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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大学人类学系主任金光亿先生主讲“人类学与文化遗产实践”

2017年12月4日下午15:30至18:00,应我院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中心的邀请,韩国首尔大学荣誉教授、山东大学人类学系主任金光亿教授(Kwang Ok KIM)在熊知行楼举办了题为“绊侣:人类学与文化遗产实践”的讲座。此次讲座系费孝通学术纪念讲座第六讲,由中心主任张小军教授主持。
金光亿师从著名人类学家埃文斯·普理查德(Evans-Pritchard)和莫里斯·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致力于中国问题的研究,是韩国人类学家中国研究的开创者。讲座一开始,金光亿先生怀着对人类学无比自信的心态向我们描述了人类学在韩国的起步和发展。韩国人类学起步较晚,直到1961年,首尔大学才创办考古人类学系。但之后人类学在韩国得到充分重视和发展,现在韩国200多所高校基本都讲授人类学课程。人类学在韩国之所以得到充分发展与其时代特征密切相关。90年代以后,尤其是新千年之后,韩国重视自身文化的挖掘,打造文化强国,人类学的社会地位得以提升。
之后,讲座转入正题。金光亿先生开宗明义,提出此次讲座探讨的问题,那就是“在文化遗产实践过程中,文化与能动者分裂,那么文化遗产为何而造?为谁而造?”金光亿先生介绍了在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目录划定的背景下,亚洲各国为争取列入其内而发起文化遗产保护运动。在这个过程中,亚洲各国有找寻和重新解读自身文化认同的隐喻。接下来,金光亿先生通过韩国河回村、江陵端午祭、中国泰山和丽江古城等文化遗产实践,揭示了文化遗产被标准化、等级化的现实。而这种等级化和标准化使文化遗产成为一种通行证,进而使商品化和艺术展演成为可能。
在众多的案例中,我们看到文化遗产都是由国家、文化工作者和旅游业者的共谋和重新界定的结果。而在这个过程中,承载本土文化的当地人却被排斥在外,成为本土文化遗产的他者。面对着这种近似荒唐的文化逻辑,人类学家投袂而起,批评科教文组织那种忽略文化主体(人)的“文化遗产”概念。进而,人类学家正视文化与主体分离这一社会事实,重新在思考文化到底为了什么?为了谁?发展的经典问题该何去何从?文化的承载物,到底是文化遗产,还是商品?社区到底是文化地域,还是表演的剧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在文化遗产实践中又该如何平衡?
张小军教授肯定了文化与主体分离在实践中大量存在的现实,需要借鉴不同国家,尤其是中日韩文化遗产实践活动的案例,进而对本土文化进行反思。在文化遗产热的当下,文化社区往往要面对商品化、全球化和广泛的外来文化的冲击,如金先生说言的儒家村落和江陵端午祭。在这种情况下,文化遗产的等级化、执照化、绅士化、主体异化、剧场化等现象很难避免,但我们需要重新反思文化概念,寻找新的文化遗产实践模式。讲座最后金先生对大家的提问,结合自身的经验给予了回答。讲座至此拉下了帷幕。