史系副教授

题目:18th Century Chinese Sailors in London: Cross-Cultural Exercises inthe Interstices of Empire

 

清华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跨语际文化研究中心成立典礼在清华大学召开

 

2011.06.29              

 

        全球化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人文学科的机制和格局,传统的人文研究和社会科学由于长期在单一语种和单一学科中工作,已经无法适应这一巨变。而比较文学天然具有的跨语际、跨文化、跨学科的优势和重要性在近些年来日益突出,在全球化的形势下,比较文学较之其他人文学科将具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为了适应这一新形势的发展,6月29日上午10时,清华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跨语际文化研究中心(Center for Translingual and Transcultural Studies)成立典礼在清华大学甲所会议第二会议室召开,40多名嘉宾出席了成立仪式。该中心提出要“以两校的教学与研究人员为基础,联合亚洲、北美、欧洲等世界各国的学者,跨学科和全球化的背景下开展跨文化跨语际的学术研究,以期推进世界各文明体系之间的相互理解和文化合作”。清华大学副校长谢维和、哥伦比亚大学副校长Nicholas Dirk、比较文学和社会研究所的所长Stathis Gourgouris、以及东亚系系主任韩明士等分别致辞。清华大学谢维和副校长在致辞中提出,清华将在今后的人文学科建设中积极推广这样一种联合世界各国学者的跨文化、跨语际的学术研究和文化合作,将其制度化,成为清华的一项人文学科传统长久的保持下去。
        哥伦比亚大学、清华大学双聘教授、跨语际文化研究中心中方主任刘禾教授在讲话中指出,中心主要致力于三个方面的重要工作。第一,解决国内比较文学研究存在的种种问题,推动一种新型的跨语际、跨文化的学术研究,以推动国内人文学科的发展。刘禾认为目前国内比较文学研究存在学科视野过于狭窄、缺少系统翻译介绍国际重要学术理论成果、比较文学博士生培养难与国际学术界接轨等诸多问题,强调“跨语际”,主要指的是方法,强调“跨文化”,主要指的是一种特殊的认知对象。第二,推动跨学科研究,旨在培养二十一世纪的人文研究人才。刘禾指出,近十年以来,跨学科研究已成为人文领域新热点和新趋势,但国内目前的“跨”学科过于狭隘,往往只能在一国文学和另一国文学之间进行。中心通过加强国际合作,鼓励青年学者在人文研究各学科之间做跨学科研究,甚至在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之间实行跨学科研究。第三,推动“数码人文”(digital humanities)研究在中国比较文学界的发展。刘禾提出,数码媒体(digital media) 是自印刷术发明以来,给人类文明带来的又一次巨大变革的技术。互联网对文学写作和艺术想象带来难以估量的冲击,写作本身在悄悄地发生改变,从写什么到怎样写,如何面对新的受众,以及传统作家式的創作与网络参与式的写作之间,将会形成怎样的社会空间等等,都是作家和批评家考虑的理论和实践因素。在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数码媒体和网络文化正在上升为理论前沿的课题,在这里,中国的比较文学学者与世界其它地方的学者可以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探索人类的新问题。
        成立典礼上还展示了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著名艺术家徐冰专门为跨语际文化研究中心设计的Logo。该Logo以CTTS这四个英文字母为创作素材,以跨语际书写为创作主旨,用汉语方块字摹写英文字母,并重新组合成一个方块字,极具视觉艺术效果。徐冰说,“跨”是艺术家常用的方法,而“语际”则是他个人极其钟爱的创作素材来源。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跨语际文化研究中心中方主任罗钢教授,北京大学教授、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严绍璗,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刘象愚,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所长陈众议,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院长孙郁,哥伦比亚大学全球中心主任肖耿等十多位国内外知名学者到会并发表讲话。(清华大学中文系崔琦供稿)
 
【会议照片】
 
 
 【贺    词】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
(2011年6月29日)
 
中国  清华大学  — 美国 哥伦比亚大学
       跨语际文化研究中心  尊敬的各位同事:
 
        今天,两校“跨语际文化研究中心”在中国北京清华大学宣告成立,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全体同仁谨向贵中心表示热情的祝贺和亲切的敬意。
        世界文明 进程的历史经验 和所积聚的丰厚的成果昭示我们,各族群和各民族的文明的创造在以自己的特定生存的“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中形成的“哲学观念”为“本体”的同时,一定也在“显性”的和“隐性”的相应层面中存在着与人类文明智慧的融通,从而使文明的进程斑斓多彩,人类的生活能和合共存。因此,科学的人文学术工作者,建立起相应的文化大视野的观念,确立在多元文化语境中阐述研究对象的内在的生成机制、理解其本质特征,把握其价值功能,已经成为“文化研究”的最基础性、也是最具有前沿性的基本内容。
我国清华大学在20世纪初期已经开始建立和推进这一人文学术的基本观念和学术实践,成为近代中国人文研究中 科学性表现的最领先的基地。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我国人文学术的复兴大潮中,由于我国学者的坚韧的努力,肩负着人文学术这一基本使命的“比较文学学术”获得了长足的进步,不仅丰富了我国人文学术的内涵,而且,站在了与国际学术界对话的前沿,成为中国文化理解与走向世界,世界文化理解与走向中国的桥梁。
        今天,作为这一学术在我国最早创立研究基地的清华大学诸位同仁,与著名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同行,联手而创立“跨语际文化研究中心”,承继先辈的“文化大视野”立场,却又跳出“比较文学”的俗套,别开新面,定名为“跨语际文化研究”,从而直达人文学术这一基本的又是最具有前沿性价值的研究的核心,必定会对我国学界给予极为积极的启示和引导。
        当今人类社会的发展 为人文学术提出了更加严峻的任务。在这个时候,清华大学与哥伦比亚大学的诸位同仁,集众多之智慧,谋学科发展之大计,实在是本学科发展史上应该记录的特大好事。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一直得到清华大学同仁热切的帮助和关心,我们再次祝贺“跨语际文化研究中心”的创设,我们愿意与亲爱的同事们就相关的课题共同研讨,一起拒绝社会喧嚣的干扰,拒绝蛊惑人心的伪劣包装,走真正的人文学术研究之路。我们相信,迎着新世纪的朝阳,以全体同仁的智慧和努力,一定会创造出我们的业绩!
         北京大学 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 
                             2011年6月29日
 
 
              【为跨语际文化研究中心成立典礼写的致辞】
刘禾
2011.6.29

 
各位来宾, 各位同事、朋友们、同学们:
        首先,我要感谢谢校长的致辞,感谢从哥伦比亚大学发来的致辞与贺信。这些热情的致辞和来信,让我强烈地感受到清华大学领导和哥伦比亚大学校方对跨语际文化研究中心的支持和厚望,为了不辜负这些支持和期待,我们还需要做很多的努力和工作,任重而道远。
 在清华建立这样一个中心的想法,其实已经酝酿了很多年, 今天,我们多年的想法终于变成了现实。我要感谢所有为此做出了贡献和努力的同事和朋友们,特别是清华大学中文系的系主任刘石教授,还有王中忱教授,格非教授,他们参与了中心成立的许多筹备工作,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和努力,那么这个中心的成立是不可想象的。另外,我还要特别强调,在我们的筹备工作期间,中心的中方主任文学院副院长罗钢教授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此外,清华大学的校方领导和哥伦比亚大学的校方领导,不仅大力支持,并且于去年6月12日,由谢维和副校长和Nick Dirks副校长正式签署了备忘录,为中心的成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有照片为证)
        跨语际文化研究中心的英文名字叫 Center for Translingual and Transcultural Studies, 简称 CTTS(见艺术家徐冰为我们设计的 logo)。 为什么要成立这个中心? 这里面的动力是什么?我想在这里做一点解释。
我们知道,全球化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人文学科的机制和格局,传统的人文研究已经无法适应这一巨变。 我自己是学比较文学出身的,多年来,也一直在这个领域做研究工作,因此有机会观察这一研究领域的发展变迁,也使我对比较文学研究的特点、长处有了深切的体会。在人文研究领域之内,比较文学天然地具有跨语际、跨文化、跨学科的优势, 而传统的其它人文研究和社会科学由于都长期在单一语种和单一学科中工作,这方面就显得薄弱许多。近些年来,这一优势和长处的重要性日益突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化的压力下,特别重视一种广义的人文视野和文化多元主义,强调世界各国所面临的重大课题,诸如社会伦理、历史遗产、环境保护等等,都是跨国现象,都不可能脱离全球文化和文化多样性等环境去解决。在这种形势下,比较文学就更有了它的用武之地,也有了更广阔的发展前景 。
        但是,我认为比较文学在全球化时代也面临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它们也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发展中遇到的问题,这些问题构成了中国比较文学发展的诸多困境。 回顾国内比较文学研究的发展及其现状,我们可以看到种种不足,它体现在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其一,学科视野过于狭窄,大多数研究者仍拘泥于传统形成的框框,停留在对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的平行比较之上,或者走不出“影响说”的阴影,缺乏足够想象力,很难对文本以外的世界发言,更不能关注和研究当代世界范围文化领域中的种种新问题;
        其二.,当代比较文学和文化理论等领域的重要学术成果在国内还没有系统的翻译和出版,国内介绍当代欧美理论的书虽然有很多,但还远远不够系统,而且翻译质量也亟待提高。与此同时,问题的另一面,是迷恋国外时髦理论的倾向愈演愈烈,以为外国权威说的话,就一定是真理。这种做法给人文学界造成了多层面的误导 。
        其三. 在比较文学的博士生培养上,长期缺少基础训练的教材,也缺少对学术前沿理论发展的把握和介绍,尤其在学生的研究技能的训练方面,比较马虎粗疏,培养出来的博士人才很难与国际学术界接轨。
针对以上种种缺失,“清华-哥大跨语际文化研究中心”希望推动一种新型的跨语际、跨文化的学术研究,以推动国内人文学科的发展。强调“跨语际”,主要指的是方法,强调“跨文化”,主要指的是一种特殊的认知对象,我在下午的学术讲座中,会详细论述这些概念和区别。在坐的有清华大学和来自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生,他们是未来的学术栋梁,因此,我认为双方的博士生之间的密切合作十分必要,这种合作将是多方面的,有通过人文学科的理论资料的建设,也有对重要文献的译介和出版,还可以通过举办跨校的论坛和研讨会,不仅在学者之间,而且也在学生之间开展各种学习交流活动。 
        跨语际文化研究中心有个初步的翻译和出版计划,其中包括有十余种当代学术前沿的理论著作,这些著作均为美国大学的文科博士生讨论班的必读书。这一套翻译丛书不但能够促进国内外学术信息的交流,而且还会有助于加强国内文科博士生的基础训练。 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
        第二点,跨语际文化研究中心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跨学科研究。在二战后的一段时间里,美国的跨学科研究开始起步,得到一定发展,并获得不少学术界公认的重要成果,这些学术实践深刻地影响了欧美国家整体的人文研究领域,使得跨学科研究逐步成为人文学术领域的共同需要。近十年以来,当跨学科研究更成为人文领域新热点和新趋势的时候,比较文学不仅加入跨学科的研究,,带来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果,并且成为跨学科研究中最活跃、最具有开拓性的一翼。
        如果拿上述跨学科研究的发展,来检查中国当代的跨学科研究,就不难看出这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国内“跨”学科,往往只能在一国文学和另一国文学之间进行,不可能在历史、哲学、社会伦理和语言文化这样大的范围里,发现和研究过去和现在的很多重大问题。为此,如何突破目前跨学科研究的狭隘性,使得跨学科研究真正成为人文研究前沿的重要方法,是我们的重要目标之一。
改进方法之一就是加强国际间的合作。清华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跨语际文化研究中心在这方面有独特的优势,中美两方的学者可以加强合作,取长补短 。 我们不但鼓励在人文研究各学科之间做跨学科研究,我们还愿意鼓励青年学者在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之间,实行跨学科研究。我们的目标是培养二十一世纪的人文研究人才。
        我想说的最后一点,是人文研究与当代世界的关系。我们都知道,互联网对当代政治、经济、文化、传媒以及社交和日常生活带来了空前和广泛的冲击。近些年来,美国的人文学界提出了“数码人文”(digital humanities) 的新概念。这个概念凸显了传统的纸媒和以印刷术为基础的文史哲研究的局限。我们可以预计,传统的纸媒、影像、和其他信息的储存和传播方式,即使不被取而代之,也必定会在新媒体的整合之下改头换面,获得新的功能和新的意义。我们还可以预计,这样的变化会对文学写作和艺术想象带来难以估量的冲击,具体到诗人、作家和学者,电脑和互联网的到来,意味着写作本身在悄悄地发生改变,从写什么到怎样写,如何面对新的受众,以及传统作家式的創作与网络参与式的写作之间,将会形成怎样的社会空间等等,都是作家和批评家考虑的理论和实践因素。 
        数码媒体(digital media) 是自印刷术发明以来,给人类文明带来的又一次巨大变革的技术。 由于我们目前身处于这场变革的漩涡之中, 由于技术发明的意义总是会超越科技本身,因此, 今天所有的人都不能不面对新媒体带来的各种机遇和挑战。在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数码媒体和网络文化正在上升为理论前沿的课题,在这里,中国的比较文学学者与世界其它地方的学者可以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探索人类的新问题 。
        总之,由于互联网和数码媒体地出现,无论人文研究还是比较文学研究都面临着新的问题,新的挑战,在应对这些新问题和新挑战过程中,我相信无论学术研究和理论研究都将发生巨大的变化,甚至可能是革命性的变化。放眼这样一个巨变的时代,我们的跨语际文化研究中心的建立可以说正逢其时,我们会把未来的一切新的困难和挑战都当作机遇,在新学术和新理论建设中取获得更大的成绩,取得得更大的进步。
        我今天想说就是这些,谢谢大家。
 
 【与会者致辞】
 根据录音整理
【刘象愚】
        首先我感到非常高兴,来参加清华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跨语际文化研究中心的成立典礼。这个中心的成立的对于中国乃至国际的比较文学界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我想就以下几方面来谈:“第一从学科的层面来讲,比较文学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经历了重大的变革,已经最初的文化研究转化为比较文化,这是历史的潮流。刚才刘禾教授讲到的跨语际跨文化研究的基本思路,我觉得非常好,真正融入了这个潮流。第二,从全世界不同文化相互对话,相互交流,,全球化的背景下,做跨语际的文化研究也是非常符合这个趋势,第三,这两个名校建立这样一个跨语际中心,强强联手,在中国还是第一家。哥伦比亚大学和清华大学都有很深厚的人文传统,哥大是美国最早建立比较文学系的大学之一,创办了第一份比较文学期刊。虽然后来哥大中断了一段比较文学系,但后来复兴起来,如今的各大比较文学具有着非常强大的队伍。清华也是如是,从国学院四大导师一直到八十年代以后,也建立了很强大的队伍。强强联手一定能将比较文学推向一个新的高峰,真心的祝愿中心能够在今后取得丰硕的学术成果,成为比较文学界的领头羊之一。
 
【陈众议】
        这是一件了不起、跨时代的事件。两校联合本身就是一个突破。两校联合本身就是一个穿心,中心任重道远,成立本身就会在国际上有大的反响。但也会有很多难题,首先就是方法论问题,文化研究本身就很宽泛,是一个保罗宇宙的面向,任何东西都可以进入研究视野。第二是一个悖论,我们现在基本上是在一个多元逐渐被削弱的情况下谈多元,文化研究的基础也建立在多元,但我很担心多元还剩多少,所谓的全球化就是跨国资本主义,在资本一家独大的情况下,多元还剩多少。中国80后,90后的孩子,在价值观和审美观上与欧美的孩子还有多少差别,我是很怀疑,趋同远远大于多元。我是由衷的祝贺,但同时也表示出敬佩,希望诸位能给我更多的启发。
 
【孙郁】
        首先是祝贺。我知道刘老师的思路,和国内的研究机构建立这 文化研究存在着一些问题。清华中文系有着顶尖的教授,一起合作,肯定能做出有趣的事情。如果需要我们做什么,我们非常愿意帮忙,如遇到一些问题,如资料问题,我们也愿意提供帮助。最后,希望不断看到你们新的成绩。
 
【肖耿】
        我很高兴这个中心成立。我们全球中心是哥大全球化策略,帮助哥大的老师同学与当地的科研机构合作。哥大与清华有很深的渊源。哥大和清华的合作非常多,我们的任务就是提供服务,尽量提供帮助。我发现现在懂双语,精通两国文化的人才非常稀缺。非常高兴来参加这个典礼。谢谢。
 
【徐冰】
        谢谢各位专家学者教授。刘禾教授提出这样一个设想后,我特别愿意参与。我本身很喜欢刘禾老师的书,跨语际里有一个动词,跨字,这个和艺术家很有关系。艺术家总是和动词有关系。语际本身和我个人的工作又有一定的关系,我的很多作品总是与语言文字之间的地带发生关系,比如这次给文化研究中心的logo, 我叫他英文方框子,是一种带着面具的文字。是表里不一,一种声东击西的策略。他给人熟悉的面孔,但你又叫不上他的名字。他好像在说一件事,实际上在说另外一件事。美国人问我:“你把中文白变成英文,中国人会不会不高兴?“我说:”不会,因我把英文改变成中文。“这两边不是哪边侵略另一方我代表中央美术学院对中心的成立表示祝贺。
 
【杨念群】
        跨语际对我们历史学界也有影响,而且影响越来越大。我一直把刘禾当成历史学家来看待。跨语际的思路的影星啊。那么,我们期待历史学界与比较文学界又相互的影星和相互的启发。 
 
【刘北成】
        首相还是祝贺。我也是作为刘禾的朋友,也是作为相关的工作者,我们今天庆贺一个新生儿的诞生,他和自然界的孩子是不一样的,是先有名字,后有孩子,这个名字很有意思,带有个人品牌的成分,跨语际这个,是刘禾的一个品牌,一个后殖民研究的重要成果,因此这个中心会带有一些这个品牌带来的东西。我还是希望,跨语际实践能够成为更大,对更多不同的取向,来参与这个合作。第二呢,好像是一个强强联合,强调合作的产物,但还是有强弱之分的。刚才肖先生讲到,哥大已经在这里成立第二个中心了,但清华不会到哥大区搞两个中心,在全球化的形势下,我们能够明显感受到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文化上,都有强弱之分。因此,我们在考虑一个中心能够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世界的形势和格局是不能够回避的,不能自欺欺人。第三,有新生儿的诞生,我们也看到过过去新生儿的夭亡,因此,我们还是对这个中心给予很大的期望,希望五年后,十年后我们能为他过五岁的生日,十岁的生日。
 
【曹莉】
        首先感谢邀请我来参加这样一个有意义的活动,刚才很多学者都提到这个中心过对哥大和对清华的意义。我想强调一下,这个中心尤其是对清华有着特殊的意义。今年4月开始庆祝百年校庆,大家都在回顾清华中西汇通的传统。我们也有些尝试,如何在不同的时期把这个传统的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但由于历史的问题,这些努力都成为一个时有时无,非常粗的线条。我希望这个中心能够学科的建设,学术的丰富,特别是人才的培养提供新思想和活力。我也代表今年三月刚刚成立的欧美学术研究中心,也是为了继承清华汇通的传统,中西古今兼修的传统的反思,我们也希望在工作之中能够和这个跨语际中心有更多的对话和参与。再次表示祝贺。
 
【余石屹】
        我从外语从业人员的角度来谈一谈我可以做些什么。刘禾教授提到她翻译。她指出国内有很多问题,我是深有体会,很多最基本的术语都有不同的翻译。我想到哥伦比亚大学连续出版过很多套的关于中国文化,日本文化的翻译,都是美国大学标准的课本,多年来学术站在最前沿。但在国内,没有人做这项工作,因此中心的成立做这项工作是非常有意义的。
 
【欧阳江河】
        我和刘禾教授有很多年的交往,深受她在学术和思想上的恩泽,几乎就是读她的书才开始对思想有意识地进行思考。刚才刘北成教授说这个中心的成立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我觉得也应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这个事情。中国作为一个经济体的崛起,已经改变很多力量的对比。但是作为一个文明古国,在文化和思想上,他的影响力,还是比较弱的。刚才有教授提到这里有强弱之分,我觉得这个中心的成立会改变这个强弱之分。刚才徐冰教授提到跨字,跨不仅作为一个动词,让我想到彩虹,大桥,既是动词,又是一个意象。这个概念本身,已经给我们很多联想。我也比较欣赏刚才杨教授把刘禾教授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来看待,我觉得刘禾最给人鼓舞启发之处把纯学术和思想研究,从跨出来角度,和实践历史有一个沟通,有个衔接,有一个穿越。这就是为什么她的书也受到很多诗人的喜爱,像徐冰教授也深受她的影响,他们的工作面对着不仅仅是自己的艺术、自己的诗歌,或自己的学术,她工作的对象是人类文明。我也寄希望于这个中心和各位专家,我像小学生一样激动和兴奋地等着读你们的思想成果。
 
 
【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