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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硕教授谈中国—欧洲相逢中的永久阈限与跨文化生成性

2014年6月27日下午,香港理工大学中欧对话中心主任,跨文化人类学教授于硕在熊知行楼举行了一场主题为“中国—欧洲相逢中的永久阈限与跨文化生成性”的讲座,40余名校内外师生参加了讲座并进行了互动。本次讲座由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中心主办,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张小军教授主持,系费孝通学术系列讲座第十三讲。

于硕教授首先阐述了人类学理论中的“阈限”概念,她指出“阈限”这一概念的提出最早源于法国民俗学家范•盖纳普,所谓阈限就是“从正常状态下的社会行为模式之中分离出来的一段时间和空间”,因此,阈限既是过程也是状态:它是一种无着落的状态,在不确定中,拥有充分的自由。于硕教授认为,在当代,“阈限”很不幸地成为了永久的状态。这种永久不等于静止,相反它是一个不断阐释、形成新构架的自动过程。正因如此,当今社会需要的是多样化认同,我们要主动到“边缘地区”去,以开放和包容的姿态对待异己的存在。

于硕讲授将中国欧洲之间自文艺复兴末期开始的三次相逢视为一个阐释型构 (interpretative configuration) 的自动进程 (auto-process),在渐行渐远中汇聚了原有的文化资源,形成某种自系统 (self-system),它拥有巨大的沟通、理解、阐释和超越各自来源的跨文化生成力(transcultural generativity)。这一进程的延续状态取决于异质认同 (hetero-identity) 的程度,在双向代言人的努力下,这一波澜起伏的相逢历史已然创造了中欧共享的第三类精神财富。

接着,她向我们呈现了500年以来在中国和欧洲之间流动展开的历史画卷:16-18世纪中叶对自发的普世价值接纳或排拒的“神圣人相逢”,19-20世纪主权国家对垒的“英雄人相逢”,20世纪后半叶冷战后追逐文化差异与量化统治的“经济人相逢”,以及正在浮现的21世纪全球普遍危机下的“生态人相逢”。与这段中国欧洲共同史的拓扑图相对应的是三个历史梦想:17-18世纪的普世价值梦,19-20世纪的民族国家梦,21世纪的共生人类梦。

她提出了两个概念来说明中欧相逢:“主动误解”和“积极误解”。在她看来,文化差别从来不是势不两立的原因,反倒是异质相吸的动力。当差异的强调成为主旋律时,背后藏着的经常是敌对意识和霸权欲望;而接纳和欣羡对方的独特性,其深处正是以一种共性(commonality)即可比性(comparability)为基础。“他者”、“异邦”是一种镜像感知的途径,形成参照和比较,激发梦想。交往就会有误解,不管是否有差异,其中有些误解是有意造成的,是为“主动误解”;还有些误解能产生积极的后果,是为“积极误解。

于硕教授还将300年前良知启蒙追寻普世价值的大辩论与当前“和平可亲文明的狮子”否定普世价值的“中国梦”做了相映成趣的呼应。她认为在人类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相依为命的今天,任何民族富强梦的实现前提都只能是让自己脱胎换骨,变成环球共生梦。

讲者简介:

于硕博士,法国华裔学者,跨文化人类学教授,香港理工大学中欧对话中心主任,东北师大特聘教授。曾任北京师范大学“京师学者”特聘教授,并曾在法国布莱斯特大学谢阁兰人文学院及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任教。她还是法兰西研究院人文学院中欧社会论坛创始人之一及第一任总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